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
长期以来，金融资本通过期货市场来影响食物体系，但金融在食物体系中的作用只是在近些年才变得显著。2008年粮食危机爆发，一批学者因此开始关注金融在农产品市场中的作用。众所周知，研究者们认为2008年的粮食危机与金融化有直接关系，粮食中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导致粮价飙升的原因。但是金融业的兴起究竟如何影响了农业和食品体系?我们应该如何分析金融资本的榨取?
本次推送是食物主权读书会关于“金融化”阅读讨论笔记。阅读内容包括迈克·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2017年新书《Assembly》中的一章，题为“金融俘获及社会价值”，以及著名的农政研究期刊《农民研究》中两篇讨论粮食产业链金融化问题的论文。
读书材料
a. Hardt, M. & Negri, A. (2017). Assembly. (Chapter 10: Finance captures social value)
b. Clapp, J. (2014). Financialization, distance, and global food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1(5), 797-814.
c. Isakson, S. R. (2014). The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food supply chain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1(5), 749-775.
正文
自20世纪70年代起，金融资本开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其影响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取更微妙，也更隐蔽。2008年的粮食危机，使研究者开始关注金融对食物领域的影响。不少研究指出，粮食生产、流通体系中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增加，是导致粮价上涨和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一观点尚有争论，但金融业对农业、食品体系、食物供应链的渗透，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金融业究竟如何影响了农业和食品体系?
一、金融资本的兴起：不关心价值生产，只关心价值占取
20世纪70年代，金融开始逐渐取代实体工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象的促成因素之一就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原本由国家控制的实业经济渐渐衰落。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导致货币、公共债务的实际掌控权从原本的主权国家经济体中松脱，通过世界市场的价值机制最终转移到金融资本手中。
另外一个因素则是随着南半球殖民地国家逐步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反抗资本主义体系的高潮，主流国家的工人和被压迫的人群提出了更为强有力的诉求，国家通过发行国债来应对，但这又迅速导致了国家财政危机，国家又不得不将公共债务转移给私人银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公共管理机制被金融市场的规则所取代。国家利用金融机制来进行国家管理、解决公共债务危机的举动，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管理秩序的到来。金融资本并不关注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它关注的仅仅是如何占有现存的价值。
瑞安•艾萨克森(S. Ryan Isakson)指出，金融业的兴起有四个体现：
一是传统金融公司在国内利润总额中占取的份额越来越大;
二是过去的非金融企业也在不断参与金融，并从金融业务中获取越来越多的利润;
三是1990年代以来的“股东革命”，各类公司管理者都将满足股东的分红需求作为首要目标;
四是金融业将收益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导致工人工资不涨，收入不平等加剧，经济增长减缓，经济波动增大。
瑞安•艾萨克森强调，金融业的兴起与三个背景相关：工资增长的停滞、债务的增长、金融的去管制化。首先是在美国和其他一些金融大国，工人工资在1970年代就停止增长，这与“股东革命”有关，管理者优先考虑的是利润和股东的分红，而不是工人福利。这导致了工人家庭的消费需求不足，进而导致实体经济领域投资的减少，使得投资者将剩余资金投入金融部门。而这些资金中的一部分其实是贷款给了消费者，让他们能够在工资停滞的情况下提高生活水平，但这同时又造成了信贷债务的增长。更进一步，工人家庭不得不让更多成员进入雇佣劳动力的队伍，这对一些企业来说是好事，因为这增加了工人家庭对其产品的消费需求，这些产品原本是在家庭内部供应的，例如加工食品。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则认为，金融行业的地位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与其他生产行业并重，是因为金融产品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评估机制。哈特提出，像知识、信息、照料和信任关系，或者教育、医疗等行业的价值，无法通过劳动时间来计算，但资本市场仍然需要计算社会生产率和价值，金融产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劳动时间不能再充当价值评估的工具的论断，是哈特试图对马克思发起的超越。哈特认为，金融产品与生产活动之间的隔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以实现财富的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通过一种财富形式的价值来衡量和计算另外一种的价值，而这种计算和兑换的基础本身也是一直在变动的。尽管这样计算出来的价值未必精确，但却是真实并且有效的。然而，这样的金融机制不但不能预防危机反而会使其加剧。
哈特强调，金融资本不仅在生产领域榨取价值，也从生活领域获取利益。金融资本在生产领域的价值榨取是通过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方面，金融资本通过控制企业来间接获取价值，因为企业越大，就越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投资土地和设备;资本同样也从社会和生物领域的数据、基因信息、传统知识、社会知识、社会关系中提取价值;另一方面，金融也会直接从社会生产中获得价值。此外，金融资本从生活领域榨取价值的机制主要是金融债务，住房抵押贷款和租赁是金融资本家从穷人和中产阶级获得财富的工具，如发薪日贷款、学生贷款等等。金融行业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榨取的产业(extractive industry)。
二、金融对农业和食品体系的影响：“远距化”，危机根源更隐蔽
金融资本长期以来通过期货市场来影响食物体系，但金融在食物体系中的作用只是在近些年才变得明显。在2008年粮食危机之前，金融研究者很少关注食物领域，但这次危机使一批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在农产品市场中的作用。很多研究者认为2008年的粮食危机与金融化有直接关系，粮食中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导致粮价飙升的原因。金融业的兴起究竟如何影响了农业和食品体系?
事实上，农产品期货交易早在18世纪的伦敦就出现了，随后在英国其他城市出现，19世纪中叶在美国出现。期货交易使农民和中间商可以预先交易农产品，这种交易帮助买者和卖者锁定价格，规避因天气变化和农产品的不耐储存而导致的风险。但金融投资者对价格的投机使农民和消费者无法同等地对接彼此的需求，谷物市场上套期保值(hedge positions)的可能性使大型谷物交易公司在19世纪后半期不断扩大规模。
由于金融投机者操控市场的可能性，20世纪早期，美国对农产品期货市场进行了严格的管理，例如限制过度投机。上述管制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价格的剧烈波动，但这些管制在1980年代开始放松。随着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2000年后，农业领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金融投资产品，例如农地和农业公司方面的金融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金融管制的放开，银行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大型农产品交易集团也从中分了一杯羹，例如ABCD四大粮商。长期以来，这些交易巨头利用他们对信息的掌控来规避农产品期货市场上的风险，但其实很难判断，这些企业什么时候在利用他们关于农产品市场的内部信息进行投机。农产品交易公司往往是最早知道粮食短缺或其他干预力量的，这些信息使农产品交易公司在期货市场上十分有优势。
近几十年来，金融对农业的影响越来越深，一个表现就是与农产品和土地相关的金融产品越来越多。这一过程是伴随着金融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而出现的。不少研究指出，跨国农业公司利用新的金融工具来实现积累，使金融成为一种新的积累模式，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它们在全球食物体制中的主导地位。
詹妮弗·克拉普(Jennifer Clapp)认为，金融对全球食物体系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导致了食物体系的“远距化”。这种“距离”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从农场到餐桌的远距离，二是与食物生产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知识方面的鸿沟。全球食物体系中形成的“远距化”，不仅表现为在全球食物链中参与者人数和类型的增多，也表现为食物被抽离其物理形态，转化为高度复杂化的金融衍生品。
金融投资不仅会影响食物价格，使价格更高、更不稳定，大规模的土地攫取也带来环境和社会问题。但由于金融的“远距化”特征，金融对上述问题的影响往往并不能直接表现出来，这种不透明为金融界的辩解提供了空间，他们往往将上述问题归结为其他的原因。
由于金融化导致的“远距化”，金融投资者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更加不容易直观体现，随着食物领域金融资本的日益增多，新的农业金融衍生品使商品链条中各主体的责任越来越模糊，也造成食物相关的政治行动的复杂化。
正是因果关系上的模糊性，使对金融化的反抗更具挑战。金融投资者甚至创造出对其有利的话语，不把农业上的金融投资看做潜在的问题，反而把它当做解决今天食物体系问题的方法。典型的如世界银行，积极鼓吹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更多的商品交换，并把大规模土地攫取描述为重要的发展机会。
三、金融对食物供应链的影响：加重对食物生产领域工人的剥削，小生产者深受其害
近年来，金融与食物供应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金融从业者日益卷入食物和农业生产，农业公司也日益卷入金融活动。1990年代初的超市革命，使食品零售商成为食品体系中最有权力的群体。在北方国家市场饱和后，这些国家的食品零售商把业务拓展到南方国家。以拉丁美洲为例，食品零售中超市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的10-20%，爆炸式增长到2001年的60%，5个全球最大的超市连锁店占据了拉美食品销售近2/3的市场。
瑞安•艾萨克森指出，在金融业的影响下，私人股权财团为了提高自己的金融收益，采取了各种方式来重塑食品零售业：
第一，精简产品零售链上的供货者人数，减少农产品的来源地，同时关停一些配送中心，以降低成本;
第二，减少雇员(很多雇员原来是在配送站工作的)，加大剩余雇员的工作量;
第三，背弃其环保承诺，不顾南方国家食物生产者的福利;
第四，分解和重组资产，例如将其房地产资产销售给其一个新成立的子公司，使土地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一方面使食品零售商得到特殊的政策待遇，另一方面将资产重组进这个新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使投资者可以储存其资金。
因此，金融化事实上强化了对食物生产领域工人的剥削，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降低了他们的实际工资，并使他们的工作更不稳定。
有不同的研究指出，商品期货市场上投机行为的增加与实际的商品价格的波动有很强的关联。不过，上述研究者也提到，这种关联性并不能证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支持金融去管制化的一方表示，不是期货市场导致了价格的上涨，而是这些投资者本身就是冲着价格的上涨去的，而且食品市场本身就不稳定，投资者正是因为这些不稳定才去投资。在OECD的一个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农业金融衍生品市场与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之间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关联。有研究者反驳OECD的这项研究，指出期货市场事实上会通过形塑“预期”，来影响实际的商品价格。因为粮食市场的参与者信息有限，他们会通过期货市场来寻找指引。
食物价格危机的成本和收益并不是均衡分配的，受益者只是极少数的金融投资者，他们也是导致食物价格飙升和不稳定的人。南方国家的食物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受害者，但也并非所有南方国家都同等受害。
价格不稳定伤害了农业生产者，生产者根据价格来决定生产，但被扭曲的市场往往给农业生产者传递错误的信号，农业生产者现在不仅要承受自然风险，也要承受金融投机带来的风险，其中处于边缘地带的小生产者尤其受害。大户或农业公司还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风险，小农户则很难利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防控。
因为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其生计变得更不稳定，他们与食物供应链中其他的参与者相对立，还面临着失去土地的风险。讽刺的是，在金融化对农业生产者带来如此大风险和困难的情况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却鼓吹金融工具能帮助农户应对不确定性。
瑞安•艾萨克森还指出，在小农被排斥于金融衍生品市场之外的背景下，一些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一些金融企业合作，开发了小型保险业务，号称是为控制农业生产风险的。但很少有小农户愿意购买，他们为此不惜进行了一系列教育介入，希望推动小农户“理性化”。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继续。
目前，大部分关于食物金融化的研究都集中在农业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投机者的作用，但对农资和农产品加工方面的金融化仍缺乏研究。对粮食领域受到的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较多，但对其他农作物领域，例如水果、蔬菜领域，所受到的金融化的影响，缺乏研究。此外，关于金融与超市之间的关联、金融化对小农的影响、农资金融化、农业金融衍生品与今天土地掠夺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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