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否决”和“责任状”制度的泛滥，逼迫乡镇干部成了“实事求是”天天挂在嘴上，“欺上瞒下”时时落实在行动上的一群“怪人”。
最近，有两位乡镇干部的“异常”举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一位是四川省泸州市28岁的赵副镇长，他在辞职公开信上说，辞职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收入低、且工作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追求。每年平均有4个月在维稳，只有4个月在干“正事”。
另一位是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大池镇年仅25岁的副镇长，他在办公室内上吊自杀，留下一纸遗书，上面写有“工作压力”、“被社会抛弃”等字样。
在很多人看来，这两位年轻的副镇长的行为不好理解。但并不令我惊讶，因为在17年的乡镇工作经历中，我也有过自杀的念头，最终选择了辞职。
我认为，绝大多数乡镇干部也是弱势群体，估计很多人不会同意，但现实就是如此。
在这个大一统且实行城乡二元体制的国家，乡镇干部处于体制的最底层，直接面对各种问题和矛盾，同时必须绝对服从体制的整体利益，并为体制的整体利益做出牺牲。因此，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无需读太多的书，不必有太多的想法，“听上面的话，拼死命干”就好了。年轻大学生去基层工作，如果“修炼”不够，必然会多一些“痛苦”。
最近十多年来，体制的顶端为了“有效”管理体制的底层，出台了越来越多的“一票否决”和“责任状”制度。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社会治安一票否决，上访一票否决，安全事故一票否决，食品安全一票否决……基层干部为了应对无休止的“一票否决”和“责任状”检查验收，不得不造假——假数字、假典型、假报告……甚至上下结合一起造假骗上上级也屡见不鲜。以计划生育为例，为了避免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一些地方的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和所有涉及计划生育工作的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不造假，出生率是假的、男女性别比是假的、计生罚款数据是假的……计划生育工作如此，信访工作如此，其他工作大体都是如此。
“一票否决”和“责任状”制度的泛滥，逼迫乡镇干部成了“实事求是”天天挂在嘴上，“欺上瞒下”时时落实在行动上的一群“怪人”。“修养到家”的人能够适应这样的工作状态，“修养不到家”的人就不免精神抑郁了。
另外近十多年来，从上往下派干部越来越普遍，没有背景的基层干部很难有上升的空间了。加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干部年轻化的制度化，体制内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乡镇干部30岁以前到不了党委书记、乡镇长的位置，一辈子就几乎再没有上升到科级以上的机会了。付出多回报少，又得不到社会的公正评价，导致许多乡镇干部备感弱势，进而对人生价值彻底否定。于是，基层干部中的少数人行为失常——辞职、甚至自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乡镇干部辞职和自杀虽是个别现象，但反映出的体制性问题的严重性不容忽视。基层政权是中国社会的定海神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认为，基层政权建设有两点最为关键：
一是完善乡镇政府治权。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集权，乡镇政权处于体制的末端，乡镇政府的治权逐步被不断加强的部门权力碎片化了，乡镇政府几乎无权解决发生在乡镇的任何问题了，所有问题都必须到县级以上政府和县级以上部门解决。譬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土地纠纷、拖欠工资……1985年我任乡镇党委书记时，乡镇发生的各种矛盾几乎都可以在乡镇得到解决，农村几乎无人上访;等2000年我第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时，乡镇发生的几乎所有矛盾都必须找乡镇以上政府和部门才能够解决，而上级政府却对基层政府实施上访“一票否决”，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扭曲和矛盾。
二是加强村社共同体建设，促进村民民主自治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村庄由于逐步瓦解了村社共同体，村级组织服务功能逐步丧失，村民民主自治名存实亡。农村各种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并不断上交，导致乡镇政府部门穷于应付。
但少数依然维持村社共同体的村庄，由于其“产权、财权、事权和治权”相对统一，集“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是三种职能于一体，确保了村社内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协调发展和村民民主自治的不断完善。这些村庄在教育、医疗、养老、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治安等大事小事基本不需要乡镇政府操心，也基本没有矛盾上交和村民上访。实践证明村社共同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社会治理非常有效的手段，是农村稳定和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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