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与污名
二十多年来，留守儿童这个身份标签，被贴到了61000000人身上。作为东部沿海经济腾飞的牺牲者，作为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牺牲者，这些孩子忍受了冷冰冰的童年，度过了孤独迷茫、惊慌失措的青年。2018年的一份白皮书显示，“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近260万孩子一年都接不到父母的一个电话。”[1]
他们忍受了这么多年的牺牲，本该得到社会的尊敬和补偿。
可是，他们不仅没有得到超越悲情叙事的尊重，没有得到充分的关爱和教育，在近些年的讨论中，他们甚至成为了被污名的对象。
一位记者在文章里写到：“当我们开始注意到(留守儿童)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这篇被自媒体取名为《底层阵痛超乎想象》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反复刷屏，刺激了人们对于留守儿童的又怜又怕的心理。
对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仔细想想，留守儿童谋生的方式，不是光明正大的打工、劳动、建设祖国吗?何来“卑下”可言呢?比起这个时代里许多地产大亨、投资大佬、明星政客的谋生方式，他们的“闪光之处”，恐怕要多得多。
《底层阵痛超乎想象》一文，大肆炒作留守儿童高犯罪率，有意无意将与他们敏感的心理特征联系。
不可否认，这些孩子比别的孩子更敏感。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难以忍受的不仅仅是孤独。那种难以描述的、时隐时现的疏离感、被排挤感，容易让他们失去生活热情。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大部分会在社会底层生活。每当社会出现变动，生活困难时，他们中极少的一部分，的确可能越出社会轨道。
但凡此种种，折射出的，不正是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受到社会排挤的严重程度吗?
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的犯罪率数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全国性的调查。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明确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留守儿童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留守儿童犯罪议题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具有明显的污名化特征。”[2]
即使留守儿童的犯罪率真的偏高，除了心理原因外，还有着社会监管、未来预期、经济下行、社会关系网络等复杂的原因。许多文章用心理原因做简单分析，很容易产生污名化效果。
不仅是媒体文章如此，学术研究也有这样的趋势。一位研究者，“跟踪研究近 400 篇相关学术论文发现，约 1/4 的文章对留守儿童的负面特征有夸大其词的倾向”[3]。
在留守儿童中，真正犯罪者只占到6100万人中极少的一部分。作为被符号化和被命名的群体，目前，留守儿童并没有群体意识。将这个没有群体意识中的一小部分犯罪者，视为这个群体的代表进行叙述，犯了严重的逻辑谬误。
恐慌与投射
不过，这篇文章在社交媒体被反复转载，持续流行，并非偶然。
2018年，作为一个暗流涌动、删帖频繁的时刻，社会情绪的变化无法言明，却始终隐隐不安。面对社会变化，人们的不安情绪，以扭曲的形态，投射为对某些特定群体的恐慌。
留守儿童的污名化问题，几乎是与留守儿童这个名词同时出现的。早在1994年，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上的《“留守儿童”》一文，就对留守儿童进行了污名化处理。文章说，留守儿童的心理会畸形发展，或变得脾气怪僻，或变得孤独内向，甚至乖戾失常。在近些年的新闻报道中，更是充斥了耸人听闻的留守儿童犯罪案件。不过，以往的报道，并没有像这篇文章一样产生广泛影响。
2018年是一个什么时刻呢?
这是一个小资本被大资本驱逐，工人力量被压抑的时刻。这个时刻，大资本集团一步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往喧嚣蓬勃的舆论场，在接连不断地敲打后一片沉寂。激进知识分子敏感地嗅到政治气息，不断缩小自己的边界以求得生存。
经济下行和大资本主导地位的确立，对于理论来说，只是分析背景，但对身处其中的许多人而言，这意味着阶层跌落、贫困甚至是死亡。
不同的声音消失了，但不同的思想和情绪并未沉寂。对大资本和新兴统治集团的批判消失了，对弱势群体的污蔑却留存下来。合理的归因被屏蔽了，扭曲的归因在四处散播。
社会情绪一种扭曲的呈现形态，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恐慌。这种现象并不新鲜，甚至多次酿成灾难。对留守儿童的污名化，不过是这种现象的初级阶段而已。
身份与觉醒
对留守儿童的恐惧，不仅指向当下，更多指向未来。《底层阵痛超乎想象》取了一个颇有威胁意味的副标题：“被牺牲的6100万人，现在长大了”。在文章结尾，借狱警的话说，“他们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才是更令人担心的时期”。
这位狱警没有意识到，这六千万留守儿童，除了可能成为破坏者外，更有可能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一直以来，苦难的承受者们，才更有可能废除苦难的产生机制。
这些留守儿童，有着最强烈的意愿去终结“留守中国”，开创新的局面。他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保留着常人难以具备的克服困难自我突破的能力。他们，正在逐步成为新一代劳动大军，用实实在在的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如果经济持续繁荣，他们将成为杰出的劳动者，甚至可能发展为进步的政治力量。
当然，目前这个走向寒冬的形势，使得他们难以复制上一辈人的道路。而他们并不是一个有着统一意识形态的共同体。他们还没有认同自己的留守儿童身份。他们是建设者，反叛者，还是破坏者，一切还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面临恶劣生存处境的他们，将根据不同的自我认同，做出不同的选择来。
留守儿童能否成为一个能动的建设性力量，与用何种理念争夺他们有关。用污名来建构他们的形象，肯定不可能被接受，终将导致他们呈现出残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与这个不公正世界的相处方式，将变得千奇百怪而趋于暴力。
很多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我们无法弥补他们缺失的关爱，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一套符合他们整体利益的科学的思想体系。
目前，这样的思想体系是非常缺失的。这直接导致了他们难以彻底反驳对底层的污名。但可以预料到，这样一套思想体系，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留守儿童需要的，是对整个不公正社会结构的彻底分析和简洁表达，是对自我与历史使命的认同。他们承受了那么多苦难，理所应当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平衡的经济结构。
当然，这一切，都要以身份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为前提。
自救与自我
社会的污名化，使得很多人难以面对自己的“留守儿童”身份。在认识的朋友中，主动谈起留守经历的人，少之又少。更多人选择逃避这段生命史，而非从众汲取力量。
在明显能够感受到的，身份等级制度死灰复燃的背景下，留守儿童很难超越这种污名想象。这种污名话语甚至将越来越恶劣。
除非留守儿童们，主动发声，有所作为。
要想获得生存空间，获得与自己的牺牲和付出相匹配的话语权，留守儿童们必须首先接受自己的身份，认识并看清自己的命运。唯有接受这个身份，才能为这个身份“正名”，才能与这个身份“和解”，才能以这个身份为主体，去说话，为人，做事。正如项飚所说，要认命，别认输。
当留守儿童们长大之后，又像父母一样，忍受着与孩子分离之痛，走入工厂车间，开始日复一日的流水线生活。一些离开底层的青年，也成为了各个岗位上加班加点的劳动者。他们先以痛苦的牺牲贡献于经济增长，继而付出青春和汗水参与祖国建设，承担着实实在在的劳动，又有什么地方不值得骄傲呢?
当整个时代不给予留守儿童以正义时，唯有靠自己把正义创造出来。
在建立身份认同之后，应该告别悲情叙事，考虑合作，团结，抗争和奋斗。有朝一日，在留守儿童的大家庭和共同体当中，他们将学习和学会交流沟通、相互谅解，并肩战斗。作为传递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应该为帮助他们达成这一目标而努力。
附录：在写作此文时，想起了我的三个留守儿童“朋友”，他们故事坎坷复杂，但却从没有“卑下”、“琐碎”过。
月桂
只有五岁的月桂哭起来，根本哄不乖。
她哭得声嘶力竭，嗓子快发不出声了。天快黑了，她的爷爷奶奶没有来寻她。我站在旁边，哄她，手足无措。把她绊倒的九岁的月仙也站在旁边，眼神里布满了惊恐。
其实月桂摔得不算严重，肩膀着地，她用另一只手撑了一下。我突然想，有时候，人哭，并不是因为当时遇到了困难，而是长久隐藏的对命运的愤怒和悲伤。
月桂只有五岁，她妈妈刚好离开这个家五年。两年前，他父亲外出打工，也不怎么回来。一个见不到妈妈的小女孩，还要不断地被别人追问，你记得你妈妈长什么样子吗?你妈妈还活着吗?在她建立对世界的认识，就埋下了对世界不公的愤懑。
月桂还小，小伙伴一起游戏，我总是看到她跟在别人后面跑。她眼睛很大，扎着小辫子，哭起来停不住，笑起来也停不住。不知道她从哪里学会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她把这首歌唱给我听。我也产生了那种对命运的愤怒和悲伤的心情。
不知道她父母离开她的时候，心里要被撕开多少疤，眼里要流多少泪。
可是，我也能理解她的父亲。没办法，农村养不活人，留不住人。
我只是这两个小女孩生命中的一个片段。2015年夏天，结束支教后，我回到学校，告别了她们。但留守儿童这个属于时代的符号，却永远不可能离我的生活远去。
宇晨
那是2017年冬天，时隔七年，我再次遇到宇晨。他留了一个爆炸头，像飞车党，穿着白色的夹克，衣服上和手上都是银色锁链。他说，从医院里出来后，这个造型，已经一年多没换过了。我让宇晨过来做志愿者，我告诉他，必须换掉，不然不可能通过面试。
他马上去剪了平头，黝黑的皮肤配上平头，仿佛一下找回了他七年前朴实、真诚的人设。这七年间，宇晨在昆明、南京、上海、广州、成都、玉溪几次流离。他说，一开始从学校出来，想着考不上高中，凭借踏实肯干，怎么也要干出一番事业。在成都工地上起早贪黑干了两年，专门扛着钢钳去拧钢筋，每天太阳暴晒，才十九岁，就像三十岁的大汉了。
结果呢，半年工资被老板卷走了，自己还被骗进了传销。听到惊险处，我心里吸口凉气。不过，他居然从传销组织里逃出来了，还是想着要好好干，又到处打工。几年下来，积蓄攒了一些，找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终于要修成正果了。
谈到结婚，不能不让人头大。昆明的房价自然是买不起的，小县城的房子也凑不够钱。女方家里自然有怨气，就在这时候，宇晨的父母离婚了。他父母在外地打工已经很多年，时常吵架，终于离了婚。几年来，宇晨的脾气愈发暴躁，越想越悲凉，直接用刀割了手腕。血流了一房间，还好被及时发现，送到医院里躺了七个月。出院后，他花光了积蓄，留下了一条命，没能挽留父母的婚姻，还弄丢了女朋友。
他苦笑着调侃说，女朋友分了好，要是留着结了婚，养个孩子还得送回老家去，多难受啊。
小鹏
小鹏不喜欢说话，从小到大，从没变过。小时候，他父母在广东打工。他把父母带回来的零食分给我，只给零食，从不说话。这真是内向到了极点的人。
他一直默默读书，一路绿灯，到了一个985大学，学的工科，过上了肥宅生活。国庆假期，我顺道去看他。在校园里鹅黄色的路灯下，我兴致勃勃地给他讲马克思主义，新工人，剩余价值理论。那时候这些概念对我而言，诱人极了。
小鹏听我讲了快两个小时，一脸困惑。送我走的时候，他总结说，你一直是这样，太理想主义。我要做的事情，是努力不要让我的孩子，再过上我们以前的生活。仅此而已。
我反射性地说，那中国有六千万和你一样的留守儿童，有三亿农民工，他们怎么办?他恢复了沉默，送我出校门，坐上车。我的坦率惹恼了小鹏，我没有意识到，他是反感留守儿童这四个字的。此后几年，我两都在外漂泊，他连寒假都不回家，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
毕业后，他考入一个县城政府工作。我们的联系居然变多了起来。他常常熬夜加班工作，当地朋友太少，家里联系也少，变得郁郁寡欢。
直到这时，他的父母还在广东打工。
想要了解更多留守儿童的心里话，可以点击视频
[1] 刘远航：《白皮书：近千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难见父母，最怨恨被父母忽视》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85046
[2] 姚建龙、常怡蓉：《留守儿童犯罪:污名化的反思与修正》，《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年04期。
[3] 任运昌：《高度警惕留守儿童的污名化——基于系列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呼吁》，《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8年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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