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因遭央视曝光色情服务泛滥而被推向舆论风口浪尖的东莞，3月13日又遭凤凰卫视尖锐揭露另一社会乱象：将正常人弄残乞讨挣钱。
凤凰卫视该报道所揭开的一幕幕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正赶去与女友约会的打工仔卢剑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此后竟永远被迫沦为残疾乞丐，他的讲述不止令亲人揪心与恐惧：
“醒来时就发现，双脚和右手都没了”。
“在那个漆黑的屋子里被关了将近一年，后来手脚的伤口愈合了，就被带到街上讨钱”
——附近停留的一辆残旧中巴车，正有两名手脚正常的男子，不断将类似于堂弟这种残缺者，搬卸到地上。
——大多数残疾乞丐，都有专门的帮派人员管理，随着人流变化，残疾乞丐，也不时会被调整位置。
——每天清早载满乞丐的中巴车，开始沿着固定路线，将残疾乞丐逐一卸下，有时候在东莞各镇区，安排乞讨，每个镇两三个，有时候又朝靠近东莞市区的的厚街一代布点。在某些节目展会上，如桥头镇荷花节，东坑镇二月初二“卖身节”，又将大拨乞丐运往此地，最后在晚上十点左右，他们开始收摊，三三两两地把这些乞丐集中起来，最后都送到一辆中巴车那里。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利用家乡的残疾人、包括残疾儿童。每年给三、四千块钱，你把残疾儿童租给我，我马上给钱，这一年孩子就归我了。他们一开始就这样收集。再后来他们一看，这个利太大了，又上外界收。有的甚至收偷来的、骗来的、抢来的。只要是残疾，越残疾越值钱。
——这个帮主为了利润，把一岁两岁的小孩的腿硬硬搞断，用砖头，用木板，那个小孩哭的。敲了以后小孩腿上流脓，感染，感染以后也不给他治，慢慢这个腿就烂掉了，烂得流脓，他越惨他越赚钱。他就是不叫小孩的腿好，就算好了，疔了疤，他也得用小棍敲一敲，敲得流血流脓。
——我说干脆去公安局，我就去石碣镇公安局分局举报。他们说哎呀这是你们丐帮的事儿，我们管不了，这个不属于我们管，你们找民政部门。你们先到那个收容站，2002年还叫收容站呢，2003年才改的救助站，基本他们都不愿意管。
在东莞专门以乞讨谋生的约有三千余人，而在东莞城区就有一千余人，这些断手断臂的残丐，很多原本是正常人，他们或是被人用药迷晕，一觉醒来已被截肢;或是被诱骗和拐卖的儿童，在年仅一、两岁时就被人用残酷的手段折断手脚。
东莞丐帮已形成分工细致、集团化、专业化的产业链，有人专门掳掠人口，有人专门伤人致残，有人每天早晨将残丐送到大街小巷行乞，亦有专人收集残丐乞讨而来的钱财。为了让残丐看上去更可怜，一些丧尽天良的歹徒用刀将其手脚、身体、面部割伤，甚至泼硫酸烧毁。那些残丐因为经常讨不够钱而被打，更遭钉手指、剪舌头，还逼吃粪便。
从社会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社会在经历一个“万物商品化”的痛苦过程。作为改革示范窗口的东莞，其作为窗口的榜样意义就在于这个城市“商品化”“市场化”足够普遍和彻底。这里没有道德，没有法律，或者说，这里以金钱衡量道德(将孩子当做摇钱树)，以金钱衡量法律(公安部门根本不理告状者)。谁能创造最多的财富，谁就是这个城市和时代的标兵。
这个城市对财富的演绎每天都在突破我们的想象极限：先是女人身体大规模商品化，再是儿童身体大规模商品化。从“租用”残疾儿童到“偷、骗、抢”儿童将其打残，这背后的逻辑都是金钱至上的逻辑。“越残疾越值钱”，按照市场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讲，这句话并无不妥。看着《黑猫警长》长大的孩子们，也许没有想到过，黑猫有一天扑向自己会撕扯下自己的腿脚：只因为这样的孩子身价更高。
而之所以残疾的孩子身价更高，恐怕还是因为这个社会残存着一点良心，然而这种给弱者以施舍的良心并不符合成为市场竞争优胜者的品格。官产学媒同盟告诉我们，市场无形之手自然会为我们高效率地配置资源，每个经济人必须最大限度地考虑自己的利益，一切违背经济人理性、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行动的，都是对市场的干扰，都将遭到市场的报复(即被市场淘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财富正从有良心的市民口袋里源源不断地流向丧尽天良的丐帮账户中，在这个博弈链条里，按着金钱的标准，有良心的市民确实是失败者。
丧尽天良的丐帮绝对称得上是市场改革的英雄模范，真正吃透了万物商品化的市场改革逻辑。
除了丐帮本身，同样让人感到愤怒的是，东莞当地公安局的不作为。即便有人举报，也将其推给民政部。“他们说哎呀这是你们丐帮的事儿，我们管不了”，刑事犯罪你们公安不管谁管?如今难道真是个犯罪分子也可以彻底购买公安保护的年代了么?这跟央视记者向东莞公安部反映色情服务业的时候，东莞公安并不理会如出一辙。此事被凤凰卫视曝光之后，东莞官方也懒得马上回应你，而是慢悠悠地在五天之后，即3月18日，东莞民政局局长才回应了东莞丐帮的问题。毕竟凤凰卫视不是央视，没有那么大的来头和政治影响力，虽然你报道的民生问题和色情服业一样值得干部高度重视，但此时的干部已经是市场化大潮浸染出来的干部，收取犯罪分子的保护费才是“黑猫好警长”，而给老百姓干活则是出了劳动力，又不给涨工资，还丢了保护费的收益。市场经济人不为也。
租残疾儿乞讨并不是东莞的专利。2003年出版的一本叫做《卧底当代丐帮》的书，是几个记者辞职当乞丐、掌握一手资料后写出来的。里面就有对租残疾儿乞讨的介绍。在介绍记者在武昌、汉口碰到的残疾儿时，记者写道：
——“是的。”吴乃现进一步解释，“这些小孩大多数是安徽、河南农村的，有人专门找这样的残疾儿，找到后就跟他们父母提出来租用，以每天给孩子父母10块钱的条件，带小孩到城市里来讨钱。那样的孩子养在家里面也是累赘，交给别人后每月还能挣300 块钱，所以家里大人也愿意。”
——“租孩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问。
——“也都是从乡下到城里来的农村人，有的还在城里讨过饭，他们发现残疾小孩讨钱多，于是就想办法弄一批来养着。现在不光武汉，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不做事，专门领养三四个小孩，在城里租一间房，晚上让孩子在一起睡，白天就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要，要的钱全部都得上交。他们按月给孩子家里寄一部分钱，其他的钱就全部归自己了。说来这些孩子才真是可怜，不仅自己落不到一分钱，而且不管多热多冷的天都得出去要，不要的话就得挨打，受欺负!”
书里仅介绍到“租”，还没有发展到东莞的“偷、抢、骗”然后致残的程度。从空间维度上讲，沿海的东莞比内地的武昌更加市场化、自由化;从时间的维度上讲，如今已经是2014年，比2003年更加“与时俱进”，一切都更加忠实地贯彻了市场的逻辑，剔除了社会主义干扰因素。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致残儿童逼其乞讨在2003年就已经风行，只是该书没有调查到。
当年主席号召年轻人要在社会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如今不断弱化国家保护、资本和黑社会力量不断坐大的中国，祖国的花朵们不经历大风大浪都不行了。这种大风大浪，是生产斗争吗?不是。是科学实验吗?不是。是阶级斗争吗?有点像。
从一生下来就要被喂雾霾，因为国家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要更多的收入;
婴儿时期一不小心就被喂了毒奶粉和毒食品，因为生产商要更多的收入;
幼儿时期要被喂病毒灵，因为幼儿园要更多的收入;
长大点要被喂黄金大米，因为农业部官员和转基因科学家要更多的收入;
爸妈如果出去打工可能成为留守儿童，因为中心城市需要更多的收入;
稍不留神被拐卖砍掉腿脚行乞，因为丐帮们需要更多的收入;
东莞公安部门不闻不问，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收入……
想起鲁迅先生的呐喊：救救孩子……
更想起为何这一切同鲁迅先生的年代似曾相识，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要重蹈覆辙?难道每一个世纪都要喊一遍：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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