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董时进谁拥有真理？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怎样建设新中国?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几乎所有具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共同思考的问题。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认识到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都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在同为民盟中央委员的梁漱溟和董时进之间，围绕土地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梁漱溟几十年深入中国农村身体力行参与农村建设，围绕土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调查，高度认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主张，坚决主张土地公有。
董时进出生在农民家庭，从小对中国农村有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感性经验，留学美国，专攻农业，对土地问题也有长期、深入的思考，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查。
经过激烈的辩论，梁漱溟赢得了民盟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1945年10月民盟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写入了“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之最高原则”。
为此，董时进退出了民盟，组建了中国农民党。
虽然这场争论已经过去了70余年，梁漱溟与董时进的孰是孰非仍然是今天关心乡村建设的学者们激烈争论的话题。
70余年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实践”可以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吗?显然不能。今天，反对土地私有的学者，会对这些“实践”做出支持梁漱溟的解释;主张土地私有的学者，会对这些“实践”做出支持董时进的解释。近70年的“实践”可能改变持有不同主张学者的看法吗?不可能。那些支持梁漱溟的学者，会构造出一套理论来支持梁漱溟;那些支持董时进的学者，会构造出另一套理论来支持董时进。支持梁漱溟的人，依然坚定地支持他，任何事实都不会动摇这些人的看法;同样，支持董时进的人，也依然会坚定地支持他，任何事实也不会动摇这些人的看法。“实践”不可能改变那些坚定分子，但是可能改变一些处于二者中间的不坚定分子的看法。
习惯于“大批判思维”的一些人，将梁漱溟与董时进的分歧视为“真理”与“谬误”的分歧，力图用自己的“真理”去批判别人的“谬误”。这种思维方式与他们从小接受的“科学崇拜”教育有关，与他们在基础教育中形成的唯物的思维范式有关，与深受前苏联影响的“传授科学真理”的传统教育模式有关。
具有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人能够理解，首先，决策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决策不能基于虚假或虚构的事实之上，必须澄清那些虚假的传言。在历史研究方面，应该反对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哗众取宠;应该倡导扎实的文献调研和严肃的实证研究，应该尊重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文献。
那些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理解，仅仅“事实(data，fact，evidence)”不足以成为支持一个主张(claim)的理据(warrant)。只有当事实基于一系列的必要条件的支撑(backing)之上时。才能作为理据为自己的主张提供支持。
其次，决策必须符合形式逻辑，决策不能与形式逻辑相冲突，决策必须是合理的。他们善于提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如何”一类的问题，发现论辩对手的逻辑矛盾、逻辑谬误和逻辑断裂。
第三，他们理解，在符合事实和符合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偏好(preference)，对历史人物会存在多种可能的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之间的区别不是对(correct or right)错的区别，也不是合理(rational or reasonable)与否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属于普乐好的(plausible)一项。在一部分人看来属于普乐好的看法，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可能并不属于普乐好的看法。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能够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他们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能包容别人的“真理”。他们能够理解，梁漱溟拥有梁漱溟的“真理”，董时进也拥有董时进的“真理”。他们理解，世上并没有客观的“真理”，只有主观的“真理”。世上并没有众人的“真理”，只有个人的“真理”。世上并没有科学的真理，世上只有宗教的真理。他们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他们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能包容别人的“真理”。
审辩式思维的要义是：对自己的真理要真诚，陈述自己的真理要旗帜鲜明，坚持自己的真理要勇敢;对别人的真理要包容，攻击别人的真理要谨慎。对于历史真相，他们会“不懈追问”;对于价值判断，他们会“适时闭嘴”。他们不仅擅于进行有意义的审辩(critical argument)，而且知道何时“闭嘴”。对于一些价值分歧，他们只“秀(show)”不“说(say)”。
今天，国际教育界的共识是：审辩式思维不仅是一种认知技能，更是一种人格气质。审辩式思维不仅是最基本的探索工具，是教育的解放力量，更是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强大资源，是理性和民主社会的基础。
发展青少年的审辩式思维，不仅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成长，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国民素质。依靠那些不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依靠那些对自己的真理不真诚、言不由衷、阳奉阴违、不敢坦承、不敢坚持的人，依靠那些对别人的真理不包容、开口脑残、闭口沙比、拍砖抡棒、杀气腾腾的人，不可能真正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那些不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不可能推动民主进程。没有国民审辩式思维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中国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进展，也很可能会像埃及、泰国那样最终由于社会撕裂而诉诸军管，甚至可能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一样陷入动乱，像叙利亚一样成为别人厮杀的“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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