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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就意味着“失败”
“妈，要不我努力努力，考个村官吧?还能回来陪陪你。”
今年回家过年，家在鲁中沂蒙山区的董亮想跟妈妈套套近乎，没想到母亲非但不领情，反而板着脸训斥：“我们这么辛苦供你上大学，不是为了让你回到村里继续种地的。”
做村官当然不等于种地，可在董亮父母的观念里，如果儿子将来没在城里混出个名堂，反而跑回农村工作，这让经常跟外人炫耀家里出了个大学生的他们，老脸往哪儿搁?
寒假期间，陆续发生在村里的几件事，让董亮更加理解了父母的心情。
为了帮女儿带孩子，50岁的村民张大爷和老伴去年在广州待了半年。回村后，张大爷脸上白净了不少，身上穿的衣服也比过去高档了。“他闺女还给他买了机票，从广州飞回来的。”不到一周，张大爷“飞”回来的消息便传遍了全村，村民的语气充满了惊奇和羡慕。
一天，董亮陪母亲去村医老黄的诊所看病，老黄在看病过程中，貌似不经意地聊起了他在城里工作的二女儿。老黄有3个孩子，只有二女儿一路念到了研究生，而且找了一个不错的老公。夫妻俩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花了200多万元啊，而且在五环外边，太远了，房子又小。”尽管如此，老黄还是对每个到诊所寻医问药的人都说上一遍。但对于没上过多少学的儿子和大女儿，他则很少提及。
在湖南邵阳农村长大的李文靖看来，这种观念的可怕之处在于，从小到大，无论是身边的社会舆论还是学校教育，似乎都只给农村学生规划出一条“成功”的道路——走出去，到城里去。
李文靖的邻居大他3岁，复读3年后与他同年考上大学。但邻居的运气很不好，以超过本科线的成绩被一所专科学校录取，毕业后因未能找到工作，好不容易迁出去的户口又被打回了村里。
在李文靖的印象中，这位老兄在高考之前是充满活力的，他爱打篮球，喜欢与同龄人一起唱歌、吹笛子，还承担了许多农活，高考失利后，他蓄起了胡须，开始刻意避免与人接触。后来，他进城打工了，据说很少回家。李文靖感慨地说：每一个农村子弟的心里都横着一道坎：不能以城里人的身份回到家乡，腰杆子就无法直起来。
已经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
这几年，村民们外出打工带回大量资金，农村跟过去相比有了显著变化。家住广东茂名市平塘镇罗排村的林娟说，农村的物质生活并不差，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闪光的地方了，毕业后如果一直待在农村，枯燥的生活会让人崩溃。
在听完一场大学生村官的报告会后，林娟曾动过回村发展的年头，但放假时回家住了一段时间，她感受到更多的是枯燥和冷清。她家周围原本是一个比较大的院子，儿时聚居着13户，40余人，而现在常住人口只剩下5人了。好多儿时哄她玩儿的长辈三五年不见是常事。儿时的玩伴也不容易聚齐。“就算我立志服务家乡，我也得有服务对象吧?”林娟反问。
大学生蒋海龙家在广西来宾市武宣县的农村。每次回家，因为没网，手机信号差，也没有什么娱乐的，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想法：明年再也不回来了。在城里念书时，他谈了个女朋友，一次谈到毕业后的去向，女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去你老家有什么好，我连在网上淘个宝都不给送货。”
从小父母就只让他一心读书，不让他干农活儿，中学时他就去了县城的寄宿学校。村里的人情世故，他了解不多。在他的印象中，村里人的业余生活除了打麻将就是打牌。尽管农村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但从精神层面上看，这个家乡是一个陌生的、回不去的故乡。
长在北方农村的董亮最受不了的，是村里的流行的一套“丛林法则”。他老家的村里，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仍是拳头。动不动就听见谁谁扬言要弄死谁。村里有人因为敢“豁上”，夺回了一米多宽的宅基地;有人因为敢“豁上”，保住了一根木头、两块木板。而身单力薄，打不过人家的，就会被人认为是窝囊，被人瞧不起。
回去我怕连媳妇都找不着
家在河北馆陶县翟庄村的刘晓华过去常听父亲念叨一句俗话：“有儿四十服老，无儿六十平当年。”意思是家里有儿子，40岁就有依靠了，而如果没有儿子，哪怕到了60岁，也得跟壮劳力一样干活。这当然是过了时的老黄历，现如今，村里人家儿子越多越犯愁。
对于家在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娶媳妇是一件压力越来越大的事。“我是一个男生，如果我回农村发展，我会考虑我未来能不能找到媳妇，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刘晓华说，他邻居家里有个儿子和他同岁，今年28岁，晃晃荡荡地辗转各地打工，一直没有对象，最后找了一个大他8岁的女人结了婚，爹妈还花了25万元给他盖了二层楼房。娶媳妇的成本高，光是结婚彩礼就要6万多元。
刘晓华在心里为自己算起了经济账，如果将来回农村到基层当公务员，基本工资是1800元到2000元，只够养活自己，要成家立业只能啃老。
在农村，一些基层岗位的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和高涨的房价相比，仍显得杯水车薪。蒋海龙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乡镇，现在中小学教师的月工资一般是3000多元，扣除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能拿到手的只有2000多元。这还是在两年前广西实行农村教师“增薪计划”后，由自治区财政给农村教师补贴偏远津贴和交通费后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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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的春风真的能吹到我头上吗
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学生张云翔老家在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今年参加“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校级选拔时，他提交了一个种植家乡雾灵山野菜的项目。现在城里人爱吃天然绿色的东西，野菜迎合人们的口味，而且药用价值挺高。他的创业团队希望通过私人定制的方式，让老人和孩子吃到野菜，而且还能通过互联网和家庭农场种植的方式，让客户随时可以他看到地里的菜苗长势，随时下订单。
前阵子，他带着这个项目去参加天津市北辰区一个创业比赛时，有个老板跟他谈起了合作意向。老板表示，自己在石家庄有个种植基地，当地政府有惠农补贴政策，建一个大棚需要花费六七万元，政府补贴两三万元。放假回家时，张云翔也向老家的政府部门咨询了相关政策，他发现这种补贴原来是地域性的，他老家就没听说这个政策。
参加比赛时，张云翔经常被评委问到一个问题——要落实这个项目，启动资金在哪里?他越来越意识到这确实是个问题：多年来为了供孩子读书，父母早已花光了积蓄，而且不会因为你是大学生，银行就会无偿给你提供贷款，得有抵押的东西才可以。如果项目不够好，没有人给你天使投资。
另一方面，一些补贴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农业补贴不是你想拿就能拿的。”有过回乡创业经历的一位湖南大学生表示，越是小地方越不公平，越讲究关系，要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光符合条件还不够，还得打点人情疏通关系，在这点上，城里至少要相对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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