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邢少文
“她们太懒了，上班的时候玩手机，聊天，做事情不负责任，哪像我们呀。”陈婧头一扭，提高声调对着李若芸说，李若芸笑了笑，不做声。
这是一条小小的商业街，有可供歇脚的长凳，时近黄昏，“70后”陈婧和“90后”李若芸在此聊着天。街外，由于植被稀少，工业园区被巨大而又沉闷的灰色笼罩，灰色的天，灰色的厂房，身着蓝色和浅灰色工装的女工们来来往往，货车和摩托车四处穿梭。
这个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旧水坑村的工业区中，有日立、胜美达、卡西欧、丰达电机等多个外资厂，园区里到处悬挂着大批招收女工的横幅，早晨的时候，厂区车站边摆着一长溜招聘的桌子，村里的管理方统一为这些工厂招聘。
高峰时期，这个工业区曾工作和居住着8万人，但随着企业部分产能的向外转移，现在只有3万人左右了。人群的聚散，青春的过往，10年前就来到旧水坑的湖南人陈婧是目睹者，就连她自己，也是几进几出，换厂、结婚、生孩子，在生活中，她以家乡为据点，在工作中，她则以旧水坑为据点。两边穿梭，沉默又坚韧。
去年刚刚高中毕业的李若芸是新一批旧水坑的落脚者，后来，她说她认同陈婧对她们年轻人的看法，只不过可能只是时代不同的缘故吧，选择多了，人就不会那么善于忍耐了，其志并不在那条单调枯燥的生产线。
像她这样的年轻工人，如今已是番禺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流，根据番禺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2010年的统计，番禺流动人口已达117万，如果将70、80、90后的流动人口归为“第二代”，这个人数已有87万多人。庞大而年轻的外来工群体的归依，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职业空间
在一家日资工厂中，陈婧的主要工作是在音响组装流水线上钉螺丝、贴胶布、装海绵，2002年，她刚到这家厂的时候，基本工资只有300元/月，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加班五六十个小时，也只拿到500多块钱，她所在的企业在2004年由于中层管理人员的投诉，在劳动部门的强迫之下，才将基本工资提高到600元，近3年来，随着广州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基本工资才提到1300元，现在加上加班费，她一个月能拿到2000多元。
她生活的范围基本局限于这个工业区，个人生活中的主要开支是房租和吃饭，10年前，陈婧的月生活开支是200多元，现在大概600元。10年间生活成本的上涨幅度和工资的上涨幅度相差不多，不同的是，现在她有两个孩子，大女儿都已经13岁了。
中间，她曾跳槽去了奥林巴斯的工厂，但情况相差并不多，“哪个厂工资高一点，就去哪个厂，后来这边工资加了，又回来了。”
情况和10年前已大为不同，以前是排队进厂，现在机会多得多，工厂缺工的现象普遍。对于这些一线的生产工人而言，跳槽的机会虽然很多，但选择去什么样的工厂，除了工资的高低，还要看各种保险缴纳的情况，更重要的一点是，升迁的空间。
来自陕西的杨煜在一家生产轿车零配件的日资工厂模具车间当班长，基本工资2000出头，算上加班费，月收入在3000多元。在他看来，工厂正规，管理也相对宽松，并不打算跳槽。下一步要选择离开，就回老家了。他的3位同事亦赞同这种看法。
按照规定，现在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0小时，每小时的加班费用也按规定执行。由于今年的整体外需不好，订单不像前几年那么旺盛了，加不加班，则由个人决定，“这是我最看中的，如果再换工作，最主要的考虑点也是这个，这样我可以安排时间去上夜校。”李若芸说。她现在读一个可以拿到本科文凭的夜校，需要5年的时间。
在这些年轻的工人中，对于学历与文凭的看法近乎一致，没有学历，意味着在工厂中的上升通道将几乎彻底丧失，“工作了20年的熟练工，如果你没有学历，工资比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低。”陈婧很是不满。在日资企业中，高中学历文凭，意味着最多就只能做到班长，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大学生才能得到像课长、次长这样的升迁机会。而根据统计，2010年番禺“第二代”流动人口中，初、高中学历者占到了79%。
一方面，他们会认为上升空间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一方面却又囿于现实，被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位置上。“没有学历，你去了别的工厂，所谓的技术熟练程度、经验别人是不认的，去了又得从头开始，又要重新开始处理和上级的关系，没有意思。”杨煜说。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可能也在这里呈现，在杨煜看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成本去考一个更高的文凭，没有这个决心，似乎也不值得，而李若芸则富有这方面的进取心，“我还年轻，不想总是这个样子”。
在工厂中，这些一线工人得到的培训和知识提升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工厂只在乎节省成本的熟练工。也因此，他们的打算是如果工资还过得去，就先做下去，或者干脆选择回家。谁愿意在一个看不到前景的地方长久地工作呢?谁又愿意在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地方长久地生活呢?
城市空间
这是一个还没有彻底城镇化的地区，城市白领、外来的新工人、本地的农村人，每到周末，在番禺区的市中心市桥，人群和摩托车交织，显得嘈杂无比。
不过，杨煜很少在休息时间去逛街，“有女朋友的就去得多”。在非休息的时间里，他们在工厂与出租屋之间来回穿梭，下了班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网，聊天，娱乐活动很少。
杨煜带着《南风窗》记者来到石碁镇的赤岗新村，他对于当地农民的生活羡慕不已。这是一幢4层楼高的出租屋，全部被隔成10平方米左右的单间，一间300元，数了数，共有四五十间，一个月就有1万多块钱的收入。10平方米的单间，放下一张床、一张电脑桌和椅子，已显狭窄。因为楼距狭窄，在房间里，手机信号时常会消失。
而在旧水坑村，1984年开始，该村在招商引资中并没有像一般村庄那样把自己的土地出卖分红，而是由村统一建设厂房、宿舍和生活区，将它变成集体物业。从1989年到2006年底，村集体公司发给村民股东的红利已超过了3亿元。
和中国大多数的城镇工业化进程一样，当地居民分享到了这一进程的好处，但那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外来工人却处于过客状态，收入不足以支付在当地的安家费用。
“小孩子上幼儿园，在这里一个月的费用就相当于老家一个学期的费用，谁负担得起啊。”杨煜说。和他们的上一代打工者一样，虽然没有奢想过买房，但他们并不排除在此地多呆10年8年。至于什么时候回去，目前并没有计划，即便是打算结婚，也还不想回去，“回去做什么?村里肯定是不想回，回老家的小县城，要先想好做点什么生意才行，而且，老家那种地方到处都要讲关系，也很难的”。说起前途，他和他的工友们都显得很迷惘。
2000年，番禺撤市并区，这12年，是城镇化最快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诸多景象，在此斑驳交错。
在番禺所辖的9个镇中，也存在镇域发展的不平衡，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分布不均的情况，有些镇有大量的产业工人聚集，有些镇则居住着大量的城市白领—由于广州市中心房价的高昂和空间的逼仄，番禺成了许多广州市区工作的白领及富人居住的“城郊”。
房地产价格逐年飙升，如今，在位于石碁镇这样位置相对偏僻，交通不方便的地方，一手房价格也达到9000元/平方米。这对于月收入在1000多到3000元之间的工人而言，只能望而兴叹。
那些环境优美，占地面积上千亩的楼盘，与大型的工业园区边拥挤的出租屋，以及本地人的小洋楼，构成这个城区3个不同的人群世界，他们的生活彼此交集很少。
户籍制度的羁绊，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依然是横亘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巨大制度障碍。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之中，随着地方财政的富余，曾经滞后的城市管理也在逐步开展，番禺在城镇社保、医保、教育上正在逐渐向城乡一体化的方向走，农村居民也正在逐渐摆脱农民的身份，但庞大的外来人口却未能享受到这些。
2010年，广东省推出了积分入户政策，外来务工人员达到一定的积分即可入户，并将其与教育等公共服务挂钩。但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与落实，存在很大的差距，各种各样的门槛设计使得它所吸纳的，只能注定是那些外来人员中学历比较高，有一定的职务，甚至是国有企业和机关单位的外来人员，而并非大多数的制造业工人。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番禺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共有18万学生，其中外来人员子女8.4万人，占了46.6%，但2011年番禺区仅有474人凭居住证参加“积分入学”计划免费入读公办学校。
直至2008年，这个地区才开始将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险作为城镇化中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一部分，在石碁镇，2011年，只有668名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了合作医疗保险的赔付。
中国的城镇化依托于工业化，但却又落后于工业化。对于那些年轻的工人们而言，或许他们的家乡未来会随着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后发优势让他们像目前他们居住地区的居民一样，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好处，但是，在中国30年的发展积累之中，他们的上一代以及他们这一代都在承受着这种身份异化所导致的利益受损，这些“中国制造”辉煌的缔造者，难以完成职业身份与社区居民身份的转换。
重塑政经关系
工资增长和公共服务提供无法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对应，由此导致的制造业工人利益受损需要在新的时期进行调整。
大致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对比：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数据，以2001～2004年为例，2004年广东省中小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是2001年的4.6倍，实现利税是2001年的3.3倍。但陈婧的工资在同一个时期，如果没有劳动部门的强制要求，她的工资增长还不到一倍。
中国的1994年曾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随后的近10年里，制造业中的劳工工资提升水平可以算得上是极其缓慢的。一直到21世纪初，在珠三角地区，许多工厂的一线工人月收入也不到1000元。
经济增长的利润分配结构是失衡的。以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为例，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到2007年已降至39.7%。
如果从番禺地区截止2007年的统计来看，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都保持了年均20%以上接近30%的增长，但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到14%。
在全国各地，新工人都普遍面临同样的困境。在制造业，工资增长幅度的缓慢，与劳动力市场长期的供过于求有关，也跟地区经济发展中利润分配的结果有关。财政税收没有为这些外来的工人提供更多的诸如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公共服务返还，资本方在获得资本利得之后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股东分红，工人工资则长期被压低。
在居民的身份上，这些外来的工人受到政策性的歧视;在职业身份上，大量侵犯工人合理权益的事件在制造业中经常发生，劳资关系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如何重塑这些工人与政府、企业的利益格局，是解决新工人何去何从所要面临的。
1998年以来，番禺区唯一的一家劳工权益民间组织“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一直为打工族的工伤赔偿及维权服务，其负责人曾飞洋10多年来的体会是，个人维权与有组织的资本对抗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工厂的打击报复和漫长的法律程序使得这样的个人维权无休无止，成本巨大。
劳资关系的重塑要化个人维权为集体维权，改变工人维权分散化，原子化的状态，加强工人组织与资本方的谈判力量，但这样做的结果不是要推动劳资对抗，而是集体协商、合法维权，在工人权益的保护，包括社保、工资、福利的谈判上达成妥协。而要建立集体协商的对话平台，除了让工人成为工会的组织力量，让工会成为工人的组织资源，别无他途。
不过，他也承认，劳资关系中的这一重要变化，不仅在于政府和企业从过往劳资冲突引起的社会问题中主动反省，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招工难、工人流动性大，也成为资本方愿意推动劳资关系谈判的一大原因。
时而发生在全国各地一些以外地务工人员为主的群体性事件，似乎也在昭示着劳资关系的变化。
(注：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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