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想象”是这样炼成的！
4月9日 ，北京西城检方首次披露，贪污腐败案件已出现了“35岁现象”。据介绍，最近6年，西城检察院反贪局受理35岁以下职务犯罪案超立案总数的12%，且呈涉案金额巨大，大案、特大案多等特点。这说明官场已经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在官方文件上，在领导报告上，在各类媒体上，我们经常听到“各级领导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训诫，我们也经常听到“大力构筑反腐倡廉防线，让领导干部不敢腐败，不想腐败，不能腐败”这样的自信，我们还经常听到“要让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这样的豪壮，更经常听到“党与腐败水火不容”这样的决绝……
可现实又是啥样的一种情形呢？“59岁现象”、“39岁现象”野草未除，“35岁现象”又形成气候，年轻干部正在崛起为一支源源不断的官场腐败生力军！
人们不得不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刚刚成为部门领导的“少壮派”，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呢？检察官是这样认为的，工作环境中的“金钱至上”、“等价交换”等错位价值观影响了他们，造成这些青年干部犯罪心理普遍为“上行下效”、“贪慕虚荣”等。
诚然，由于这种错位价值观的影响，致使许多年轻干部产生了一种“政治是虚的，信仰是空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心理，于是，“理想理想，有利就想；信仰信仰，有性就痒；前途前途，有钱就图”，自然成为他们“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动力。
现在的问题是，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工作环境中的“金钱至上”、“等价交换”等错位价值观呢？笔者想起了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四千”前不久发出的“教育格言”：“ 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原来，连身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都是用“金钱至上”这样的价值观来教育学生，而且还要求学生在40岁时就必须成为拥有4000万身价的千万富豪。在这样的教育语境下，走向社会的学生怎么不会把“金钱至上”奉为人生成功的最大追求呢？
之前，曾经有小学生这样表达过“长大也要做贪官”的人生理想；今天，官场上的“35现象”，不正好成为这名小学生的人生榜样吗？这也不正是 “董四千”教育理念的形象诠释吗？
今日之中国，虽然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社会环境被各类错位价值观污染得一塌糊涂。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一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接受错位价值观的长期熏陶；人一成为学生，就接受错位价值观的长期灌输。这样的人一旦走向社会，进入官场，要他们不当贪官，可能吗？
试问，如果我们的子孙们还继续接受这样的教育，还继续被这样的环境所污染，中国的官场能干净吗？中国的发展能科学吗？
邓小平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反思：“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可这个反思就是振聋发聩，也没有真正警醒梦中人，而且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化。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对于“钱学森之问”，有各种各样的阐释。我以为，我们理解和体会“钱学森之问”，不能仅仅停留在问题的表层，还应该结合他的另一句警语来领悟。他说：“中国如果丢弃了毛泽东思想，如果丢弃了公有制，就完蛋了！”这才是“钱学森之问”的精髓和灵魂！
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造成教育这个最大失误？为什么“35岁现象”会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归根到底一句话，关键是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价值！
孩提和学生时代的错位价值观的长期熏陶和灌输，炼就“35岁现象”，这到底是中国教育（这应该广义的）的成功，还是失败？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大声呐喊：“救救孩子！”今天看来，鲁迅的这个呐喊仍然具有极其鲜明的现实意义！两江我想仿鲁迅的疾呼而大声呐喊：“救救教育！”
救教育，就是救孩子，就是救学生，就是救官场，就是救明天！
行文至此，本应该收宫，但还是想画蛇添足般写敲下如下的文字，连“邓小平反思”、“钱学森之问”都未能真正激起波澜，谁又会在乎、在意人微言轻的两江居士的呐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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