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未来我国应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之路。经济落后地区原本拥有较好的生态环境，如何利用生态环境发展产业是未来发展生态产业的必经之路。
时隔近三年，记者仍然清楚地记得2011年正月初七亲历的那场波及数十万人的“雪夜大逃亡”：一则“化工厂将要爆炸”的谣言引发了江苏省响水县的恐慌。据当地人反映，谣言所指的化工厂在响水生态化工园区，生活在附近的居民经常闻到刺鼻气味，在“大逃亡”发生前夕，弥漫在周围村庄的气味更为浓烈。
记者利用今年春节返乡再次走访响水县几处化工企业所在地。记者从该县政府门户网站发现，被列为重点的40家企业中有24家为化工类企业，主要位于该县东北方向灌河沿岸的“沿海经济区”、“生态化工园区”、“经济开发区”内。
偏远农村正成为污染重灾区
灌河南岸响水县开发区黄东村的西侧曾被规划为“响水县双港镇化工园区”，引进了大批投资规模巨大的化工厂。记者数了一下，沿岸堤有四五家废弃的化工厂。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里地处灌河入海口，对化工厂排污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当地人曾引以为豪的野生灌河四腮鲈鱼如今已越来越少，“从前常能捕到三四十斤的野生大鲈鱼，现在却已很难见到”。
近年，经过该县再一次统筹规划，这里的化工园区内的企业已被勒令停产，或迁往重新规划的“沿海经济区”、“生态化工园区”。但据村民反映，一些企业停产后又死灰复燃，在夜间生产。村民马某指着不远处耸立的烟囱抱怨说，“环保部门一般都逮不住他们。晾在外头的衣服常落一层白灰，都是那大烟囱里排出来的。”
沿着灌河南岸的响陈路继续东行，来到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记者大致数了一下，在园区中心要道两边建有约20家化工企业。走出车记者就闻到了扑面而来的浓重刺鼻气味。陈港镇四港村与该化工园区相距约5公里，据该村村民反映，很多企业都选择在夜里偷偷排放，因此每到夜里气味会更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位于响水县最东部的沿海经济区招商引资了大量如镍业、造纸业等重污染工业企业。一路向东寻访，某镍业有限公司、某造纸厂等一批企业坐落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两边，还有一些企业厂房正在建设中。虽然当天雾霾严重，但记者远远地就看到了从这家名为“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厂房烟囱中冒出的白色浓烟。村民告诉记者，有时候冒出来的浓烟是暗红色的，也许与该公司以红土镍矿为生产原料有关。记者从该公司的员工处了解到，这里一年365天不停作业。
今年春节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生态经济与环境研究室副主任于法稳也进行了农村污染问题实地调研工作。他所调研的山东省菏泽市有着与响水县类似的情况。近年，菏泽市提出建设新兴工业城市的口号。“这种以煤炭、化工为支柱产业的所谓新兴工业建设规划将对环境造成很大污染，而且这些企业占用了大量基本农田。”于法稳说，严重化工污染不仅破坏了地表水，甚至地下水质也受到污染。前几年，菏泽市有污染企业将污水排放到麦田，使得当年小麦就减产了70%—75%。
诸如江苏省响水县、山东省菏泽市出现的化工污染问题并不是特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的一项调研显示，不仅在苏北、鲁西南、辽西南等东部落后地区，在更大范围内的中西部地区如甘肃、内蒙古和新疆等都能看到这种现象。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偏远农村正在成为生态破坏的重灾区。
GDP导向的政绩观亟须变革
于法稳在调研中发现，经济落后地区在追求GDP的冲动下进行大规模招商引资。在这种全民性招商形式中，地方政府往往不管投资者提出什么条件都尽量大开方便之门，甚至替这些招商引资企业来跑环境评估。“这种唯GDP的政绩观如果不彻底变革，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只能是一句口号。”
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表示，如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得到的只能是肮脏的GDP。除了错误的政绩观，财税制度不完善也是驱动盲目投资的因素之一。
郇庆治分析说，通过发展工业尤其是基于本地原材料开采加工和廉价劳动力的传统工业，来实现地区性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长期以来被推崇的现代化战略与策略。与这种战略相伴随或相互强化的是一种“工业主义”的发展思维(认为工业意味着发展)，以及“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思维(认为发展起来后自然会有资金和意愿来治理工业污染)。
郇庆治说，尽管上述粗俗的工业化或发展主义在华东沿海地区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抑制，但就全国而言仍有很大的市场，尤其在一些经济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就更为普遍。
群众应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主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响水县一些化工企业转移自苏南地区。于法稳表示，很多化工企业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名义上是产业转移，实为污染转移，这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企业发展的逐利自发性是其缺乏环保意识的主要原因。“尤其当治污成本远高于因污染被处罚的代价时，以侥幸心理顶风作案就不难理解了。”秦尊文表示，生态保护是一种难以产生经济效益的公益举措，因此企业很难有这样的自觉意识。
“随着华东沿海地区逐渐加速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不断加大力度的生态环境治理，污染行业、产品的淘汰转移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趋势。”同时，郇庆治根据调研分析称，东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可能伴随着生态环境恶化和工业污染的加剧。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阿江的调研则体现了积极的一面，“我们在研究某‘水源地’保护区中的企业时发现，一些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实现清洁生产。在对转型后的企业进行的实地调查中发现，这些企业处理污染物的技术没有预想的那么难，增加的成本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利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同时人民群众也必须为了自己的生态环境质量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郇庆治认为，地方民众必须成为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主体，单纯依靠政府政策调整或单纯希望企业肩负起社会责任，都是远远不够的。
抢占生态利益的先机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日前闭幕的湖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成为少数几个将水污染防治立法的省份之一。秦尊文表示，制度建设和相关法律的健全是治理地方生态难题的关键。
郇庆治提醒道，对于发展与环境规划、管治中的“市场之手”不能简单地相信，对于认为完全自主的市场逻辑会逐渐矫正市场经济中的反生态或反社会效应的观点应予以警惕。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央新设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辖的工作小组之一是“经济体制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其重要意义在于更好地做到经济体制改革与生态文明建设总要求相适应。
采访中，多位学者向记者表示，未来我国应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之路。经济落后地区原本拥有较好的生态环境，如何利用生态环境发展产业是未来发展生态产业的必经之路。
陈阿江认为，谁能成为生态利益先觉者，将可能抢占发展先机。从现实案例看，除了优越的自然资源，能否真正走上生态产业的发展道路，取决于多种因素和条件，其中具备生态意识的企业家或社区精英作为“生态利益觉悟者”的引领十分关键。
2014年02月07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7日第5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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