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闲暇生活需要积极引导
——从运城市李家庄乡派出所“抓赌”想到的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等现代生产方式的普及，农民普遍拥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对农民来说，如何打发这些闲暇时间是个大问题。当前，农村闲暇生活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变质。赌博、恶性人情竞争乃至邪教从边缘走向中心。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的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十分具有针对性。但在实际工作中还不够完善，需要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农民的闲暇生活，推进乡村本土文化建设与公共建设，以真正适应农民的实际需要。
关键词：抓赌;闲暇生活;文化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农家书屋;基层组织建设
一、“抓赌”
这次到运城李家庄乡农村调研，偶然遇到了乡里派出所的陈所长下村。他到村里找治保主任老黄安排工作，而我们那天刚好跟老黄在访谈，于是就一起听了陈所长和老黄的对话。
陈所长跟老黄说，这段时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下到了基层，目标是狠抓“四风”现象。对于公安系统来说，上级部门对于农村的赌博问题高度重视，准备在近期内开展专项行动。
运城市因为赌博等相关问题，曾经被当做全国的负面典型。所以，这次的专项行动，上面要求不仅要完成“规定动作”，而且还规定了很多的“自选动作”，准备从严治理赌博问题。不仅严格禁止“大赌”行为，而且禁止了公共场合的一切涉赌行为。简单说来，那些在村商店打牌打麻将的，只要是涉及金钱的，不管赌注大小怎样，都算赌博行为，都列入在这次的专项行动打击范围之内。这次专项行动，采取以上级部门成立专门的组织到村里实行暗访方式为主。
陈所长这次来，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先跟老黄通个气，让这个村治保主任在村里“看着点”，跟那些平时喜欢在公共场合打小牌的人打个招呼，让他们不要“顶风作案”，以免到时候上面暗访的人来，把人给逮捕了就不好解决了。
由于我们这几个外来者在场，老黄就跟陈所长打了个“马虎眼”，说这个村民风甚佳，没有赌博的。陈所长尽管刚刚从学校毕业，到所里上任不久，但是对于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还是很有经验。他直接说，刚刚骑自行车下乡的时候，顺便在村里的商店买烟，就见到那里面开了两桌，怎么还说没有赌博的?
老黄见陈所长挺在行，就直接说，那些都是地道的农民，现在又不是农忙时节，也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等着麦收，都没有什么事情，闲着玩玩而已，这不算是什么赌博吧?况且，土地都下放了，又不是以前生产队，村干部说不允许做这个，不允许做那个，农民谁听你的?而且，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村干部也不好意思说，人家会问村干部，“不玩这个，那玩啥呀?你总得让他们找个渠道打发时间吧!”
二、“农民有闲了”
陈所长被老黄问得无话可说。他知道老黄说的都是实情。要说农村里面没有“大赌”，那肯定不是实情，但是大赌的情况一般是少数，而且主要集中在过年的时候，年轻人打工回来，要找点刺激。不过，要说农村里的“小赌”，那肯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不过，这种情况下农民那大多数都是在打发闲暇时间，还远远构不成赌博这么严重的性质。等到农忙来了，农民自然就没有时间玩了。
农村出现这些现象是有内在原因的。现在的农业生产越来越方便，农民的闲暇时间就越来越多。目前，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越来越完备，尤其是在地势比较平坦的农村，搞农业生产基本上不再是什么辛苦的事情了。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村，前年刚刚搞了市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不仅地势平坦了，而且地块也归并集中了、农业水利条件和机耕道等建设也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种田都是农民出钱，请人用机械，机耕、机种、机收。就算是平时的田间管理，农民若是不想亲自打药施肥，也是可以雇到人来干活的。而且乡里乡亲的，补点钱就行了。一年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满打满算，整个农业生产过程有三个月的时间就绰绰有余了。农民说，现在是“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还有六个月在休闲”。
农民有了闲暇的时间这个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就是在三十多年前的集体时期，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下，通过生产队这个基层组织，农民基本每天会被生产队长派活派工。那个时候，好像总有干不完的活似的，农民根本就“闲不下来”。没想到在30多年后的今天，农民普遍地不仅闲下来了，而且好像闲暇时间还特别地长。那么，这么多的闲暇时间怎么打发，就是农民摆在面前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农民似乎还不完全具备足够的“如何打发闲暇时间”的经验和方法。
农民闲下来了，这个时间总要打发掉才行。问题是，我们国家是一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抽象信仰或宗教的国度。在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里，人们所追求的人生意义并不在彼岸世界，而在现世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在家庭的日常生活里。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构成了绝大多数传统中国人的本体性价值。所以，从忙碌的劳作中闲下来的农民，很难像外国人那样沉浸到宗教的组织、仪式和信仰之中，他们必须通过别的渠道来解决人生意义和闲暇时间的打发。正是这种闲暇的生活，丰富了农民既有的社会性价值。通过积极地参与村庄社会互动和交往，农民在这个该过程中体会到一种个人的社会存在感和位置感。
然而，随着国家、市场等现代性因素对农村的的不断深入，农民传统意义上的本体性价值被视为封建迷信和落后思想而不断地被质疑，从而使得农民的社会性价值在他们的观念里越来越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了农民不懈追求的目标。于是，农村中的面子竞争越来越激烈，场面越办越大，档次越来越高，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但由于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生活在一张弥漫着文化观念和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很难挣脱出来，从而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
这个困局具有文化、结构等多重的原因。赌博行为是这个困局的表现形态之一。一方面，赌博行为本身所具有那种对于把握“不确定性”的特殊体验，很容易吸引农民的兴趣，契合农民当前打发充裕的闲暇时间的需要，填补了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适应感。另一方面，赌博现象本身在村庄共同体层面同样也具有“面子竞争”的功能，赌博行为本身也是面子竞争的一部分。这样来看，“赌博”在农村出现并呈现出蔓延之势，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可能也就是出现所谓的“十亿农民九亿麻”的原因吧。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在村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农民，生活在村庄社会主流观念的巨大压力之下，处于村庄社会结构的边缘地带。这时候，农村的外来宗教组织便很容易将他们吸纳进去。这里面不乏邪教组织。这些外来组织看起来在农村活动，但是他们的经费往往都是来自城市，有些甚至有国外的基金会支持。农村邪教的蔓延，也是这一困局的表现形态之一。
三、“不让打牌，那要农民做什么?”
陈所长对上面的情况并不陌生，只是自己职责所在，上面既然有了部署和规定，自己就必须去落实，而不是跟上面下的任务讨价还价。于是他只能是不断地强调这是上面要求的，这是一次专项行动，而且运城市有关领导这次尤其重视，上级的暗访组马上就要下来，而且肯定会有所动作，抓几个典型，所以村里一定要高度重视，不要做“出头鸟”。
老黄也理解陈所长的难处。不过他的性格属于农村中那种比较“有脾气”的人，说话直来直去，不太会顾及到别人的感受。陈所长越是把上面抬出来压，老黄就越是不合作，越是不听从陈所长的安排——就像村民不像以前那样听从村干部的安排一样。他不管陈所长说的什么任务不任务，单单抓住一个方面来给他出难题——“不让农民打牌，那他们做什么去?”
陈所长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知道，现在农村里有老年人活动中心，但是基本上没有老年人去。他也知道现在村里都有图书室，但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去借书。他也知道这里的每个村里都有戏台子，但是来表演的剧团等单位并不固定。在农闲的时候，老年人大多数在晒太阳，闲聊。而中年人和妇女则更喜欢打牌、玩麻将——因为这个更好玩一些。
(一)为什么老人不愿意去“老年人活动中心”?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还有有人去的。老人家在那里打扑克、下棋、看电视等等。但是，有些老人很不注意卫生，随地吐痰，把地上搞得很脏很乱。都是老头子，而且相互是一辈子打交道了，谁管得住谁?而且，也没有人专门负责管理和清洁，所以老年人活动中心里面就臭烘烘的，最后大家都不愿意去了。而且，上级来领导了，若是里面臭烘烘的，村干部也不好意思领着去参观。所以，为了领导能够好好参观，村干部也很愿意并希望老人不来，这样老年人活动中心平时就可以大门紧闭，到领导来了的时候，简单打扫一下就行了。老年人活动中心就这样完全成为了摆设，作为基层应付检查的道具。
这也不完全是村干部在里面故意“使坏”。当前，村集体组织普遍没有什么集体收入，都是一个个的空壳组织。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村，村干部自2002年竞选时就承诺，村干部的工资全部捐给村里，用于村里的日常支出。比如：人畜饮水、路灯用电和村里的日常运转经费等等。本来，老年人活动中心的管理和维护也应该是村集体的一项日常工作内容，但是，有那么多的其他事情都需要用钱，村干部哪里还能照顾到老年人活动中心的管理和清洁?村干部更希望老人自觉，或者自己管理，从而降低成本。问题是，这个老人的自组织需要有人牵头，还需要村干部的支持乃至必要时候的帮助。我们所调查的这个村，恰恰缺少这两样东西。老人互相不服，谁也管不了谁。而村干部又不想在里面得罪人，所以碰到事情就躲得远远的。而在我们曾经去过的江汉平原上的几个村，老年人活动中心运转和管理得就比较好——我们的研究机构每年给他们提供了每年5000元的运转经费。
老年人活动中心看起来是好事，但是要把这个好事办好，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办好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怎么可能有开一场牌桌省事?打牌只需要一副牌、一张桌子、几个人就够了，大家合得来就打，合不来的可以自己另找人。而在老年人活动中心里，合得来的、合不来的人都要在一起，见面就觉得别扭。私下打牌的时候，几个人聚在一起，属于私人场合;而在老年人活动中心，那就是公共场合。所以，要给农民一个打发闲暇时间的去处，还需要多花费一些心机，活动中心不能太小了。
(二)为什么农民也不去“农家书屋”?
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战略里面，提到了对农村的文化建设。这几年，农家书屋的建设越来越被重视。但是，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村，去图书室看书和借书的农民寥寥无几——这种农家书屋门可罗雀的场景，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地见到过。农民为什么不看书呢?
原因在于，我们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有问题。由于国家政策对于农村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往往很重视，所以农家书屋里面的图书，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农业经营、养殖、培育经济作物等关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方面的图书——当然，也包括一部分疾病预防之类的图书。还有少部分是关于文、史、哲和时政方面的通俗读物，包括一些地方性的通史等等。后者往往还有人翻一翻，而前者基本上很少有人看。我们的图书供应明显倾向于让农民通过阅读这些技术类的图书来改变既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从而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这从出发点上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问题在于：首先，这些图书的技术性太强，很多农民看不懂上面的术语、概念、公式和论述，专业性强。甚至，很多数据的基本单位农民都不认识——实际上很多大学生也都不一定认识。其次，这些技术指导类的图书是一种非常普遍性的论述，不可能照顾当各个地方的具体气候、水文、季节、地形地貌等实际情况，农民还需要将书本上的东西与实际相结合，这远远超出农民——种着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超过十亩的中国“小农”的需要。马克思曾说过，小农天生地具有保守性。他们不可能自觉地去尝试新技术、新观念，这需要国家的示范、组织、动员和推广。图书室里来自地方农科院、七站八所等机构汇编的文稿资料太少，泛泛而谈的出版物实际上起不到什么帮助农民搞生产的作用。
第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农村的面临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经济发展，而是要确保农村基本的社会秩序，及稳定农村。原因在于，不管如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民的农业生产方式，整个国家的农业GDP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而当前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实现了土地的最大程度的产出效率。农业的物质形态的剩余基本固定，而货币形态的剩余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这就意味着，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在没有外来资源注入的(如国家补贴)情况下，主要是一种分配逻辑而不是生产逻辑。这时，农村的“发展”关键在于把农民的人数减少，这样才能够在分配中占有更大的份额。现在，很多大学生创业都纷纷失败了，试图让农民拿着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那点资金去创业，无疑是把农民置于失败率极高的风险之中。
农村的经济发展，不应该激进。确保农村的基本稳定，从而为农民创造更好的外出务工的条件和在家耕作的便利，维持农村的基本秩序，是目前新农村建设的真正需要。而当前的“农家书屋”建设往往很少真正从农民现实需要出发，不是站在农民的角度而是把城里人或部门官僚的主观意图强加到农民身上，这是导致农家书屋遭到农民冷遇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应该怎么办?
其实，在物质上基本解决了需要之后，农民普遍很需要精神文化方面的食粮。而当前大量的闲暇时间的出现，为他们追求这种需要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这种需求往往需要农民之间的合作才能够得到满足。实际中，“小而散”的中国农民，往往很难自发地组织起来解决他们的这方面的需要，这就需要市场和国家力量的参与和帮助。
问题是，要做好这些帮助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集体时代通过强有力的体制将农民组织起来，虽然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但是，这个过程也付出了高昂的组织成本和其他成本。分田到户以后、一直到取消农业税前，集体组织还能够通过收取共同生产费等等，获得村集体收入来源，从而满足农民的公共需要。而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集体组织彻底陷入困境，“一事一议”面临高昂的组织成本;而国家资源和项目下乡也往往遭到下面政府的“创造性使用”而难以与农民的真正需要偏好相对接，且项目的使用效率也出现问题。正是在这个时候，各种非体制性的、非传统型的行为在农村普遍出现了——外来的宗教组织、打牌、麻将、赌博等等都从边缘走向中心，进入了多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些甚至还成为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上说，当前农村中出现了的农民普遍的闲暇及其利用闲暇时间来打牌、打麻将、参加宗教活动，甚至加入邪教和赌博等等现象，都不是什么偶然出现的事情。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往往还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或问题。我的这篇小文章主要是从内部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简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的农民采取的打发闲暇时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没有外部力量积极介入的情况下(比如，城市邪教组织的大力渗透)，那些比较极端的现象在农村并不是主流。而在实际生活中，那些成为了主流的极端现象，往往对于普通民众和整个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政府对于这些极端现象应该采取高压态势，理直气壮而又旗帜鲜明地进行打击。而对于一般群众的闲暇生活，实际上属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范畴，尚不足以构成违法和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则应该加强引导和管理，强制性地搞运动式地打压不是根本办法。
要形成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关键点还是在于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当前，基层组织建设，应以国家资源输入为主要物质来源，但是资源的使用应采取通过基层民主制度的方式进行，从而反过来完善和深化村民自治制度。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采取普惠式的而非项目制的方式出钱来支持农民搞文化建设，但是不具体地指导和干预文化建设的内容，由农民自行商量如何使用这笔资金，约束村组干部，同时政府也要对村组干部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这就是说，解决农民如何打发闲暇时间的问题，需要来自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与此同时，如何因地制宜地利用这些资源，以满足农民打发闲暇时间的需要，则需要每个村民的积极参与和协商——这种协商和参与本身，其实已经构成了如何打发农民闲暇时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和内容。（来源于：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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