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在今天资本下乡的洪流中，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集体经济是否还有成长的可能?新的集体经济如何成长起来?已有集体经济村庄能否继续发展? 今天的推送节选自去年主题为“集体经济村庄”的开放时代论坛报告，严海蓉教授讲述了一个东北村庄尝试组织合作社的案例，其中的困境根本在于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道路问题。
正文
严海蓉：资本下乡大背景下的一个集体经济胚胎
我在东北做大豆调研的时候，意外发现有一个合作社，似乎可能成为一个集体经济，因此想把这个案例提出来讨论。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对比一下，80年代坚持下来的集体经济所拥有的一些条件，在今天新的集体经济可能不再有这样的条件。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个认识，就是80年代家庭承包的优势已经发挥殆尽，在生产方式上必须走规模经营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接下来的问题是，规模经营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经营。
在提倡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当地政府在2010年提出要“两个覆盖”，即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规模经营，一个是全村土地的覆盖，另一个是全村农户的覆盖。实现覆盖的方式多种多样，不同规模化的模式就出现了，由不同的经营主体带头。这些经营主体在中央文件里都提到过。一是资本下乡的经营主体。以前资本下乡往往是单个龙头企业做某一部分的加工来和农业对接，但是我最近看到的资本下乡的方式有所改变。现在不是单个企业，而是集团，整个资本运作量是非常大的，这种资本下乡在不断推动规模化。二是大户、专业户经营的方式，或者由大户带头的合作社。三是村干部带头组建合作社，这是当地政府的要求。以上是当地走向规模化的三种模式。三种经营主体中，当地政府更想推哪一种，更容易推哪一种呢?对政府官员的考核还有招商引资这一条，因此资本下乡对政府的考核是最有帮助的，但是也有一些干部说，我们现在的三种经营主体，应该是哪个合适就搞哪个。还有些干部是比较偏向合作社的。基层也有这样一种声音，就是不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认为家庭农场和大户都是少数人控制的，都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还有干部认为家庭农场和原来的一些地主差不多，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持这一观点的干部退休之后又被大户返聘做顾问。我想讲的案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没有必然性，可以说它是一个奇葩。
我想讲的是和煦村，成立的合作社叫和煦合作社，这是在干部领办的推动下成立的，带头人是一个“70后”的书记，其背景也挺有意思。他和其他同辈的能人不一样，我们前面讲到能人的问题，他同辈的能人我也访谈过，很多都是所谓的合作社的带头人，或所谓的种田大户，往往都先富。该村有29000亩土地，大约2900人，人均10亩地左右，有7个屯，930来户，常年在外的有500多人，以户外出的有200多户。在村领导带头下，2012年开始连片种植3000亩，和大趋势是一样的，不种大豆了，改种玉米。生产费用由社员预先支出，是265元。当年的效益非常好，亩效728元(纯收益)，比周围农村自己种地的亩效，高出200元左右。到了2013年，合作社扩展到4个屯，14400亩土地，入社的农户是428户，社员预先交了300元。2013年和煦合作社亩效是530元。
说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我们知道所谓的规模经济很多是虚的东西。这个村我去过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可以随便拜访农户，农户之间可以当着我的面争论合作起来到底好不好，应该走什么道路——其实道路之争的问题在农民中间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和煦村从个体经营到集体经营转换，碰到的问题是如何使大家联合起来。30年来农民散惯了，刚开始连片的时候，有些老农民说，我自己种了这么多年，现在入社了能赶上我自己种地么?一些家里有老人的，就不希望连片;一些地多的人家也不希望连片，他们实际的地比账面的地要多，这些人家在这些年耕种的过程中，占了边上很多其他的地，那么他们认为加入合作社以后按照账面上的地来分配收益，他们会吃亏的。不管怎么说，村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大会开了七八次，小会开了10多次，有的时候还要上门做工作，如此终于使得大家连片经营。
然而农村集体经营面临一些负能量，负能量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得到解决，如村民和干部之间的不信任。为解决这个问题，合作社领导采取的方式是生产决策完全公开透明，从买种子到请机械到销售，每一步都由村民民主监督。比如说买种子，合作社是让村民先去市场看，你们要买什么种子，看中哪家农资店，村民代表能谈到什么价钱，村民先行，干部不参与，全部谈好之后，合作社带头人再到村民指定的农资店去谈，把价格再往下压一压。合作社做事会非常小心，非常讲究策略。谈完之后过去买种子，交钱，拉货，领导人不参与，钱你们带着，货你们去拉，最后发票你们拿回来。卖粮食也是一样的。要村民代表说什么时候该卖，什么价钱卖，要大家一起承担责任。不是说这个价钱，领导认为够好了，再不卖就要跌了，农民说还不行，还希望等更好价钱，那就没有办法，要吃亏就一起吃亏，吸取教训。所以合作社到目前做得非常好，在当地成为和煦模式。
和煦模式具有一定的地区影响力，这个规模化使得农民真正受益。合作社以屯为单位核算，这和公社时期有点像，也就是按照原来生产队的规模，并没有把它放在整个合作社结算。在合作社里，合作社的主要干部也就是村里的书记、村长和会计，他们三个没有收一点管理费，完全是为人民服务，无偿奉献。屯干部是有一些报酬的，一亩地两块钱。
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合作社是集体经营了，但它没有一点集体资产和集体积累，也就是它还没有合作社应有的公积金、公益金。为什么没有?这又涉及我们改革三十多年积累的负能量，老百姓信不着干部，觉得把钱全部分了最好。钱全部拿到我手里，你需要钱，我可以从里面往外拿，我拿到手里，我托底。那么干部怎么看?他们认为既然老百姓要这样，就只能都给他们，希望几年之后能说服。合作社现在看起来运作很好，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一个是农机的问题。上万亩的运作是要请大农机的，可是因为合作社没有集体资产，这些大农机全部要到外面雇。雇农机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关系问题。农闲的时候，这些机器都闲置，农忙的时候，这些机器又不够用，大家就要去抢农机，这时候就要求人，托关系。合作社也需要找关系才能请到农机。为了推动合作社规模经营，黑龙江省有一个千万元农机合作社的项目，需要合作社出400万元，省里匹配600万元，最后给置备一套价值千万元的大型农机具。有了农机之后，合作社就能和规模经营完全接上。400万元谁来出?普通老百姓出不起，村里大户不愿意拿。合作社领导和我一起算了笔账，要千万元农机合作社运营有效的话，大概需要30000亩作业面积，整个合作社有14000亩地，因此除了耕种合作社自己的地，还要去外面代耕。假设有30000亩地，减去各种作业费用、折旧等，一年能够拿到100万元收益，也不错。100万元分给出了400万元的出资人，他们一年收益40万元。我们可能觉得不错啊，但是当地信用社存款利息是8厘多，民间的存款利息是一分，所以大户们一算，存起来也能拿到40万元，还没有风险，而投资给合作社还有风险，所以大户们不愿意出这400万元。合作社完全没有固定资产，完全要老百姓贡献，这就有困难。贫富分化就变成这样一个影响合作社发展的瓶颈问题。
合作社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自己没有加工，因此卖粮难。玉米收获以后需要脱水才能卖，不脱水的玉米储藏期非常短。粮商会利用你没有脱水能力来压价，没有加工，合作社就没有市场谈判权。
第三个问题是抗风险能力。和煦村周围基本上都有大公司大农企来包地，资本下乡给农民的地租是400元一年，一包5年。在这种情况下，和煦模式只能赢不能输。它每年成绩好，农民就能跟着走，一旦做砸了，能否合作起来，就变成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合作社要承担所有合作的风险。我碰到一个农民，他虽然觉得合作好，但是他说：“一旦和煦一年歉收，干部能陪你么?现在种地和毛主席时代不一样了。”人民公社时期种地有灾有难，上面能补贴，能保住你吃饭，可是现在种地亏了干部是赔不起的。在一个小范围，以一个孤岛之力怎么能够抵抗风险呢?因此在合作社内部就出现争论：单干好?合作好?还是干脆把地给资本下乡，反正省心出去打工好?
我总结一下和煦的成就。第一，老百姓增收了，比把土地转包给资本经营要好得多。第二，完成了从个体经营向集体经营的转变，而且规模经营的好处、协作的好处都给了百姓。第三，尽管它存在的时间还比较短，但和煦模式的出现开始有了带动效应，周围其他的村也想要效仿。当然村干部领办合作社的也不是和煦一家，而且干部领办也不一定成功，当时开始试验的时候，还有别的村，但没有成功。和煦的意义就在于它让周围的农民看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所以和煦的存在就是当地的旗帜，这样的话，资本下乡就不能一家独大，形成完全垄断的势态。
然而，今天集体经营的生存环境已经和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了，资本下乡已成包围势态。集团化企业进入农业可以在全产业链里获取利润，而合作社只能靠生产这一环节获取收益，这是不平等的竞争。和煦合作社已经有了一个小胚胎，可能从集体经营成长为集体经济，可是整个大环境是资本下乡的，这样这个胚芽能否成长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牵涉的就是中国农村、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问题。
卢晖临：今天的集体经济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生存并壮大？
海蓉报告的案例，还有很多细节我都有兴趣了解，譬如土地是否参与分配，劳动投入怎么算;但初步判断，还很难说它是一个集体，顶多是一个因利益而暂时结成的经营组合。它所面临的困难恰恰让我们看到了过去存活过的集体制度的潜力。刚才讲到这个合作社在资金合作方面的困难，它没有任何集体资产，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原因是大家对干部不信任，这个困难让我们看到集体制度终结带来的恶果：历经30年的摸索，付出沉重代价才艰苦积蓄下来的资源、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本基本上在80年代丧失殆尽。
即便这个合作社能够解决资金难题，它要想进一步发展，仍然会面临与80年代、90年代初不一样的严苛环境。80年代南街村能够利用农产品加工进一步推动工业发展，而今天的合作社面对大资本主导的市场结构，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从农业走向工业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徐俊忠教授刚才说到，人民公社制度规划的农村发展一定包含了工业，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中国乡村工业的不发展是当时历史条件、国家重工业战略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的话，那么，今天农村工业发展不了，恰恰是缺少了组织和制度的框架。这个案例能让我们反过来思考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制度潜力。
有关市场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一些“明星村”出现在改革开放时期，对这些“明星村”的研究似乎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为集体经济村庄提供了机会。这个问题该怎么看?集体经济村庄像一艘艘航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打造的航船，它们和过去的航船不一样，不属于某个船长或者船主，而属于船上的所有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当然这并不能保证航船上的人一定齐心协力，在领导人清廉能干、制度设计明辨责任和权利的情况下，航船往往获得前进的动力，如周家庄;但在领导人不能服众、制度设计中大锅饭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航船更可能因内耗而停滞不前，如实行承包制之前的小岗村。最重要的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些航船基本上是在相对风平浪静的海域或河道航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有对农村索取的一面，但是在其他方面，外部环境还是非常友善的。而随着承包制的实行，集体经济瓦解，与之前的航船相比，独立经营的农户如同一片片小舢板，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勉力支撑。而少数坚持集体经营的村庄则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抢得市场竞争的先发优势，其中一些“明星村”甚至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然而对于这些一时风光的“明星村”来说，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随时可能遭遇灭顶的风浪和倾覆的暗礁，外部不再是友善的环境，不做大做强就意味着可能由兴转衰。
文章来源：节选于《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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