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菽按
在我们探寻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时，往往将农业工业化等同于农业现代化，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政策，却往往忽视了，发达国家的农业工业化具有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其间亦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我们目前需要将农业现代化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审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走向农业工业化的缘由，以及这种工业化对于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的代价。
美国的农业工业化之路：
历史背景与环境代价
美国的经济体系发展到今天，已经与工业化农业密不可分。而转基因作为农业工业化的高级衍生，主要通过让作物抵抗农药或自产农药(毒蛋白)，来进一步维持并扩张以单一种植与农药化肥为中心的工业化农业[1]。
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现在美国想要改革，发展不依赖转基因的食品体系，也骑虎难下(详见《中国是否要跟随？》连载二)。为何美国会陷自身于这种境地呢?事实上，美国当初走上农业工业化的道路，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我们以为农业工业化等同于农业现代化、以为农业工业化是国家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并以此为基础制定重大政策时，我们有必要审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走向农业工业化的缘由。
早在五百年前，达芬奇就说过：“我们对天体的了解甚过我们对脚下土壤的了解。”[2]时至今日仍是如此，我们对于土壤中的微生物知之甚少，对其生态学的深入研究才刚起步，或许这也是人们会在几十年间不断向土壤投入大量有毒物质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更了解化学。
以氮磷钾为主的化肥起源于德国化学家Justus von Liebig在19世纪中期的实验。他最初的实验结果显示植物体仅由三种主要元素组成——氮、磷、钾，尽管他后来发现植物中含有更多的元素，但最初所发现的氮磷钾，被农用化学品公司以提高农作物产量为卖点，成为向农民们兜售化肥的“科学基础”。
1910年，为一战研制化学武器的“化学战争之父”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z Haber)发现可以用氮气和氢气来合成氨——氮气可以廉价地从空气中获得，氢气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天然气——这大大降低了一战中生产炸药的成本。在战后，本来生产炸弹的工厂可以非常方便地转化为生产化肥的工厂[3]。如今，用这种方法制成的氨主要被用于生产各种氮肥。
1880年后期，美国农民开始在南部平原开荒，将原本是广袤草原的处女地开垦为一望无际的麦田。一战时，小麦价格大幅升高。出于投机以及政府鼓励，更多美国人加入了开荒的行列。大面积的单一种植、翻耕以及轻度的机械化，加之1929-1939年的干旱气候，使得这些肥沃的处女地在短短四、五十年间就严重退化，导致了持续十年的黑色风暴(Dust Bowl)!
干旱和沙暴让很多美国农民颗粒无收，加上同一时期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农民们无法付清贷款而破产，不得不放弃土地、离开家园，农业人口锐减。
黑色风暴事件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农业生产方式的反思，国会在1935年通过了《土壤保护法案》。[4]
在黑色风暴事件与经济大萧条同时发生的当时，政府不得不出台大量救济项目以支持农业与农民，农业补助就是那时启动的临时应急性项目之一。
1935年黑色风暴事件
与此同时，农业工业化也大大改变了农民与种子间的关系。直至1920年代中期，美国农民自己留种仍然是理所应当的行为，美国农业部还有种子发放项目(Seed Distribution Program)。然而在美国种子贸易协会长达40年的游说之下，国会在1924年取消了种子发放项目，同年第一种杂交玉米种子上市[5]。
1930年代早期，一种细菌在玉米田中肆虐，造成大面积萎蔫。1932年，能抵抗这种细菌的杂交玉米问世，农民争相购买，掀起杂交种子热潮——1935年，爱荷华州的玉米中还只有不到一成是杂交玉米，而1939年，杂交玉米已经占了90%。与此同时，农民越来越相信种子公司的广告，渐渐也不再留种了[6]。
1941年，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战争结束，遗留下大量用来做弹药的化学品。于是，曾为国家提供弹药和化学武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用这些化学原料制造化肥与农药，用于农业。他们就是和平年代的农药种子公司（如孟山都、杜邦等等）。
二战后，1947-1991年为冷战时期。1943年，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International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Center，CIMMYT)成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政府给予资金，与墨西哥政府合作，为墨西哥开发高产的杂交小麦种子。而这种种子必须配以化肥、农药和大面积单一种植方式，才能获得高产。由此，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最先在墨西哥启动，并席卷南美与东南亚，推动了主粮产量的提升。
绿色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了饥饿问题，但这种农业模式其实是在啃土壤的老本，其代价是土壤退化和污染。土壤中有机碳含量年年减少，无法长期持续产出。
研究育种的科学家们试图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由美国引导的绿色革命的政治初衷，其实是阻止墨西哥在冷战时期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从而与共产主义世界抗衡[7]。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6年发表演讲时曾说：“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在世界传播，美国应该将农业科技传播给其他饥饿的国家，从而带来和平与繁荣。”[8]
农业工业化的利与弊
这些科技真的带来了和平与繁荣吗?农业工业化的利弊可以写成厚厚一本书，笔者在此只想将得失简单列举一下：
工业化带来的好处主要是经济上的：食品体系中各产业链的分工与专业化可创造大量票面上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例如，每年买卖种子的交易(本来农民只需每年自己留种);买卖饲料的交易(本来农民往往在种植农作物的同时蓄养动物，动物饲料自给自足，无需另外购买)等。农药与化肥的交易尤其为农药种子公司带来了财富。以机械替代人力，农业劳动力需求下降，更多劳动力可到城市为第二与第三产业服务，从而创造GDP。但是，经济系统并没有考虑农业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的环境、健康成本以及其他“外部性”。
通过单一种植与工厂化养殖生产出大量的食物的过程，对人力的需求降低了，但却充斥着毒物（农药、抗生素、激素和其他各种化学合成添加剂），对生产者的健康有直接的危害。
农药和化肥污染土壤，污染水源，污染空气，同时转基因污染传统作物。投入的化肥只有约20%-50%能被植物吸收[9]，剩下的均流入水源、破坏生态、危害人们的健康。美国密西西比河三角洲75%的空气与雨水样本中都检测到草甘膦等农药[10]，可以想象这将对居民健康带来的影响。
全球氮循环失衡。合成氮肥的工业化生产将大量空气中的惰性氮(氮气)转化为活性氮，是引起全球活性氮增加的主因。而事实上，为生产食物而制造的大量活性氮中仅有2-10%变成食物被人吃掉，其余都流失在了水体、空气和土壤之中[11]。此外，工厂化养殖集中产生大量粪便，其中的氨态氮也流入环境之中。农业工业化造成的活性氮增加在局部与全球范围给环境与人类健康带来了巨大影响——大气污染、氮氧化物等温室气体增加加剧全球变暖、土壤和水体酸化、水体富营养化、生态系统失衡、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12][13]，问题严重性不亚于二氧化碳的增多[14]。
例如，因美国农业施用大量化肥，流入水体中的氮经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形成超过17000平方千米的全球第二大死亡区域(dead zone)[15]，导致鱼类等多种海洋生物无法生存，据估计给美国的渔业与旅游业带来每年8200万美金的经济损失[16]。而这种死亡区域，在美国就有将近200个[17]。而在空气中，因化石燃料燃烧而增加的活性氮因工业化农业而进一步增加，造成大气污染并导致酸雨[18][19][20][21]。1963年，美国酸雨中 70%的酸度来自硫酸，硝酸仅占15%;而在2004年，硝酸占到了约40%，硫酸为50%[22]。
因为土壤碳储量不断减少，无法保持水土，水土流失极其严重。自然界需要花约500年才能形成2.5厘米高的地表土地，但推行农业工业化的一百多年间，地表土每年大量流失。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最近出版的《土壤退化与改良的经济价值——全球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中，对土壤退化的经济价值做了计算，美国因耕地土壤退化(不包括牧地)的成本为每年550亿美元[23]!事实上，因为土壤保水能力变差，导致需要更频繁的灌溉，而更频繁灌溉导致更多的土壤流失，进一步恶性循环。
依赖化石燃料，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加速气候变化。目前农业排放全球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24][25][26]，其中畜牧业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4.5%，与运输行业的燃料排放量相当[27]。整个食物体系排放了全球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28]。农业，一个将太阳能和二氧化碳通过植物光合作用转化成食物的绿色过程，却在工业化的影响下成为了气候变化的大元凶。
农作物多样性减少。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在农业工业化的100年间，美国94%的蔬菜与水果品种都消失了，其中包括95%的包菜品种、96%的玉米品种、94%的豌豆品种、81%的番茄品种、和86%的苹果品种[29]!这意味着农作物的基因多样性和我们的饮食选择都被大大地局限了。如今全世界人民所吃的75%的食物，仅来自于12种植物与5种动物[30]。货架上玲琅满目的乳制品，仅由一个品种的奶牛提供;此时此刻，全球唯一的畅销香蕉品种正因真菌病面临灭绝[31]。就如同做投资不会把所有的钱押在一支股票上一样，我们的食物体系越是缺乏多样性，它被灾害和意外摧毁的风险就越高。
生物多样性减少，大量对人和生态有益的生物数量下降或濒临灭绝。例如，蜜蜂和蝙蝠等传粉动物为农作物自然传粉，对农业极其重要，而在农药等影响下，美国的蜜蜂种群数量竟然在2013-2014的一年间就减少了34%![32]
转基因种植在不断筛选对除草剂更具抵抗性的超级杂草、对杀虫剂更具抵抗性的超级害虫，反而需要使用更多、更毒或更新的农药。2004-2014年间，美国使用的草甘膦总量为11亿千克，占全世界草甘膦使用量的72%[33][34]，每单位面积草甘膦使用量都在逐年增加[35][36]。抗草甘膦的各种“超级杂草”已遍布美国4.2亿亩的土地，对美国农业与经济影响重大，至少损失有十亿美金[37][38][39][40]。为去除“超级杂草”，农民们不得不用更多、更毒的混合型的农药或重新启用传统除草手段，在除草上花费的成本比几年前增加了六倍之多[41]。
而针对“超级杂草”，农药种子公司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他们的思路是——“让我们再来一次吧!”他们研制出了与更多更毒的农药所捆绑的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这种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已经陆陆续续通过美国农业部的审批[42][43][44]，如陶氏化工研制的同时抵抗除草剂2,4-D(橙剂主要成分)与草甘膦的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已通过USDA与EPA的审批[45][46][47]，孟山都的抗麦草畏(dicamba)的转基因大豆与棉花已通过USDA的审批[48][49][50]。
这些与转基因捆绑的农药在长期会导致多种癌症(例如淋巴癌、肺癌、结肠癌、白血病、前列腺癌等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症、阿兹海默症)、内分泌紊乱(如甲状腺疾病)、发育障碍(如自闭症)、生殖疾病等等[51]。这场与自然的抗争，使农药种子公司获得了经济收益，但消耗的是巨量的自然资源（化石燃料），污染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水源与大气，伤害的是所有地球生物包括人类自身的健康，让我们付出的是直接或间接的高额经济成本。
在美国，80%的抗生素都使用在工厂化养殖等农业生产中。抗生素的滥用正不断筛选出对更多抗生素具备抵抗性的超级细菌，如果不采取措施，不久的将来所有的抗生素将失效，如今被视为小病的感染将重新成为不治之症。
合成氮肥的工业化生产将大量空气中原本的惰性氮(氮气)最终转变为了循环在水体、空气、土壤中的活性氮。虽然带来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人口大幅增长，它所造成的全球氮循环失衡在局部与全球范围给环境与人类健康带来巨大影响——大气污染、氮化物等温室气体增加加剧全球变暖、土壤和水体酸化、水体富营养化、生态系统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
在农业工业化的100年间，美国94%的蔬菜与水果品种都消失了，其中包括95%的包菜品种、96%的玉米品种、94%的豌豆品种、81%的番茄品种、和86%的苹果品种
既然探讨美国的整个食品体系，不得不提的是以这样的环境代价生产出来的食物中有40%-50%是直接被浪费掉的[52]——这是价值为每年1650亿美元的食物[53]！纪录片导演夫妇Jenny Rustemeyer与Grant Baldwin拍摄了纪录片 (2014)来揭露美国食物浪费问题。 在这过程中，他们进行了一个长达六个月的试验——完完全全仅靠吃已经被丢弃的食物生活。结果，他们不仅每天可以吃得相当好，最后甚至可以在家里开小超市来展示和销售他们捡来的丰富食物。
美国食物浪费发生在食物体系的各个环节——从农场生产出来，运到超市里因为卖相不好、大小不对而被筛选掉一大部分;卖不出去的完好食物被丢弃;在家和餐厅的浪费，等等。美国的垃圾填埋场中20%是被浪费的食物[54]，它们产生的温室气体甲烷占美国所有甲烷排放的23%[55]，食物浪费进一步加重了气候变化。
导演Grant打开一个超市边上的垃圾箱，发现一整箱未过期的鹰嘴豆泥(Hummus)
在单用经济指标来评价食物系统的过程中，美国自身的生态环境、作为原料供应国而为美国食物体系买单的其他国家的生态环境（如种植转基因大豆为美国畜牧业提供饲料、原始森林被严重破坏的巴西）、以及为因美国工业化农业所影响的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氮循环失衡所买单的所有国家的生态环境，都是没有被考虑的。
注释略
文章来源：转基因观察
原标题：美国的农业工业化之路：历史背景与环境代价 |《中国是否要跟随?》连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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