当代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这一变革反映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渗透于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的每一角落。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不但引起了农村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乃至城乡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而且将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浸润到农民日常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之中，由内至外潜在地瓦解着农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传统生活方式。
“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学陷阱
如今，人们在行动之前，总是要问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人际关系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在许多地区，农民邻里之间传统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上，农民之间的劳动关系都变成即时性的金钱交易。
农民在日渐功利化的同时，也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使得传统社区公共生活走向瓦解;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农民的生活逻辑中来，其行为充满着越来越多的变数而无法有效预期。“农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写照。对于当下农民而言，个人利益远远超过了公共利益，公共事务陷入了“越是集体的越少有人关注”的自利经济学陷阱之中。
公共精神是一个共同体或社会的灵魂。一个社会的公共精神越发达、越充分，这个社会的环境和氛围就越好，每个社会成员享有的社会资源和公共福利就越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农村社会里，这种公共精神正在不断流失，农村的公共事业也因此而萎缩。虽然最近这些年国家逐渐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但是即便是这样，农民考虑是否参与这些公共事业建设也是看他能否从中获取即时性利益——政府是否给予金钱报酬以及所给的报酬是否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而不是因为这项公共事业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
在当下农村社区里，现代性话语逐渐盛行，话语总体上呈现碎片化结构状态，而话语的本质从集体指向转向个体自身。这种深刻的变化在社区的公共舆论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公共舆论的去公共化。这种去公共化，首先是指公共舆论从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退隐到私下场合。人们不再在公开场合或公共领域谈论、批评甚或指责社区内某个人的失范或败德行为;人们偶尔会讨论与自己社区无关的“大话题”，这些大话题不仅失却了在地性，也失却了公共规范的功能。总之，这些公共舆论不再以公共利益为旨归了。
私人生活的变革总是跟公共领域的变革相互影响
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的乡村社会里，村庄公共舆论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各种偏常或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诸如“那是人家的事”这样的村庄公共舆论，形式上似乎趋向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更加包容，实质则是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诚如贺雪峰所言，没有了公共舆论，也没有了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村庄的公共性和伦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庄本身也越来越缺乏自主价值生产能力。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情，年轻人开始频繁地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可以毫无顾忌地贪污，甚至与乡村混混势力联合在一起。农村社区成为无规制之地，丛林原则肆虐横行，成为当下农村治理无可回避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抛弃“全能主义”治理形式的同时，国家也逐步放松了对私人生活的控制;“市场”逐渐取代国家将其力量延伸到农民的私人生活世界，从而加速了对传统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解构作用。诚如阎云翔所观察的那样，这种私人生活的变革，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他们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却无视应有的义务与责任，最终沦为“无公德的个人”。
私人生活的变革总是跟公共领域的变革相互影响、交织作用，其中最坏的情形，同时也在当下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正在泛滥的是：一方面是私欲的无限膨胀或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是互助精神的消解和公共意识的衰落。这种农民私人生活的异化，实际上是农村公共生活退化的一种表征和映射。
家庭生活是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普遍基础，它既是农民私人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农村公共领域的基本组成单元。如今，原来视为农民日常生活最坚固的“堡垒”——在集体化时代，国家曾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摧毁农民小家庭利益，将它融入社会主义“大集体”之中，然而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也日益变得不堪一击了。近些年，农民的离婚率急剧上升，打破了农民婚姻家庭一贯的稳定形态，农民的性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农民对婚前性行为说三道四，如今外出打工农民婚外同居、农村女孩进城“做小姐”、农民婚丧的脱衣舞表演已屡见不鲜，农民对此也见怪不怪了。农民的家庭生活无论是在形态上还是在结构上乃至是在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公共性消解：当代农村文化变迁的关键词
大量青壮年农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不仅仅使往昔其乐融融的农村失却了生机和活力……最初发生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层面的“空心化”也日渐蔓延到农民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之域。农村文化的“空心化”，不但表现在农民伦理道德的缺失和异化，更表现在年轻一代农民从骨子里瞧不起自己的农村文化——他们的行为取向抑或心理意识都是城市化的，他们不知晓也不愿意遵从传统农村社区的伦理道德规范;他们拼命地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抽身、逃离出来，纷纷拥抱五光十色的城市。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变迁的话，笔者认为这个恰当的关键词是公共性的消解。所有的农村文化之变几乎都是围绕着公共性的消解这条逻辑主线展开的：农民对自己的社区认同日益弱化，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衰微，村庄的公共舆论日趋瓦解，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那个曾经是农民生活的家园——村社共同体也处在解体之中。
“几乎每次文化变迁都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含义中留下一个新的积淀层”。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所遗留的“新的积淀层”，显然是公共性的消解。人们不仅在公共舆论、伦理道德等价值层面趋向去公共化，在实际的人际交往、生产关系以及公共参与等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也日趋个人化——过分关注个人的利益(计算)和个人的权利(得失)，对公共利益却漠不关心、对自身理应担纲的责任、义务装聋作哑。
我们认为，文化首先是一个公共性的概念。对于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也应抓住其主要矛盾，即公共性的消解和再造这个核心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提出了当代中国农村文化变迁中的公共性消解的问题，至于如何再造公共性尚没有真正破题，它也不可能依赖一两项研究所能解决，需要更多学人参与其中合作攻关，更需要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它。显然，公共性的再造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建设工程，需要几代中国人共同努力建设。
(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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