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产焦虑的话题近年来颇受关注。居住在大城市的白领阶层不断表达他们对房子、教育、职业的焦虑。与之形成鲜明反差，居住在三线、四线城市甚至小城镇的“小镇青年”群体，只要工作稳定，基本都能过上比较舒适安全的生活。大城市白领阶层和“小镇青年”的两种生活画面，构成了中国城镇化的两个不同面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乡镇企业改制，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争论在实践中基本上已经终结：大城市战略代替了小城镇战略。进入21世纪以后，大城市战略主导下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经过20多年发展，中国大城市内部形成了鲜明的二元结构。以是否拥有城市户籍/住房为标准，可分为城市有产者和无产者。城市有产者享受完整的社会保障，而城市无产者则意味着他们只是城市过客。对于大部分农民工，乃至于相当一部分白领阶层而言，城市住房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往往为城乡二元结构所稀释。绝大多数最终无法在城市立足的农民工，其真实身份是农民，他们虽然无法上升但留有退路，因而不会加入“中产焦虑”行列。又因大城市还处于急剧扩张进程之中，充满机会，白领阶层亦有上升空间。而一旦大城市发展进入饱和阶段，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社会资源的分配相对固化，无法向上流动的“中产焦虑”便产生了。
不过，恰恰是大城市发展已经饱和，为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当前的城市化率已达60%左右，其中相当部分农村人口是通过在地城市化的方式实现市民化的。客观而言，目前在地城市化的主体是农民或农民工，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只要愿意回乡，一般都可以有相对稳定而体面的工作，进而成为在地城市化策略的最大受益者。
一方面，因有稳定而体面的工作，他们可以享受当地较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因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而过上中产生活。另一方面，他们虽然市民化了，却因离老家比较近而少了进城的压力。他们的父母不用随着进城，因而少了不少养老负担，甚至因父母在家有田有地，还可以支持他们过上较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这些“小镇青年”，到大城市的距离也许只有一两个小时车程，接受大城市最新的信息和生活方式，几乎没什么障碍。同时，他们回农村老家的距离也只有一两个小时车程，这意味着他们并未完全脱离故土，也可以过上较为完整的家庭生活。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这个群体的生活质量相对较高。
中国独特的城乡关系造就了快速的大规模城市化奇迹。某种意义上，大城市战略是以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代价的，这种模式必然是阶段性的。随着城乡融合时代的到来，过去剥削性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转变成为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和农民获得越来越多的城市化红利。
所谓“小镇青年”群体的出现或许预示着，一个更高质量的城乡关系时代即将到来：城乡之间可以通过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效勾连起来。具体而言，以地级市和县城为代表的中小城市，逐渐缩小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这些中小城市是城乡关系的连接点，承担着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是农村公共资源配置的中心。一些在城市上升无望的人，可以退而求其次在中小城市过上较好生活;而一些农民经过接力式的半城市化方式，让年轻人先进城，中老年人暂时留在农村，也可在中小城市安居乐业。(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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