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2015年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春节黄灯教授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各种各样的“返乡”写作如同被点燃的春节爆竹，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群的心灵中爆炸开来，引燃这场爆炸的“火药”则是近年来乡村问题的新变化与城乡关系困境的进一步显露，以及由此导致的盘绕在这些心灵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团。大量“返乡”写作中也充斥着不少虚假、恶劣的噱头文章。如果将之称为“返乡体”，那么强调乡村并非“返乡体”所表现的那样凄惨的“反返乡体”也进一步被催生出来。不能否认“反返乡体”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将讨论局限在“农村到底是不是那样惨”，那么对作为“症候”的“返乡”写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浅层，未能突破表层“症候”来探讨其深层的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根源。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返乡体”与“反返乡体”的二元对立，带入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分析，并将对此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开拓新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实践的契机?毕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赢家通吃”与“多少算够”的逻辑下，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论述日渐被雾霾、食品危机、垃圾危机等问题撑裂时，“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从1月25日开始，“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号开辟“乡村与我们”专题，陆续推送相关文章，尝试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敬请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读者就此专题向我们投稿，以引发讨论，推进思考。来稿请发至：[email protected]. 此征稿长期有效。
接续昨天，我们继续推送工友的“返乡书写”。相比知识分子、高校学生的返乡书写，工友们对“故乡”的深思更加密切地关联着自身生活轨迹与未来出路，因此也对乡村与城市、家庭与生活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今天推送的是工友李若的两篇文章《八个农村老家的真实故事》、《春节返乡所见所闻所感》。
感谢工友李若授权“乡村建设研究”推送，并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慧瑜老师为“工友小辑”撰写导言!
导言：
每年春节，在亿万返乡大军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如候鸟般在城里打工、过年时节返回家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里辛苦打工赚钱，而他们的孩子和老人需要回到农村上学和养老。民工潮出现在80年代末期，距今已有30余年历史，目前全国农民工总人数近3亿人之众，如此大规模、如此持久的人口迁徙在人类现代历史中也是少见的。30年来，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崛起和城市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近些年第一代农民工变老退出劳动力市场，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打工的主力军。相比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有两个突出的特征，第一，他们更认同城市价值观，有的从小就跟父母在城里打工，他们不会务农，也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第二，他们更有文化，擅长使用互联网和新媒体，也受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和中国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有的青年工友尝试返回家乡，留下来寻找新的出路，而更多的依然继续背井离乡，重复着父辈的命运。与知识分子春节返乡写的文章不同，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家庭、家乡和未来有更为切身的感受。作为当下中国最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选择将对中国乡村和未来产生长久的影响。(张慧瑜)
八个农村老家的真实故事
文 / 李若
近照
（简介：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对农村有特殊感情。南下北上背井离乡打工多年，面对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记录者。现在在北京工友之家工作。）
我的老家在河南南边，与湖北接壤，属于大别山区。
如今，农民靠田地致富已非常艰难，按照老家人的说法，累死发不了财。大部分年轻人背井离乡出外打工谋生活，留守的都是老弱妇孺，没有几个真正的劳动力。
种田的故事
种田向来都是重体力活，老家地处丘陵地带，现代化机械用不了，基本只能靠人工。
老人们种的红薯、玉米等产量高、水分大，田地远了，太沉的农作物就弄不回家，只能就近种种，远处的田地只好抛荒。
好好的田里长满了水草，或者长着树，都是屡见不鲜的。
现在农村最常见是景象是：老大爷在前面走，背着犁牵着牛，老大娘一手牵着小孙子一手拎着农具，还揣着水杯或者几块饼干，一起去地里干活。
四处看，田野里都是老人在干活，小孩坐在田埂上玩泥巴或是捉蚂蚱。
农历四月，是农村又割麦又插秧的抢天时。今年农忙时，我担心妈妈太劳累，就打电话说：“妈，我回去帮忙吧。”妈妈赶紧阻止我：“不用了，麦已收回来了，秧也插完了，你回来也是玩，还坐车跑来跑去的，即花钱又受罪，等过年再回来吧。”
我不相信这么快家里的庄稼活都能干完，于是请了一个星期假，买了张车票偷偷回家。
回到家天都快黑了，妈妈还没回来，左邻右舍说：“你回来的正好，你妈正在收麦子，你回来做饭也好，免得她忙完田地活还要回来做饭。”
我跑到田边一看，移栽田还是一汪水，秧在秧田里一点没动。“你不是说农活都干完了吗?秧插完了怎么还是块大白田?”
母亲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不想让你回来受罪，又热又累，我自己慢慢干就行了。”
回来的路上，田间地头上，除草剂和杀虫剂的药袋子随处可见，我问妈妈：“这些不都是有毒的吗，怎么还用得这么普遍?”妈妈解释道，年轻人都出去了，田地都是老人种。老两口种二十多亩地，靠人工拔草捉虫，白天黑夜不停也忙不过来，只有打药了。“药打轻了还治不了，得下猛药。买药不是一瓶一瓶地买，是成箱成箱地往家搬!”
在我们村，每年都有小孩误喝农药致死的事发生。粗心大意的家长，把农药随手乱放，小孩不认识字，以为是饮料，拿起来拧开盖子就喝。
前几年，村里的一个小孩打开一瓶敌敌畏喝了两口，还举到大人面前，说“这还挺好喝，给你尝尝?”大人一看，抱起小孩就往医院跑，可没跑几步孩子就口吐白沫了。
留守的故事
回家没几天，邻镇就发生了一件惨剧。
这家只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和爷爷，孩子的父母都出去打工了，爷爷带着孙子在田里打油菜籽。
小孙子在田边自己玩，困了，就倒在油菜杆上睡着了。爷爷打完油菜籽，就像其他人烧麦秆一样，随手就把油菜杆点着了。这样做，一来不用费力往家运，二来烧了草木灰能肥田，一举两得。
火借风势，半间屋子那么多的油菜杆烧得噼里啪啦响。
等收拾停当准备回家，爷爷才想起孙子。他发疯一样在大火里找孙子，可是孙子早已被烧得惨不忍睹了。
或许是实在无颜面对儿子儿媳，或许是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在儿子儿媳妇往家赶的路上，这个爷爷就喝敌敌畏自杀了。
看病的故事
一个中午，烈日当头，我正陪妈妈在做午饭，听到村中传来阵阵鞭炮声。我问妈妈是怎么了，她叹了口气，“老汪头五十多岁，身体好好的，说死就死了。昨天中午，几个老头在村小卖部门口坐着抽烟聊天，快晌午的时候，老汪头说他该回家吃饭了，站起来刚迈步，就一头栽倒了。还没有送到医院，人就停止了呼吸，医生说是脑溢血。”
“阎王让你三更死，绝不留你到五更。”妈妈不断感慨着。
在我们老家，人们常年都不体检，血压多高都不知道。小病挺，大病扛，头疼脑热就吃点感冒药。只要还能动，就不叫病。直到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会去医院检查。可那时候早就晚了。
村里人都说老汪头身体好好的，没病就死了。是因为不体检，有病也不知道吧!
寡妇的故事
二姐夫善银比我大几岁，四十刚过就去世了，留下一家老小。
前年冬天，原本在新疆打工的二姐夫提前回了家，说身体不得劲，不想吃饭，感冒总是好不了。
他去医院一检查——肾癌晚期。
谁也想不到二姐夫年纪轻轻竟然得了肾癌，上有六十多岁的父母，下有几岁的儿女，怎么办?
二姐夫拿出这些年打工的全部积蓄，先在武汉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后来又辗转到郑州。那几个月，花钱如流水，病情却越来越严重。
一段时间后，二姐夫不认人了，他在病房里见人就打。二姐身上经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老父亲也挨了打。医生没有办法，就用绳子把二姐夫捆在病床上，医生说：“他可能是无法接受自己得了绝症，情绪失控精神失常了。”
最终，在医院住了半年的二姐夫花光了全家的积蓄，撒手而去，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儿女。
过年时我见到二姐，她形容憔悴，瘦得剩一把骨头。我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她说夫家的人担心她一走了之，把三个孩子抛给爷爷奶奶。于是在善银刚死的时候，夫家就规划好了：由大哥安排，他们一家老小全部搬去郑州。他们给二姐找了一份在酒店打扫卫生的工作，给老父亲找了份看大门的班，老母亲就在家洗衣做饭，照顾三个孩子。
现在，他们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只要把虎子供出来就好了。”二姐不断地念叨着。
“再过几年有那个本事考上大学更好，考不上就送去当兵……两个姑娘上到什么程度，就供到什么程度，如果上完高中不读了，就去打工……”
“你还年轻，还不到四十岁，不打算再找一个吗?”我问。
二姐说，“谁愿意给你养三个孩子呢?”
另一个看病的故事
我叔叔家的堂弟祥子，是个命苦的留守儿童。九岁时妈妈肝癌去世，爸爸带着五岁的妹妹去江苏宜兴的石灰窑打工，祥子在老家上学，寄养在伯伯家。
直到妹妹要上学，爸爸就不再出去打工了，他在老家种田，或寻点开山炸石、捕鱼的活。祥子也算是过上了几年安稳日子。
初中毕业，祥子去餐馆当帮工，每天凌晨两三点起床和面、发面、包包子、磨豆浆、熬粥、炸油条。白天老板休息时，他还要帮忙看老板两岁的小孩，他干了一年后，就放弃了。第二年，他跟着亲戚去东莞打工，进模具厂干了几年。
到了二十多岁到了找女朋友的年龄，祥子又跳到苏州的一家电子厂打工。因为他听说电子厂里女孩多，好找对象。
在电子厂，祥子管化学品仓库，整天接触的是白乳胶、天拿水、白电油等东西。有人来领，就照单子发货;没人来就在仓库坐着，还挺清闲。这个工作一干就是五年。
突然有一天，祥子早上起床，感觉眼睛看东西很模糊，他去小诊所看医生，医生说他是高血压，吃点降压药就好了。坚持了一段时间，他的眼睛持续充血，视力越来越差，还开始断断续续的流起鼻血。祥子只好请假去大医院看病，检查结果出来了：慢性肾衰竭，俗称尿毒症。
祥子辞工回到老家，等到了武汉的大医院看病时，他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医生建议他赶紧透析。
透析是个无底洞，三天一次，一次三百多。祥子打工几年的积蓄很快就没了。那时没有报销，花多少钱就少多少钱，眼看钱包越来越瘪，亲人们也欲哭无泪。
全家人你一百他二百的凑，加上亲戚朋友的钱，勉强挡了一阵。可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祥子的父亲不得不加入打工的行列，五十多岁的人为了儿子，和小伙子们一起修马路、搬砖块。
祥子说，他可能是在电子厂仓库里接触化学品致病的，可他又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想去找工厂索赔，可他一没有证据，二离不开透析，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一次几个本家在一起聊天，聊到祥子。一位堂哥在背后议论：“自己没有狠气(种)，换谁都会自寻短见，明摆着治不好病，结果就是把家里搞穷，何必呢?只不过是多活几年，不如把钱留着给父亲养老。”
年纪大点的伯伯马上反驳道：“谁不怕死?越是这样的人越是怕死。人活一百岁还想望个亮呢!他自己有求生的欲望，总不能让他去死吧!”
后来，赶上国家出台了大病医疗保险的政策，报销一部分费用后，我们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下点。叔叔打一年工的钱正好够祥子透析的费用，可他一年老一年，干不动了咋办?
赌博的故事
我实在想不通，老家穷乡僻壤，赌博赌注为什么这么大。
炸金花、斗地主、三公，大家赌得最多的是三公。一局大概五六分钟，坐门的一局最少要下一千，上不封顶，庄家输赢在两万左右，一晚上输赢二十万流水。抽水一局二百，一晚上能抽五六千，赌桌上清一色都是红皮，没有十块五十的。
春节时，去一个朋友家拜年，刚吃过晚饭，三三两两的“赌徒”们就都来了，大家开始聊昨晚谁赢了多少。
“你昨天赢了三万吧?”一个问，另一个答：“哪有那么多!我来时带了两万，走时带了四万，骗你是小狗。”
朋友家不是开赌场的，但赌徒们知道，警察不会去他家抓赌，就渐渐地聚到了那里。
像约定俗成似的，不用主家开口，每一局不管是谁输谁赢，都从点子最小的输家那儿抽两百块钱给主人家。当然，扑克、酒水、香烟、零食都一应俱全，炭火烧得旺旺的。
晚上八点多钟，该来的差不多都到了。其中一人说“开始吧”，其他人就纷纷附和，自己挑一个合适的位置坐下，主人家就把扑克拿来放在桌子上。
一般一桌坐门的六至八人，后边下注钓鱼的男女老少都有，三百五百地押，看哪门手气好就往谁面前放。有时候哪一门连赢几把，大家都把钱往他那儿送，几张一百的从中对折，都把自己的钱做个记号，要么折成三角，或者把钱卷成一卷，排队似得排一排。庄家要是赢了，把这一排钱统统收走，要是庄家输了，拿起一份问，“这是谁的?多少?”后面就有一个人说，“我的，八百。”庄家便“哗哗”数八百递过去。
赌博桌有赢有输，赢的人面前，钱越堆越高，像小山似得;输的就坐不住了，要求换扑克、换位置……赢了的随即把钱悄悄装到口袋里，桌面上只留几千元，免得输家向他借。
我出门时，正看到一个输家向朋友借钱，朋友拿出一沓对他说：“这是最后一万了啊，你悠着点，别下太猛了。手气不好就下小点，手气好时再下大。”
一晚上，朋友家人来人往，赢了钱的走了，也没有人挽留，刚来的又随即入座。那天晚上的庄家是在外面包工程的，带来一大提包钱，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大老板也爽朗：“只要你点子比我的大，奉陪到底!”
不到两个小时，李老板的钱包瘪了一半，几个赢家先后都走了，输家继续拼。到了十一点多，输家没有钱了就喊数，拿烟包代替，往往一个烟包两千，一个打火机一千。
这时赌桌上有的人一脸死灰，有的人喜笑颜开。房间里烟雾缭绕，空气混浊，坐门的越来越少，赌局也接近尾声。
到后来，只剩三个人坐门时，再怎么招呼也没有人愿意坐一门，赌局就散了。输的也捞不回来了。
李老板输了十多万，依然沉着冷静面不改色，夹着提包，笑咪咪地走了。
另一个赌博的故事
老曹本名叫什么不知道，只知道他姓曹。
他不是本地人，是从别的地方到我们镇上做馒头卖的。一家四口在我们镇上住了好几年了，两个孩子读高中，他老婆会做衣服，每到下半年就会跟雇主出去做羽绒服。
去年中秋一过，老曹的老婆就跟雇主去外地了，儿子女儿在学校，一个星期回来一次。除了做馒头卖馒头，老曹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闲的。
村里人打牌，老曹常常凑上去看，慢慢地，也开始心痒了。一开始，老曹只是和一帮老头玩玩斗地主。
老曹玩牌有个特点，一抓到好牌就手发抖，要是手上有三四个“炸弹”，他的手就跟“打摆子”似的，抖得厉害。渐渐地，凭着小聪明(他记性好，会记牌)，老曹玩起斗地主基本是包赢，大家都说他手气好，不大愿意和他玩了。
斗地主不过瘾，老曹炸起了金花，一场输一场赢，心很快就野了。没多久，就有人推荐他去“对口味”饭店，那儿有赌大的。
“对口味”饭店生意兴隆，聚满了好赌之人。那里人来人往，窑老板、村干部、街上做生意的都在。饭店老板也姓曹，老曹去了几次之后，就和他认成了本家兄弟。有了这层关系，老曹去得更勤了。
赌桌上哪有常胜将军?慢慢地，卖馒头挣的钱不够赌了，他就动存款。开始取一万，想着赢钱了就补上去，谁知一晚上就打了水漂。第二天不甘心，老曹又从银行取出一万继续赌，结果还是输了。等他输了十几万时，饭店老板感觉不能再让他捞了。
老板劝他：“兄弟，赌博是要讲运气的，你不适合赌大的，还是别赌了，一年一个赌运，等明年你手气好了再来吧。”老曹一听就不干了，“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玩女人，唯一的爱好就是赌博，如果连这个嗜好都被剥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谁都知道他是想翻本，担心他输多了不好交代。后来再聚赌时，饭店老板还把大门插上，堵着门不让老曹进，好几次，老曹就在外面把门砸得“咣咣”响。
在“对口味”的众多赌徒中，小朱手气最好。老曹的钱有一半是被他赢走了。据小朱讲，正好买车差几万块钱，想什么就来什么，“我这车四个轱辘是他(老曹)贡献的。”大家都劝他，小心老曹老婆回来找你拼命，小朱却不以为然，“愿赌服输。”
过年时老曹老婆回来了，大家都闭口不谈老曹输钱的事，好歹让人家过个祥和年。
纸是包不住火的，年后孩子开学时，老曹老婆终于发现卡里的十五万就剩下三千多了。追问老曹钱哪儿去了?老曹任凭老婆打骂，死活不肯说。
老曹老婆从街坊四邻才得知，存款全被老曹输了。她先去找了银行，说这钱是教育储蓄，除了孩子上学其他用途都是违规，不是开学的时候，银行让他一次次随便取钱，就是失职，她扬言要去告银行;又去找赌场，让他们赔钱，说赌场出老千、下套把她老公骗了，如不赔钱就举报等等……
闹到最后，银行和赌场还真赔了三万块钱给她。
有一次在街上看到老曹闺女买菜，我问她，“小姑娘，现在还没有放假啊，你怎么在家啊?”小姑娘说：“我爸赌博把钱输完了，没有钱上学就不上了。”
很久没有看到老曹的老婆了，听人说，她和老曹离婚了。
养老的故事
前几天给妈妈打电话时，妈妈说五奶奶死了。
我很吃惊，五奶奶八十了，虽然满头银丝，但身体还硬朗得很，耳不聋眼不花。今年回去，我还和她开玩笑说，我要是八十岁的时候身体像她这样就好了。
听村里年纪大的人说，五奶奶原是陪嫁丫头，因为正房不生，为续香火，五爷把她收为小的。五奶奶挺争气，一口气生了三子两女。
几兄弟分家时，是口头协议，分工合作的：大伯父负责五爷的丧事和两个妹妹的出嫁;二伯父负责正房五奶奶的生老病死，五奶奶顺理成章就归三叔管。
五爷去世得早，丧事是大伯父一手操办的，后来两个妹妹出嫁也是他负责的。大伯父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正房五奶奶分到二伯父家时，身体不太好，只在二伯父家住了一年多就一病不起，没有多久就撒手人寰，二伯父照协议把正房五奶奶送上了山。
五奶奶分到三叔家时，还不到七十岁，她帮着三叔家带小孩、做饭，养鸡喂猪，干了不少活。
随着打工大潮的兴起，三叔带着老婆孩子去大城市闯荡，留五奶奶在家闲呆了一段时间。而后，五奶奶的女儿接连生了孩子，五奶奶又去城里带孙子，一带又是十多年。
这期间三叔一直在上海打工，五奶奶就在两个女儿家轮流住。
前年三叔回来了，把老房子翻盖成了小洋楼——给儿子娶媳妇做准备。
奶奶自觉得年纪大了，不能再在女儿家住下去了，“万一哪天一口气上不来，不能死在女儿家……毕竟女婿是外姓，得叶落归根。”她琢磨。
可是三叔的小洋楼却容不下五奶奶。
三叔振振有词：“你这么多年帮女儿家带孩子，不管我家的事，对外孙比对孙子亲，我回家，家里就像跑了人一样，院里野草长了一人多高，那时你在哪儿?如今我楼房建好了，你要回来，早干嘛去了?”
五奶奶说，“当初你们兄弟早就讲好了，他们的任务完成了，你的任务没完成我就该你管。”三叔不理五奶奶，过完年把门一锁又出去打工了。
五奶奶没有办法，只好找来族里德高望重的人评理，族人们和稀泥，又找来大伯父二伯父，让五奶奶在他们家轮流住，大伯父二伯父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心里却大不乐意，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这是老三的事，凭什么我们帮他赡养老娘?老三住起了小洋楼，我们还住的是平房，太没有天理了。
五奶奶在大伯父家住下了，大伯母嫌弃五奶奶扫地像画龙，洗碗不干净。
住满三个月，五奶奶去了二伯父家。有一天我去二伯父家玩，五奶奶洗衣服去了，二伯母说：“前几天我走亲戚不在家，回来冰箱里的肉少了不少，坛子里腌的鸭蛋也少了，会不会是五奶奶偷着送给大儿子家了?”我赶紧宽慰二伯母，说有可能是记错了，这种事没看见不要瞎猜，手心手背都是肉，五奶奶没有必要这么做。
下半年，五奶奶又轮到两个女儿家去住。年后，五奶奶再也不愿意在几个儿女家轮流住了，就借了村里一户人家的空厢房住，吃的米面由两个儿子提供，油盐归两个女儿管。
前一段时间，五奶奶烧开水时不小心被开水烫了，一瓢开水从胸部一直淋到小肚子，天气热，伤口发了炎，没有人带她去看医生，也没有人管。
过了一个星期，五奶奶就在借住的厢房里，孤零零地去世了。具体死因不详。
春节返乡所见所闻
文 / 李若
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叫“张洼”的地方，距离市里一百多里地、离县城六十里地、离镇上十里地。每次春节回家从市火车站先到县城、再到镇上、再到村里，回到家基本天黑透了都是晚上八九点到。用我的话说就是天边的尽头，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之前和同事聊天，同事说他们那儿在搞开发，我感叹：中国都开发完了也轮不到我们这儿。
也正是因为偏僻，回家之后听到最多的是村里很多人都在买房：邻居家儿子儿媳在昆山买房了;隔壁大哥在苏州买的房;最多的是在市里和县里买房的，也有一部分人把房子买在镇上。我惊异他们的房子有的建好没几年啊，怎么又买房子?妈妈告诉我：村北头姓陈的都搬走了，只有一家没有在外面买房的。南头咱老李家搬了大半了。
我所看到的不管住在村里是楼房、平房还是砖木结构房子的年轻人，都在往外搬，家里房子只有老人住，老人去世的房子就空着，门上挂把锁。有的搬到市里住之后，老家的瓦房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倒塌的也不算少。
我有两个弟弟，小弟没有对象，大概是觉得房子买在市里说出去好听点，方便找对象吧，前两年在市里买的房，现在还没有装修。大弟有两个小孩，大的四岁多，小的两岁多。这几天大弟和弟媳准备在镇上买房，天天忙着看房子。镇上有不出门打工的小开发商，除掉买地皮钱、材料费和人工费，一套房子可以赚约七八万，一年建两套赚十多万，胜过在外打工，所以镇上有大量房子等待出售。
腊月二十八，大弟开着车，载着妈妈、弟媳、小弟和我一起去看房。行至半路，邻居家姑娘小兰打来电话说她买的地皮旁边还有一份，让大弟去看看，她买的一份两间地皮六万一，她说要是大弟和她的买一起，将来建房子时一块建可以省很多钱。
我们穿过街道往北拐过一个上坡，就到了小兰说的那个小区，靠东边是小山包。有点像新开发的小区，中间一条水泥路，两边是刚建的房子，大概有十来排，规划好了每排房子建几份，两排房子之间间隔四米。这个地方原来是田，现在还能看到有的房子旁边种有菜。小兰把我们领到她买的地皮旁，果然在她的地皮和一套房子之间还有一份。小兰打电话叫来地皮主，不一会儿，一妇女开着河北牌照的车过来，我们说明来意，她沉吟一下说本来没有打算卖，你真想要的话给七万。大弟说小兰买的跟她的地皮挨着的六万一，都一样面积的就一个价格卖了呗，她不肯。妈妈说一样的东西两样的价，算了走吧，还是去看房子吧，买了地皮也是个麻烦，你们谁有时间在家建房子，请瓦工、买材料，我老了跑不动了，建房子和装修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总不能把外面生意停掉在家耗那么长时间吧?
我们又来到镇政府对面已经盖好的商品房区去看看，我们刚把车停好，几个人围过来，像车站拉客的似的：这个往东引那个往西拉，大弟说别急，一份份地看。老人们都说这个地方之前是山，山上有很多坟，开发商用挖掘机挖平整了，盖成一套套的房子。大弟指着一套房子说，这门脸房三十八万。我看了一眼说这叫什么门脸房，在背道里能做什么生意?我们接着往前走，碰上本村陈姓的邻居，他说他儿子还有两套房子要卖，说着领我们去看。他指着半成品的两层小楼说一套二十九万。弟媳嫌门口太窄，和前一排房子挨的太近，光线不好。我们再往前走，遇上弟媳娘家远房叔叔，他给介绍一套房子。我们过去一看三间两层的框架，客厅挺大，三室一厅，还送一个地下室，要价三十八万。妈妈看上了，弟媳不喜欢房子的户型。我们退出来，这时有人和弟弟打招呼，原来是侄子李枫，他刚搬到镇上不久，还在打扫房间卫生，交谈中他告诉我们他的房子三十五万买的，他问大弟：你怎么也要买房子呢?大弟说你们都搬走了独留我在村里，我和谁玩呢?
晚上回来，我问弟弟干吗要在镇上买房呢?在村里不是挺好吗?有田有地青山绿水养几只鸡鸭，自己种点菜园不是挺好的吗?你知道很多城市人这几年还要搬回农村呢。小弟回答我：姐呀!那是城里的有钱人过的生活，回农村养老，种一点菜园、住两间小屋，到月有退休金，想买什么买什么，不靠种田地生活，旱涝保收当然轻松惬意。农村人就不一样，没有经济来源，指望种田地挣钱生活，多累多辛苦，夏天毒太阳晒得满头大汗还要在田里干活，地里刚刚拔完草下一场雨草又疯长……农村都是土路，一下雨地上就起泥，出门两脚泥，城市有宽阔的水泥路。在农村就是死马一匹，没有就业机会，在城市或者镇上好歹还能找个超市上班，赚个零花钱，小孩教育和医疗水平也比农村好吧?两相比较谁还愿意呆在农村呢?我说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以发展合作社搞团结经济啊，还能开养鸡场做生态农业比如观光旅游、农夫市集什么的。大弟一听，说他大姨姐家就是开养鸡场的，稻谷一块三一斤，鸡蛋三元钱一斤，赔本赔得着急上火血压居高不下，可别提养鸡了。咱离城市那么远谁会开车到你这儿来观光旅游?
我这次回家看到农村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装有净水器，我问妈妈，这是免费发放的吗?妈妈说是两千多块买的，我查了一下牌子，是一个杂牌子根本不值两千，我说买贵了，妈妈说村里人买的都是这个价，买一送一，买净水器送消毒柜，后来才知道消毒柜是卖不掉的，和净水器一起搭着，净水器要贵点消毒柜免费送，其实消毒柜的钱已经出了。
年轻人都不在家，农村都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给骗子可乘之机，一些拿着“金元宝、”“银元、”“金条、”“银条”的都去农村忽悠老头老太太。我见过妈妈买的一百块钱一根的“银条，”妈妈告诉我村里很多人都买有，我问那个卖金条银条(大概是铅条)的那天在村里卖了几千块吧?妈妈说岂止几千啊，上万都有。曾有一个外乡人带着仪器到我们那儿，找老头带路和他一起“寻宝，”并说见者有份。在山上用仪器探着探着，真挖了一个“古玉，”外乡人说只挖到一个不够分，我没有带钱，要不你给我两千块钱，“古玉”算你一个人的，老头信以为真，掏两千块钱买了下来。事后老人醒悟过来是中了外乡人的圈套。
年后堂姐和姐夫来我家拜年，闲聊中她说四堂姐家儿子词波快要结婚了。儿媳妇要求在街上买一套房子，花三十多万已经买了，订婚时要了两万，现在结婚要八万八彩礼，四堂姐实在拿不出来，没办法像派任务一样给亲戚下了借款通知：每个舅舅和叔叔借两万，每个姨娘和姑姑借一万先把彩礼钱凑齐。办酒席还得几万，现在农村办喜事档次也提高了，烟都要“大中华”的，酒也是一百多块钱一瓶的。我一惊，娶个媳妇儿从头到尾不得几十万?堂姐说包括房子没有几十万，媳妇儿到不了家。
我突然想起堂姐家公公去年去世了，她公公有个弟弟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盲人，之前是他公公照顾，现在谁照顾呢?堂姐说他不还生活的好好的嘛，他自己照顾自己。我说他都看不见怎么可能生活的好好的呢?摸索着洗衣做饭，菜有没有择干净洗干净他都不知道啊，点火做饭会不会烫到了烧到了啊?他吃什么烧什么啊?越想越揪心，我问堂姐怎么不送到敬老院啊?堂姐说送敬老院是要钱的，钱谁出呢?
晚上，我们一家人围炉夜话时，我说出了我的想法：我想开办一家养老助残机构，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服务：我租一个大院子，把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接来……我还没说完，就遭到一家人的反对：他们生病了怎么办?你能给他们看得起病吗?手上的钱花完了没有吃的把他们饿死了怎么办?没有经济来源不能持续下去机构用什么生存?面对连珠炮般的发问，我想想我确实解决不了经费的问题只好沉默。
年轻人见面聊天基本是买房子的事，过完年又纷纷去大城市打工，没有几个年轻人愿意呆在家里，也没有几个年轻人会种田，老年人种不了那么多田地，只好在田里种树，说这样十几年之后树也能卖。
我们老家有这种现象，在外发了财的村民不会回到家乡。记得九十年代末期，一张姓老板带着一百多万回到家乡想干一番事业，刚一动工，乡里、村里来了一帮子收费的，用他的话说“一圈伸手要钱的，”张老板今天不是请这个部门吃饭就是明天请那个管事的喝酒，不到一年，业没有创起来，一百多万花光了。第二年张老板只好带着行李出门做生意。大家都知道这个前车之鉴，后来发财的老板不回来了。考上大学的都留在城市，毕竟城市就业机会多，能找到高薪的工作，回乡能干什么呢?拼命寒窗苦读不就是为了跳出龙门吗?我叹口气：资金回不来，人才不回来，农村的希望在哪里?我们怎么才能阻止乡村的衰败和凋敝?我热爱这片土地，可我又忧心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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