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要返乡？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1]

               ——以云南沙村为例

陈 锋  徐 娜

(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124)

摘要：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部分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返乡;  社会适应

一、研究背景

自2002年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引起社会关注。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通常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因此，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生活预期、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1]]。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农村并不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城市为坐标，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然而，受宏观社会结构与现实处境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又面临被城市与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遇，既难以完全回归乡里，也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2]]。为此，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市民化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其中，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坚决不回农村”和“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分别占到8.1%和37%^[[3]]。换言之，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在城市务工一段时间后返乡。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波及到中国的经济实体，导致大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一时间，农民工返乡潮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总体来看，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关注。一些学者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并对其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张笑秋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并存的多种流动意愿，但以定居城市为主的局面，不同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口学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与心理因素方面具有不同特征^[[4]]；另外，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性别因素与文化方面的适应等不同程度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与返乡的意愿^[[5]]。另一些学者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问题。朱红根等人通过江西省1145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个体及家庭特征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显著^[[6]]。张秀娥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家乡人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态度、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能力与外部资源可获得性的担忧，以及返乡创业者的创业现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能力和主观态度^[[7]]。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则重点关注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学者通常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接受消费主义的熏陶，生活模式与意义世界都已城市化，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返乡之后，他们面临着谋生、交往及情感满足上的诸多障碍^[[8]]，他们在村庄适应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存在代际差异^[[9]]，常在“扎根”与“归根”之间徘徊^[[10]]。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发现，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抉择是与其家庭角色调适相伴随的决策过程，家庭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新生代农民工随着家庭角色的变化开始出现“逆城市化”流动的现象。因此，政策应该对这种现象作出回应并进行相应调整^[[11]]。

既有研究为理解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仍大多停留在对其流动意愿这一假设性问题的探讨上，由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然还在城里打工，其返乡意愿与最终的返乡行动会出现反差。相关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不返乡，但是打工时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返乡^[[12]]，而且年龄越小并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定居城市，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则越倾向于返乡。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在未来仍将是一种社会常态。而当前学界与政府的关注仍在单向度的城市化与市民化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缺乏足够重视。

沙村隶属于云南省平县西部，是西南地区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沙村距镇政府所在地34公里，交通不太便利，距县城34公里。沙村下辖9个自然村。村庄现有农户459户，人口1868人，其中农业人口1852人，劳动力984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数810人。外出打工的人数近200人，多为中年男人和离校青年。据沙村会计统计,全村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16-30岁)约有72人,本村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达35人，约占一半。这些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家待了一年以上，且不准备再去县城以外的城市务工。

本文以云南沙村为例，运用个案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考察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进而对当前的中国城市化道路进行反思。2014年春节期间，笔者走访了沙村35个家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访谈了15个返乡新生代农民工个案。，以及这些新生代返乡农民工的家人和朋友，以便更好了解和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状况。

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动因分析

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劳动力过剩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比如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学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然而，金融危机主要影响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对第二代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相对较弱。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退，一些地方再次出现 “民工荒”现象。因此，仅从这一结构性因素去考量新生代农民工返乡，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内已有的研究比较重视以历史眼光的宏观视野来分析个人命运，大部分研究忽略了在历史社会事件所构筑的限制性环境下个体行为选择的差异性与能动性^[13]。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对于个体的返乡选择、返乡时间点以及返乡后的社会调适，却需要他们在既有结构背景下做出策略性适应。本文作为个案研究，无法从一个大数据的角度去描述一种结构性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但个案研究的长处则在于能够探索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发生的复杂性，进而挖掘促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原因与机制。对云南沙村的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的影响（见表1）。

表1: 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四种主要原因及其人数

1.家庭生活事件的发生

 家庭生活事件指的是家庭中发生诸如老人过世、父母生病、失业等变故。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村家庭的一份子，其选择工作的地域受到家庭生活事件的影响，一些重大的家庭生活事件会促成青年农民工选择返乡，以便照顾家庭。沙村新生代农民工受家庭生活事件的影响而返乡的有9人，约占返乡总人数的1/4。

    个案１ 小陈，男，22岁，未婚。高中上了两年之后自己去浙江、上海打拼了4年。四年里他每个月都往家里寄1000块钱，自己也有了一点积蓄。2012年过年的时候由于爷爷病重，他就赶回家。爷爷在过年之后的几天去世了，他是从小最疼爱小陈的人。爷爷在走以前一直告诉他一定要回家，家是自己的根本。因为家里只有小陈一个孩子，在爷爷去世以后，小陈选择在家和爸爸一起养蚕。

个案2 小徐，男，26岁，未婚。初中毕业（16岁）之后开始打工。他曾在昆明打过工，也跟村里的伙伴去过浙江。在外漂泊了10年，换过很多工作，每个月也有两三千的收入，但是小徐并没有太多的积蓄，收支勉强平衡。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2012年，他的母亲得了重病，家里召他回去帮忙照顾。家里只有他和一个姐姐，姐姐已经嫁人。小徐回家之后，一边帮着父亲照顾母亲，一边在县城的一个超市做物流工作，每个月2200元。对这一变故，小徐开始有点无奈，但是慢慢也适应了现在的工作生活节奏，而且发现在家里工作反而能够有一些积蓄：除去各种开支，他现在每个月能够结余1500元，这能帮母亲支付一些医疗费，也让他觉得自己成熟了一些。因为“在大城市有各种新奇的东西，总是想着去尝试，而县城毕竟可以玩的东西少，物价也相对低一些”。

在案例１中，小陈因为爷爷的去世而选择返乡。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农村一女一男户和单胎化日益增多，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男孩子通常需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家庭的责任。小陈、小徐的选择都是这种情况。22岁的小陈,不仅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交际范围广，对城市生活能很好的适应。但是一些家庭的重要事件尤其是一些至亲的人发生变故对于他们会有较大的触动。在个案2中，对小徐来说，母亲突然生了重病，尽管有些无奈，但也不得不返乡帮忙照顾母亲，进而选择县城附近就业，继而发现这个结果也不错。不仅可以帮助到家里，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返乡照顾家庭和就近务工，使他觉得自己开始变成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2.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拐点

 家庭生命周期这一概念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将生命视为一种随个体或组织的发展，社会关系或角色的不断转换循环的过程和阶段，包括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不同阶段，强调从不同世代的转换来分析个体的社会阶段，以及将关系或角色的视角被作为生命历程理论重要的出发点。具体来说，生命周期理论重视人的社会角色，某一阶段稳定的社会角色关系会给人提供方向和规则，相应的，个体被锁定在一系列社会期望和非正式关系中，进而带来一种责任感，保证人格的稳定，同时也保证了个体生活的稳定，使各种危险与意外的可能性最小化^[14]。新生代农民工恰是处于谈婚论嫁、生育子女的时期，这一拐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产生较大影响。在沙村，由于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拐点而选择返乡的人数有13人，位居返乡原因的首位。

个案3 小虹，女，20岁。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到珠海打工两年。她说去了外面才知道自己视野太窄了。大城市里的女孩子们都有很多漂亮的衣服，都很会打扮自己。工厂里的很多男同事都对小虹表示好感。小虹说，在打工的这段时间里，她已经处过三个男朋友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都分手了。分手之后她回到老家，村里的很多男孩也对她表示了爱意。在父母的催促下，小虹和村里一个比较老实的男人结婚了。她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安稳下来以后也准备生个孩子。“就和我妈一样平平淡淡的在家乡安稳的生活下去。”

个案4 小天，男，27岁。曾在福建、广东打工7年，主要在工地上做建筑工。相对比较劳累，经常要顶着高温作业，有时候还得高空作业，有一定的风险。这些年。小天勤勤恳恳，有了一些积蓄，但是在外面一直没有女朋友。2013年春节，在家里人的介绍下，小天在当地娶了一个媳妇。就此，小天就不再外出打工了，而是选择在家干点农活，并偶尔到县城去打些临工。他说，在外总有一种漂泊、找不到家的感觉，现在自己成了家，不想继续过那样的生活，在家里虽然钱赚的少，但日子也还是能够过下去。

在个案3中，小虹选择返乡的初因是感情受挫，之所以返乡后不再外出打工则是因为到了结婚的年龄，而在父母的催促下，他与村里的一个男人结了婚。然而，在结婚之后，小虹又到了生育孩子的阶段，这又使她需要在家完成生产的过程。事实上，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生育孩子之后还得面临照顾孩子的问题。此时，男性作为家庭挣钱的主要劳力一般仍会继续外出务工，但对女性来说，通常觉得孩子还小而难以割舍，最终选择继续留在家里。家庭生命周期中结婚这一节点对于男性农民工来说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案例4中，小天在外打工7年，但是就在回家结婚之后，不再选择外出务工，其原因就是不想继续漂泊，而想在成家之后过安稳的日子，能够找到“家”的归属感。既有研究也显示，年龄越小并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定居城市，而务工时间长、年龄大并已结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倾向于返乡生活。

 3.逃离城市的主动选择

家庭生活事件与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更多是家庭力量推动的结果，从意愿上来说，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是一种被迫返乡。也有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经历结婚生子这一阶段的时候，也作出策略性适应，主动返乡。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农民工在经历了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之后形成了对比与自我反思，主动选择返乡务农或者创业。在沙村，逃离城市而主动选择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有11人，仅次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

个案5 小霞，女，18岁。曾在广州一家纺织厂打工，由于经常倒班次的缘故，小霞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平时都没时间出去好好玩。住在公司宿舍，自己不能够做饭，外面的餐馆又太贵，所以小霞的食物主要就是泡面或者零食。小霞说，每次上班都要打卡，干什么都要限制时间，每天都被限制在那个小的空间里，感觉像坐牢一样。每个月的工资都花光，有时候还要向同事借钱。别说赚钱给父母寄回去，现在不让父母给自己寄钱已经很不错了。2012年9月，小霞从广州回乡，身上仅剩100多块钱。回到家以后她去了一次自己的母校，看见门口有很多卖东西的。然后突发奇想，在小学门口卖起了炸土豆。她现在每天都9点左右起来，把东西都准备好，下午6点就可以回家。返乡后的生活让小霞感觉很充实。

个案6：小山，男，25岁，家里还有姐弟两个。小山最初在县城里学理发，但是不到一年，他就离开了家乡到深圳。那时的他对大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他最初在一个皮鞋厂干过三个月，很快就待不下去，他觉得在工厂里的生活太过单调，请假出去玩都很困难。于是到KTV当服务员。在KTV里工作，小山觉得相对自由一些，没有太多管束，一群同事年龄又相差不大，经常能够一起喝酒，一起唱歌，一起溜冰等等。然而，在KTV工作时间长了之后，他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的客人，突然思考起一个人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想到自己黑白颠倒的工作，以及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当午夜客人散去，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城市的霓虹灯下，他感觉自己特别渺小，不知哪里是他的归宿。他开始厌恶自己现有的生活。2011年过完年后，小山没有再返回深圳，而是选择在家乡小镇开了一个理发店。他认为，现在的生活更自由，这是为自己打工。

在个案5中，小霞返乡原因是无法适应城市工作与生活，且对城市的工作生活方式极度不满。城市的作息时间、工作环境、生活节奏、消费方式都让他觉得如同“坐牢”一般。相比而言，乡村自主的工作节奏与生活习惯都让她感到很舒服。在个案6中，小山曾沉醉于城市的灯红酒绿，但某一天想到自己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城市中无所归依。于是回家后重操旧业开了一家理发店，其意在为自己打工，开启新的生活。由此看出，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对城市流水线、机械化的工作，以及对人身控制严格的时间安排反感，对被异化的工作生活进行反思，渴望在精神与身体上获得自由，形成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意识，进而主动逃离城市。这种意识已经在部分新一代青年中萌芽、生根。

4.工伤事故后引发的就业歧视

就业歧视是指没有法律上的合法目的和原因而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政治见解、民族、社会出身、性别、户籍、残障或身体健康状况、年龄、身高、语言等原因，采取区别对待、排斥或者给予优惠等任何违反平等权的措施侵害劳动者劳动权利的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文化水平较低，大多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职业。女性通常进工厂或者服务业；男性多在建筑业、采矿业、五金加工业等以重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工作相对劳累。风险性也比较大，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在沙村总计已经发生2例工伤事故，小伟就是其中1例。

个案7：小伟,男,22岁。初中毕业后去了一个五金零件加工厂上班，因为做工比较复杂，小伟学了很久还是不怎么熟练。有一天由于操作失误，小伟失去了两个手指。由于小伟自己的操作失误，加工厂只给他赔了5000块钱，公司不负全责。因为这个缺陷，小伟在后期的找工作中接连遭受歧视。无奈之下，小伟回了老家。他说：“自己不会再出去了。去外面会更加自卑，在家里则好很多。乡里乡亲的遇到什么事情，大家也都会帮我搭一把手”。

在个案7中，小伟返乡是因为在工作中的失误致使自己的手受伤。此后，他不断遭遇就业歧视，最终无奈返乡。在他看来，企业都是利益至上，“那些人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人情味，也看不起自己，进城打工要受很多的气”。返乡后，老家的人并没有因为受伤而看不起他，而是热心地帮助他，让他重新找到了归属感。

综合以上分析，从沙村的情况来看，受家庭生活事件和一些意外工伤事故的影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被动选择返乡。而在新生代农民工遇到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拐点时往往采取主动的策略性适应。一些人主动选择返乡，恰恰是因为对城市工作生活的反思以及自我再定位，显示“逆城市化”现象正在发生。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

无论何种原因，青年农民工返乡，最紧迫的是在乡村社会中就业立足，重新适应乡村社会的生活。一旦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充分就业并且融入乡村社会，则可能出现排斥乡村社会而出现“游民化”的风险^[15]。 大多数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无论在就业还是生活方面，都存在难以适应的现象。从沙村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来看，某些人在适应方面确实存在一定问题，甚至出现“返乡-进城-再返乡……”的反复。但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很快融入新的工作生活。具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适应中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就业选择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第二代农民工，很少接触农业劳动，社会普遍担心他们无法适应乡村社会生活。从沙村的受访者来看，他们认为返乡务农技术上并不存在多大难度。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很少直接从事粮食作物耕种等农活，更多人选择了技术含量较高的果树种植业或者养殖业。案例1中的小陈在返乡后便和父亲一起养蚕。“出去打工前就在家里帮忙过，养蚕容易得很”。而返乡的小超则和父亲一起在家种核桃。核桃树不需要精心打理，每年收获的季节相对忙碌忙，其他的时候小超就会想着自己做点小买卖。他说“在家里就是自在，干什么都是自己决定”。他很享受这种生活节奏。除了务农以外，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选择了自主创业或者自主经营一些买卖。如案例5中的小霞和案例6中的小山，自己给自己打工。还有一些人则在乡镇和村里开起了饭店，成为一名厨师。由此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对于各种技术的学习能力大大增强，他们返乡就业后的选择凸显技术化的特点。

2.返乡社会适应过程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城市生活多年，返乡初期几乎都有一个不适应的阶段。这种不适应既体现在物质生活上，也体现在精神生活上。物质生活上，对于这些已经习惯城市里洁净的基础设施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最难容忍的是农村比较落后且肮脏的基础设施，他们普遍感觉“老家的厕所真是太脏了，应该像城里一样用水冲”，有时他们也会怀念城市的一些美好与便利。在精神生活上，尤其在娱乐活动方面，他们觉得太过匮乏。“农村晚上10点左右就很难见亮灯了，在城市这个时候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小陈的话基本反映了农民工返乡初期的普遍感受。这种不适应，甚至使一些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再度进城务工。25岁的小六子在外打工5年之后于2011年返乡就业，但在回乡半年之后，觉得农村生活单调便再度进城务工。2012年8月他再次回乡，并开始跟父亲一起种植核桃。“城里留不下，回乡没意思”是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想法，这也使他们的返乡历程出现“返乡-进城-再返乡-再进城-又返乡……”的循环过程。经历了这样的反复，他们才逐步主动或被动地适应村庄的社会生活，直至获得内心的平静。“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开始还是不太适应，内心也有点不甘心，总想在城市里折腾一下，现在基本上适应了。村里回来的小伙伴越来越多，平时我们也凑在一起玩，而跟老乡的距离现在也近了，家里的农活也基本上上手了，我们家今年的核桃收成不错。”小六子的这一心态转变，成为不少返乡农民工村庄社会适应的缩影。这也提醒我们，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的不适应，勿需太过急切，只要给足他们调整的时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问题并非是一个完全无法克服的问题。

  3.返乡社会适应状况存在类型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可以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前述农民工返乡适应出现阶段性、反复性的特征，在被动型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而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返乡社会适应过程则要顺利一些。具体表现为回乡目标比较明确，适应时间较短，较少出现纠结的状况，而且快速融入到了村庄的社会交往之中。“我们在城市里的一些新鲜事都会和老乡分享，老乡们则跟我们谈论村庄的历史、各种趣事，还有各种生活经验，平时有个事都相互照应，生活挺开心的。”小陈说，他和老乡们交流十分亲切。由此看出，这些主动选择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是因为能力欠缺而返乡，而是因为他们更加喜欢乡村社会的生活节奏，尤其是从熟人社会网络感受到了人际间的温暖，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城市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的空缺。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调查发现，当下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少是因为结构性失业被迫返乡，绝大多数是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工伤事故以及对城市工作生活的反思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的现象开始发生。与多从事普通农业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就业选择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特点。从返乡意愿与外在推力因素上，可将新生代农民工划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类型。二者在返乡的社会适应中呈现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因此，返乡带来的是更加自由、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而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则会面临初期的不适应，甚至出现“返乡-进城-再返乡-再进城-再返乡……”的反复经历。不过绝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最后都能克服这种返乡适应困境，并最终在村庄生活中安定下来^[16]。

在既有的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第一代农民工已经返乡或者正在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既不愿返乡，也返回不了家乡。政府应当将焦点对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市民化问题。通过调查研究表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返乡，可能出现逆城市化的趋势。这样的现象尽管刚开始发生，一些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出现社会适应的困境，但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调适之后，这并非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过程中，一些人逐渐完成城市化，这在政策上应该持鼓励与支持的态度。然而，很大一部分农民工还要返乡，农民工在城乡间双向流动的社会现象将长久的存在下去，对此也勿需排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着力点应该是让愿意留城的人留下，愿意返乡的人返回农村。因此，建立一个可以“出得去”，又能“回得来”的政策制度与社会空间十分必要。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可以为农民工流入城镇提供便利的条件和优惠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应当给予他们自由选择返乡的权利。如此一来，“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才能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农村也就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蓄水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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