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
前段时间北大国际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撰写了《重新认识小农经济》一文，该文认为小农单位面积产量不低，同时，中国小农经济的优势在于，通过农业的“无剥夺的积累”实现工业化。本文不认同姚教授的小农经济优势观，虽然也支持小农生产方式，然而眼中的优势是自然友善、生态耕作、以物易物、守望相助，将之命名为“小农非经济”。“非经济”三个字指向了小农生产中的人文关怀，既反对现代农业中的规模化、专业化操作，也反对一味地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小农经济”对发展的贡献。认为以“小农非经济”的方式就可以重建和谐的农业社会生活。
诚然的主观意愿很真诚美好，然而，无论是小农经济还是“小农非经济”，中国农业面临的真实处境是不断推进的土地集中和农业资本化对小农的排挤。根据最近一个调研报告，安徽中部丘陵地区一个村庄，即便没有外来的资本下乡，9%的农户占有全村67%的土地，其中不到2%的农户占有全村28%的土地(这里“占有”指使用权)【1】。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土地集中的趋势已经停止。而这一集中的过程，正是依托了市场经济的平台。
情系小农，必须反思市场经济下小农的境遇，反思市场经济本身。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人民食物主权”明天发布的文章也会与这一议题相关。
正文
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长减速，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农民工游走城乡之间的复杂原因，这些年国内出现不少回归小农社会的声音。近日读毕北大国际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关于小农经济一文，更是发觉这类叙述难见全面，甚至存有谬误，故此斗胆一述管见，只图避免可能存在的误解。
姚教授首先整理小农社会的历史起源，并试以“小农的单位面积产量是高于大农场的”推论来论证小农在人多地少的东亚“长盛不衰”具有历史合理性。接下来，提出小农的第一优点，即由于小农家庭需要预测市场、计划生产，同时灵活把握消费支出，催生了大量拥有社会技能和经验的人才。第二，小农社会还能促使“无剥夺的积累”，实现低成本的工业化。最后，指出不能抛弃小农经济，是因为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无法实现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或商业化，还指出“指望通过农业发家致富很难，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而在中国更不可能。”
而以我所见，情况或许不如姚教授所论。请让我试论如下：
1、农业生产还需考虑成本投入
小农模式籍由农民精耕细作，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的确常较大农场有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但是，且不论小农对自然灾害常难有抵抗能力，其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往往基于其更高的投入成本。比起大量使用机械的现代化大农业模式，小农生产所耗工、时极高。由于小块土地上较低的机械使用效率，小农生产需要大量使用人力来完成各种繁重的农事。此外，小农生产的成本更在于其所耗费时间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与其务农，若将时间花在别的行业上或许能够赚取更高的收入。况且，这耗工耗时的农业生产，换来的只是相对于大农业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而要将这些产量转化成为实际的收入，中间还隔着一个怎么销售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一销售问题，多少小农由于缺乏销路而无可奈何将辛苦数月的产出贱卖甚至直接放弃。所以，要说以单产论，农业还需考虑成本投入，农民背井离乡，远走城市务工，就是最现实的写照。
2、“人多地少”并不意味小农具有绝对优势
我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或许有类似的客观情况，即“人多地少”的国情。然而，“人多地少”并不是小农生产优于大农业的充分条件。诚然，东亚国家大多由于“人多地少”而发展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模式，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不少利用机械完成的工作具有更高的效率，由此创造出的社会财富也更多，并且这些工作往往也能提供更高的收入。“人多地少”的东亚四小龙和现在的中国不都是在向劳动密集型工业释放农业劳动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在工业化进入科技化的现代，许多生产活动的人力效率越来越高，岂不应该进一步发展现代农业释放更多的劳力吗?如此，我们才能一方面提升农业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释放的劳力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
3、比起人才，小农生产的难度催生更多的是贫苦的农民
且不论个人遇上社会发展机遇的偶然因素，若按姚教授说的小农模式在生产消费上的难度催生了“大量”人才，怎不见西方国家的大企业家有什么小农背景，反倒是国内仍有数百万计的贫困的农民家庭?小农模式下生产者数量众多，难以获取全面的市场情况，因此常常在农产品销售链条上处于远离消费的一端，获利往往只占零售价格的极小部分。而且由于协调统计的困难，难以避免出现由于盲目跟风造成的生产过剩和价格崩塌现象。也正如姚教授所说，由于小农户在面临不确定性时风险较大，在投资消费时难度也极大，常如赌博，若不是盆满钵满，就是血本无归。正因如此，比起那些脱身农业的“大量”的社会人才，百万小农出身的农民仍过着贫穷的日子。
4、中国的工业化靠的就是大量农民放弃小农进城务工
南非学者不熟悉我国的工业化历史，认为小农经济支撑中国工业发展，尚可理解。但大多中国人都了解我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发展时期农民进城务工的历史吧。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之快，的确世界鲜有，究其原因，要说是“人口红利”倒不如现实地承认是由于大量劳动力涌现而互相竞争失去议价能力的“低人权红利”。看看春运时多少不被城市接纳而拎着大包小包挤火车返乡的农民工，和那些在城市角落从事底层工作，落下老人孩子的男男女女，我们大概也就无法睁着眼睛说出“工业化没有让农民流离失所，变成城市贫民”和“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亚各国实际上都没有太多的贫民窟”的话了吧。
姚教授认为“世界没有靠农业发家致富的先例”，就此，我想谈谈所谓中国农业的回归，重新建立小农模式的基础，到底该不该是小农经济。
这几年，日本也流行起关于小农模式生产的讨论，他们的经济学家藻谷浩介和几位日本放送协会的记者出版的《里山资本主义》一度成为日本的国内畅销书。我想结合其中“打破百年依赖金钱的经济常识”提出的里山资本主义，阐述我认为的“小农非经济”模式。
“小农非经济”的人文关怀
“里山资本主义“的精华之一，在于将籍由货币的等价交换部分取代为“无法用货币换算的以物易物”。藻谷教授借考察时收到日本农民赠送的刻写有感谢语句的南瓜，阐述无法计价的礼物带来的人文联系。我以为，我国从前的小农社会也带有不少类似的交换，并形成了“睦邻友好”、“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注重人与人关系的网状人际关系，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正是这种邻里协助、相互关怀的人际关系，帮助中国的小农社会抚平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创伤。同时，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常常发生在小区内部，使得资源就地消费循环，因此不像为了外部市场而生产的“小农资本主义”一样难以协调生产造成生产单一且过量而滞销浪费。
“里山资本主义”精华之二在于向比较优势形成的专业化提出挑战。现代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生产成为社会分工的基础。就现在的发展不难看出，其结果是将人们的工作具体细化为“生产链条的螺丝钉”，每人只专注于生产的单一而重复的环节，隔离其与成品的联系。这样的结果不难见诸于现代社会人们心灵上的空虚。相比而言，小农社会或里山的农民因身体力行各项生产的多重环节，可以从生产过程中得到更大的个人满足感。因此，综上所述，小农社会并非能用现代“经济学”衡量的社会，这种“小农非经济”社会不但能在个人层面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更能形成社群内部人际的和睦关系。
“小农非经济”的自然可持续性
比起依靠化石能源的现代大农业生产模式，小农的生产模式主要依靠农民的体力劳动。虽然如前所述，这种劳力劳动耗时耗工，但若能在“非经济”逻辑的社群里获得合理报酬，则是一种更可持续的生产模式。这种替代规模生产的方案也是“里山资本主义”的最后精华。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乃至工业生产，依赖大量只计开采成本的化石能源，将能源消耗的真实成本大量外部化，造成物质丰富实质破坏环境的社会假象。这种的环境的危害，不仅影响范围广阔，更会形成难以短期恢复的生态改变，正如看似遥远但影响日渐显现的全球气候变化。“小农非经济”的模式充分意识到化石能源成本的不可计价性，通过取而代之的人力劳动，拉近人与生产的关系，重新意识物质消费的真实成本，从而形成节省资源、回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依靠农业之所以难以“发家致富”，之所以没有国家依靠农业发展，正是因为发展的定义取决于“经济学”的逻辑，要致“富”。倘若想重新审视小农社会，则需要放下“现代金钱经济学”的有色眼镜，发现其中人文和生态上的价值。即便如此，读者也许仍难免质疑，这样的所谓“小农非经济”模式是否实际可行。当然，在我们对生活的要求日渐提升的今天，要极端地将所需完全“以物易物”、人人从事各项生产、并将一些复杂的生产过程以家庭为单位完成是不现实的，但倘若认识到现代以经济为依归的发展模式面临的人文和自然的困境，就应该有改变的勇气。的确，我们生活的物质质量也许下降，但就像鲁迅曾说的“在好地狱，人们还知道自己是在地狱，所以想改变地狱，但在伪天堂久了，人们就习惯了，并以为已经是在天堂”，是活在“伪天堂”还是“好地狱”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注释
【1】张建雷、曹锦清、阳云云. “中农经济的兴起：农业发展的去资本主义化及其机制,”《中国乡村研究》2016年第13辑。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