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地下室，“鼠族”的青春和未来就可能无处安放
五月的一天早上，王名接到了居委会打来的电话，要求“迅速清理”他用来经营旅馆的地下室，并“上报进展”。
此前一天，北京市法制办公布了《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北京市非居住用途的普通地下室将被禁止出租、开办旅店、幼儿园、医院等，否则“由建设(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一下罚款……”
“都去开了两次会了，我们是极力反对拆除，如果没有地下室，这些租客们住哪去。”王名抱怨道。
这里本是北京的一处人防工程，但随着北京房价的高攀，和庞大流动人口的增加，很多外来人员因低廉的价格而选择了租住在这种改造后的地下居所，成为被称作“鼠族”的地下租客。
秘密巢穴内的无隐私生活
“在北京这个大楼林立的森林，我们像老鼠一样住在这样那样的地下秘密巢穴……”一位北漂曾如此写到。
类似在北京这样的地下室里的房间有多有少，多的地方可达上百间，少则十几间。就拿王名经营的双井百环5号楼的地下空间为例，这里有40多个房间。走在里面，像进入迷宫一样，左拐右拐，才能走到底，两边房间都有各自的编号。每间小小的门里面，就是一户人家，就有一段故事。
地下室的房间大小不一，有的十几平米，有的只有几平米。
地下室的隔断是用木头或铁皮做成，敲一敲，发出清脆的声音。隔壁邻居住的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从他们的交谈可以很清楚地判断，在地下室，邻居间没有隐私。
不过，人员流动很快，还没来得及问候一声，说不定隔壁住的人就搬走了，明天就有新人搬进来，租期有长有短，只要你提前和老板谈好就行。租金嘛，从两三百到七八百不等。
地下室住着各种人，有来自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大学毕业生，有进京务工的“农民工”，他们是街边的小商贩、超市的营业员、工地的建筑工，还有短住的旅行者、寻医问药的“病患家庭”。
总之，因为许多原因，他们聚集到一起，就成为暂时的同类人，没有谁会比谁清高，没有谁会比谁低等。
地下室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亮着灯。每天早上，闹钟把沉睡中的人们催醒，一天的忙碌开始了，大伙挤在水池边排队刷牙洗脸。
清早的喧闹过后，谋生的人们陆续离开，日光灯下的过道显得空荡荡，只有监控室里的电视还在响，阿姨们在打扫着走廊，偶尔，有人穿着睡衣拖鞋“嗒嗒”跑出来上厕所，然后又飞快地溜进自己的房间。
每天晚上8点左右，是地下室最热闹的时候，谋生的人都陆续回来，洗澡的洗澡、洗衣服的洗衣服，挤在这个不大的水池旁。一些人还在房间吃饭泡面，走道里充斥着饭菜的味道。
一些大学毕业生的人生阶段
“这里住的最多的还是大学毕业生。”因为住地下室需要登记身份证，王名发现租客身份证很多都印着大学的集体宿舍。
王雷就是其一。2010年，从南京某大学广告专业毕业的王雷漂到北京。最初，王雷在南三环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但每月700多的房租让他无法承担，当时正在实习的他每月薪水才1千多快钱，“房租就占了大半，生活几度出现窘境，而且北京的房租也在涨。”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转入地下是王雷当时唯一的选择，他的房租也立即缩减到薪水的三分之一，“刚搬进地下室的时候我还是挺兴奋，至少摆脱了工作了仍然需要家里的贴补的尴尬状态。”
不过，王雷很快发现这间格子大的地下室存在种种问题：放在房间里的烟抽起来异常吃力、桌子上的书角都开始打卷、被子开始变得潮湿、电脑屏幕都有了水气……“太重的潮气让晚上的睡眠质量降低，因为身体总是感觉有些黏，常常感觉到腰疼。夜晚时分能很清晰地听闻到隔壁的种种声音。”
王雷打算工资涨到3000元时就离开，但是，他不知何时会涨工资，也不知那时能否还找到700元的房间。
和王雷同一年毕业的李峰也在这个地下室住。一间6平米的小房间，摆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剩下已没有多少空间。大部分时间，李峰或坐或躺在床上，电脑是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纽带，“虽然几个房间共用一根网线，有时网速慢，但至少能上QQ。”
李峰说最难受的是早晨，每天早上，当李峰从沉睡中醒来时，在周围一片漆黑中，地下室的灯光会显得格外刺眼，到了地面，外面的阳光会让他再一次造成短暂的视觉障碍，“没有什么过度，与外界的反差太大了，眼睛有时睁不开。”
“我当然希望住到地上，但现在无力承担这么贵的房租。”李峰说。他其实很讨厌每天从地上回到地下，现在他会选择在附近的肯德基看书。不过，当这些店要关门时，他还是要回到地下，至少这里是他的休憩之所。李峰决定住完这个月就离开地下室，因为工作开始稳定，月收入能够达到4000多元。
“打持久战”的坚守者
不过，也有的人选择在地下室“打持久战”。山东聊城的谢建良在地下室已经住了快两年，目前他并没有逃离的想法。
2009年7月，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谢建良揣着1千多元钱来闯北京。在金台里的地下室，谢建良租了一个三人间的地下室，每个床铺290元，在精打细算中开始了他的工作历程。
谢建良的第一份工作是行业网站的编辑，这与他的专业工商管理有些搭不上边。“可能心态不好，我干完一个月就辞职了。”
谢建良的第二份工作是图书编辑，主要工作内容是校稿，出版社承诺一个月校80万字给谢建良4千元。谢建良希望能够借此搬离地下室。“但没想到，出版社许诺的兑现的差距太大，一个正式员工能拿到3千就算不错的，见习人员有时拿到手的只有1千多块钱，工资水平很低。”
谢建良又一次辞职，搬离地下室的想法也因此落空，此后他又不断地面试、换工作，但唯一没有换的就是这个地下室。
去年10月，谢建良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当项目策划，月平均工资达到4000元以上。
可生活渐渐宽裕的谢建良，此时却放弃了搬离地下室的想法，“地下室挺好，冬暖夏凉，我去过朋友住的高楼，很热，又用不起空调。”
高房租把他们“打回”地下
与此同时，北京飞涨的房租还把一些人从地面“打回”地下。
张海华就是如此，6月3日，儿童节刚过，西坝河南里一栋居民楼，18平米左右的半地下室，张海华一家三口从不远的太阳宫楼房搬至这间“鼠居”。而这间地下室对面的房间，正是六年前老张家一家人落脚的地方。老张的妻子宝大姐还清楚地记得，2003年底非典猖獗时，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在那一住两年，只不过那时她没想到，在搬离6年之后，他们一家又要再度回到这个地方。
1996年，因为打工的工厂倒闭，张海华和妻子宝大姐来到京城，开始了十几年的北漂生活。当时，老张23岁，宝大姐22岁。刚开始，夫妻俩在中国林业大学内的一家印刷厂上班。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夫妻俩出来单干，开始接收一些小型的印刷事务。3年后，收入趋于稳定的夫妻两要了孩子。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居住在朝阳区的关西庄，一间12平米左右的平房，房租每月只需三四百元，直至2003年房屋拆迁。
孩子越来越大，收入也逐渐好转。2005年，张海华和朋友合租了太阳宫的一套大两居，当时是3200元/月。随着时间疯涨的，还有北京的房价和房租。几年的时间中，这套房子的月租从3200元涨至4000元。今年5月，房子租期到了，房主突然要大幅度提高租金，从4000元一月直接涨至7000元一月。老张一家顿时傻眼了，这意味着若要续租，则每个月房租支出几乎要翻一番。整个家庭月收入也不超过1万的老张一家，面对占比接近40%的房租无比惆怅。
“房租、吃饭、孩子上学，家里其他花费，哪样不要钱，每个月赚的钱根本攒不了！”这笔账算下来，老张决定带着一家子重返地下，每个月不到800元的房租、水费、电费、宽带支出，这样可以省下不少。
得知北京要清理地下室的消息，老张有些担忧，“不住在这里能去哪儿，等到必须搬走的时候再说吧。按照现在的房租价位，搬到上面住根本不现实，只能找更远的郊区平房，或许换做‘蚁族’？”
“地下室问题”需要综合治理
无论是逃离的、坚守的，还是再次轮回的“鼠族”，都不否认地下室在他(她)们人生中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地下室，他(她)们的青春和未来就可能无处安放。
但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去年12月1日发布《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禁止“群租”后，有关部门计划在五年以后大部分“鼠族”将从人防工程“撤离”，自此，“租不起”更“买不起”的“鼠族”真的面临着无处安置的局面，而今年的《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又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
《蚁族》一书、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为鼠族提供保障房是一个方法，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不如先给地下室治理确定一个长一点的过渡时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考虑实际情况，不一刀切，制定过渡期，这样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也曾在他的博文《面子与抹子》中提到：“消灭蚁族和鼠族，根本的办法是改善就业，以及多建廉租房(对这些没有户口的人开放)。”
“把蚁穴和鼠穴给拆了禁了，等于是抹子抹平了一切。”张鸣写道：“用抹子抹平，不是想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恶化。……改善不了就业，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住，他们也得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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