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至仁至善大智大勇思想精神探源
中国的政治家、学者和民众都在思考铁一般的事实,全国政界、知识界和民众都认为毛泽东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问题,惊人地指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他逝世15年后发生了苏东剧变的悲剧。毛泽东为避免中国发生苏东剧变进行了异常艰苦的努力。
为什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是毛泽东,为什么预见了苏东剧变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凭什么解决了中国的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方向和道路的问题。毛泽东又凭什么预见苏东的剧变。毛泽东的思维解决问题和预见问题的能力绝不是来自偶然,我们说它是来自实践、来自必然。那么是什么使毛泽东有如此解决问题和进行预见问题的能力和神通,我们觉得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毛泽东有着一颗至仁至善的大爱之心。他要为中国乃至世界最穷苦、最广大的民众去奋斗,这种观念的形成既有来自书本的作用,即部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思想,更主要的还来自他青少年时代的切身经历,以及信佛教同情穷苦人的母亲对他的影响,这些就是毛泽东大仁之心的根源。
毛泽东出身农家,从小参加农劳动,在思想上受母亲同情穷人的思想影响极深。从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从目睹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不平等事实中,使毛泽东有了对农民深重的感情。毛泽东虽出身农家,但他的家庭由于有精明强干的父亲,基本上过着比较富裕不愁吃、穿的生活,他还是上得起学,但毛泽东却没沾染富家子弟、公子哥儿的坏习气。没有脱离艰苦的农业劳动。他的父亲一直把这个儿子看成了一个劳动力,这就使毛泽东从小就有了劳动者的思想感情。中国的农业劳动,在旧中国乃至新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使人不堪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在那收种的季节,都是使人汗流浃背的体力劳动。少年毛泽东在父亲的苛责下与长工经常一起劳作,由此使他与长工们有共同的语言和思想感情,甚而与长工结成同盟与父亲进行斗争,这在少年毛泽东的思想形成中为主要的因素。同情背负沉重劳动的劳动者成了他思想的主流,他的一生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心都在艰苦劳动的工农大众的身上。追求人们在社会上的公平、公正是他一生的目标。正义之火始终在他的身上燃烧。这使毛泽东有一颗至善至爱的大仁之心。
幸运的是毛泽东生在一个温饱型的家庭,这使得他能够读书。在毛泽东少年时代,农家的孩子能够读书是一种奢求,虽然给先生(老师)的酬劳是十分微薄的,但一般农家孩子享受不到读书的机会,家庭的殷实使得他能够进入读书人的行列。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不是走的一条单纯读书之路,而是经常参加劳动,走的是一条“勤农俭学”的道路。这就使他未能堕入富家子弟公子哥的泥潭。
我们还要再次强调,青少年时代的环境造就了毛泽东,逐步造成有一颗同情艰苦劳作生活艰难劳动者的至善、至爱的大仁之心。至善至爱的大仁之心是从幼芽发展而来的,毛泽东让它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毛泽东从马列原理中,从他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这种大仁之心,归结为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的人谋利益,毛泽东在掌权后,一直强调共同富裕并把共同富裕做为终生追求的目标。
其次,由于毛泽东的家庭较为富裕,让他有了读书的条件和机会。毛泽东没有辜负难得的条件和机会。特别是进入青年时代后,刻苦读书,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求知的欲望,常让毛泽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获得书报,他省吃俭用,家中供给他的钱他主要不是用来基本的生活消费,而是用在购买报刊和书籍上。刻苦读书,认真钻研追求真理成了他一生的生活主体。他的刻苦学习,知识渊博在同窗好友中无人能及。他说自己读《资治通鉴》17遍这在今天可能都是中国之最。毛泽东渊博的知识,即使各行各业泰山北斗人物、顶尖级学者也出自内心地对他佩服。“没有一雪彻骨寒,哪得梅花喷鼻香”。胸怀万卷书,渊远的中国历史文化再加上先进的马列主义理论,使毛泽东成了一位知识上的巨人。世界公认他是马列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世间罕有的军事家。甚至有人说,他的军事才能是世间绝无仅有的,甚而是空前绝后的。
我们说毛泽东其所以是毛泽东,就在于他终生都在认真刻苦的看书学习,刻苦看书学习是他又一特征。
再其次,毛泽东终生都在反对“读死书、死读书的书呆子”风气,这种风气在相当多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毛泽东热爱读书,非常重视读无字书,毛泽东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了解中国现实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大法宝。他曾强调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且始终坚持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调查研究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工人农民有着最深刻透彻的了解。毛泽东凭着他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了解,做出了一般知识分子所不能做出的结论。即便当时的马列主义理论权威,他们也未能、也不能做出的结论。一般怀有忧国忧民意识的知识分子,只能高高在上地对待农民,他们认为中国农民是一个可怜的令人同情的阶层,需要有知识的人去解救,有知识的人应当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中国当时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人,只是从书本出发的,只认为工人是革命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却少之又少。他们没有深入地对中国社会作调查研究,找不到革命的主力军。只有毛泽东靠着他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底层劳动者的调查了解到、认识到,做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结论。这个结论使中国革命有了最强大的队伍,有了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解决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够解决的一道大难题。
我们说深入实际,特别是深入下层进行调研是毛泽东的又一个特征。当然,调研的前提是对中国劳苦大众的深厚的同情,对他所学的知识的特殊应用。这样的调查研究本身就是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个阶段。调查是基础,研究是理性分析,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反复交替进行的。由于毛泽东从小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使他对底层社会有着天然的了解,这为他后来的调查提供了便利,他带着深厚感情去了解下层劳动者的劳动和生活,使他能得到真情实况。
毛泽东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一定做不好的。”这不只是个方法问题还是立场感情问题。这就是站在什么立场看待平民,看待工人、农民,看待出身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等,这就是有一个对平民有没有感情的问题。在一般和大多数官吏、知识分子的眼中,平民是愚昧无知的可怜可悲的。他们把平民看做下愚,只有自己才是上智。在这种上智下愚思想感情的作祟下,他们不去做调查,调查也是走马观花,不会真正深入下去。这样他们就得不到真实情况。陈独秀是最早在中国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由于他没有对中国社会做认真的调查,有人批判他对中国情况认识是漆黑一团,他既不了解工人,更不了解农民。他就没有,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的方向和道路问题。既刻苦学习又深入下层调研的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就成了必然,调查研究是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大法宝,尽管有事缠身又加上一些特殊的原因,使毛泽东后来很难深入底层做调查。解放后,他尽量想了解底层的情况,他让警卫战士回家都做调查,把情况报告给他。这使他对中国底层的情况有了了解。
毛泽东为了从调查中得到真实情况,主张和平民交朋友,毛泽东总结调查经验时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是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讲得不多。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了解了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比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这是毛泽东调查时的真实写照。对农民无深厚感情是不能这样做的,没有下定决心当小学生的态度是不能这样做的。中国共产党内还有谁能比毛泽东调查下情时下的工夫更深!又有谁能比毛泽东更真切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呢!明白调查的重要性,我们说调查研究成就了毛泽东,成就了中国革命。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所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真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毛泽东把调查称为读无字书,他自己不但读无字书还把从苏联回国的儿子送到农村去,让毛岸英也去读无字书。调查这本无字书毛泽东是读通了。
刻苦读书,扎实调研,使毛泽东成为有超凡大智慧的哲人。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始终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他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是我的志愿”。领袖虚心如斯,我们后辈当如何做呢?这就是今天青年知识分子,青年一代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答案就是走毛泽东的道路。舍此无二。
毛泽东少年时就是有胆魄敢反抗的勇敢的孩子。在他十岁时,由于老师的打骂,他便逃学,离家出走了三天。这使父亲和老师的有了温和的改变。毛泽东十三岁时,当着众多客人的面,与父亲争论,父亲骂他,他也回骂父亲。他还跑到池塘边恫吓要跳下去。在父亲答应不打他时,他跪下一条腿向父亲赔礼道歉。毛泽东的大勇是从小磨练出来的。日寇投降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蒋介石是无信无义暴徒,党中央决定不让毛泽东去。毛泽东毅然前往,赴被称为鸿门宴的国共谈判。柳亚子称是弥天大勇。毛泽东大勇绝非来自偶然。既来自少年时的勇敢精神,更来自于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我们对毛泽东晚年敢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难理解了。
毛泽东的思维是超乎常人,与众不同的,是与传统的自私自利观念决裂的。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特征。毛泽东的这一特征,用一句话表明就是逆向思维,或者是反向思维。最突出的是解决中国革命的方向道路,动力和主力军的问题。一般知识分子尽管有的出身贫苦的家庭,出身劳动家庭,大多数对没有文化的农民的认识是:农民是个没有文化的阶层,没有文化就是愚昧无知,相当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农民冥顽不灵、愚不可教。因而把念书人、知识分子看成是高高在上的人,认为只有他们才能解救农民,是农民的救世主。毛泽东的逆向思维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成就中国革命的元勋。他虚心地提出向群众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毛泽东的创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毛泽东的谢世,邓小平不得不说,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也有和平的时期,民众也有安居乐业的时候。自隋以后,科举兴起,读书做官,几乎成了念书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和最高奋斗目标。科举始于隋,而盛于唐,李世民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看到知识分子为做官而十年寒窗,奔波于各种考场大为兴奋地说天下的英雄都入了他的圈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斯诺在70年前揭示中国的文人说“几百年来,中国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但斯诺热情地讴歌毛泽东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农民是进行启蒙和教育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毛泽东就是这样知识分子的代表和典范。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办夜校,对工农劳动者进行启蒙教育,这又是一个对传统知识分子的逆向思维,读书做官直到今天都是相当多人追求的目标。百人追求一个公务员指标,从学校毕业愿当普通工农的竟然不到百分之一。解放后,毛泽东为我们制定了教育方针是培养劳动者,这些都显示出毛泽东逆向思维的思想。千百年来,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为维护统治,给念书人灌输的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毛泽东却说造反有理就是造剥削民众压迫民众的的剥削者、压迫者的反有理。这就是对传统观念的逆向思维,逆向思维是毛泽东的又一特征。他在晚年总结逆向思维时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他又用反潮流这一方法表达他的逆向思维。逆向思维绝不是胡思乱想。它是建立在实践第一的基础之上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受实践的检验,这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论述过的。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中坚持实践第一观点。这些是毛泽东最基本的观点。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研讨会上,说要坚持实践第一,要有勇气,五个方面敢碰:1、书本上说过的;2、文件上肯定的;3、被经验证明的;4、权威人士讲过的;5、大多数人公认的。这就要在实践第一的基础上进行逆向思维,如其中被经验证明的,这样产生的理论为什么还要敢去碰。这是因为事物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有的被局部的、暂时的经验证明是对的,但以全面的长期历史检验有些理论就有严重的问题,这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都有例证,何况对政治领域很多事情要人为的影响更大,所以逆向思维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到达绝对真理被认识,是要不断实践认识的,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我们虽不能说那一天我们能够到达彼岸,但我们能使我们不断接近彼岸,离彼岸越来越近。
逆向思维反潮流是毛泽东又一突出的特征。
2007年5月初稿 2010年10月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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