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一股村庄改造之风正在全国部分省市盛行。据新华社消息，山东某县级市自2007年开始，全面开展农村社区化建设。其做法是，将辖区内1249个行政村全部撤销，合并为208个社区，每个社区涵盖5个村庄1500户左右。
按照有关说法，撤村建立社区，是为了医疗、劳动保障、教育扶贫、人口计生等公共事务方便，并减少村干部开支，是让农民过上城里人那样的“好日子”。然而，笔者所担忧的是，如果“一刀切”地进行上述村庄改造，不光剥夺了农民的宅基地，造成农民利益的新一轮损失，还将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试分析如下：
第一，千百年来形成的村落消失，村庄所承载的文化多样性消亡。中国乡村有数百年到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短期内，撤销村庄建立所谓的社区，将村址、村貌、村名连同其所承载的文化一起“铲除”，这样大的动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农民上楼”后，乡村文化可能会变味;中国村庄形成目前的格局，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撤村改居”将造成村民传统邻里情感丧失，村民的自治权力被进一步削弱。
第二，建筑资源被大量浪费，环境污染加大。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山东农村，笔者所见过的村庄改造大体有三轮：一是在“文革”后期，村庄划排房，将自然布局的村落化成整齐划一的“军营”式民房;二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排房基础上建造平房;三是本世纪初，开始推倒平房建楼房。在这一系列村庄改造中，乡村古建筑、祠堂、老林(家族墓地)、大树已荡然无存。农村建筑寿命平均仅15~20年。建筑需要沙子、砖头、泥土、水泥、玻璃、钢材、木材、石材等，其原材料大多是不可再生资源。频繁改造农村，浪费了大量建筑材料，污染了生态环境。以前的乡村改造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今天的“农民上楼”，由政府和开发商在短期内联合操作，对建筑材料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农民生活方式改变，生产活动难以开展。将社区集中成片，显然有利于农民居住。然而，农民离农田远了;牲畜、家禽、农机具不好上楼;生产不方便了。在云南农村，笔者了解到，村庄合并后的农民，原来走十几分钟就能到的农田，现在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更重要的是，原来的村落布局，可将粪便、草木灰等废弃物作为积肥使用，而“上楼”后的废弃物只能进污水处理厂，加大了污染物处理难度，造成可再生有机肥浪费，不利于生态循环农业实现。
第四，村庄整合腾出来的土地农民难以获得实际收益。山东另一县级市，对960个村进行拉网式摸底，共查出农村拆旧区等土地2万余亩，其中可用于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土地约5000亩。对这些腾出来的土地，开发商一可以变卖指标，二可以通过房地产开发赚钱。“农民上楼”后将不再拥有宅基地。虽有些农户可以一次性得到10万~20万元的补助，但这些钱还要用于购买新居，农民手头剩不下什么钱，可能还要负债。更关键的是，腾出来的土地农民说了并不算，而是开发商说了算。这样，今后土地的增值部分，农民可能难以享受到。在商业行为面前，单一的农户永远是弱势群体。
第五，部分“被城市化”农民可能会沦落为“三无”人员。目前的村庄改造模式，说穿了就是城市房地产模式的翻版，是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进军“不设防”的农村。有些农民交出宅基地后，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再加上不善经营，可能会变成“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人员。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个当年对农民极富鼓动作用的宣传口号，如今正在中国部分乡村变成行动。然而，我们建造的住房太多了，许多房屋变成了无人居住用以炒作的商品。如今，这股“歪风”吹到了农村。其实，农民对“被上楼”是本能抵触的，一些地方出现了极端的自焚事件，但愿农民的抗争能够唤醒一些人的良知。其实，明白人都知道，一些地方搞的农民上楼工程，背后就是房地产开发工程，建筑质量差不说，一些高楼没有电梯不能供暖，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农业生产需求——农业机械，农户养殖的鸡、鸭、鹅、狗、猪等，很难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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