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地位差距，一直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这一差距确实存在，它是否是中国经济转型与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苦于数据匮乏，这一领域少有翔实、全面的经验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与其合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有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通过分析 2005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境采集的样本多达两万余人的一套数据，研究者发现：越是市场力量占主导的经济部门，维汉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差距越显著。
一种在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新疆地区民族间经济地位差距的出现和扩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转型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全面掌控经济生活，因此可以在各个经济部门实行向少数民族倾斜的用工及待遇分配政策，维持各民族经济地位平等，从而促进民族关系和谐。
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私营企业、个体户纷纷出现，国有企业也逐渐加入市场竞争，政府对这些部门的微观经济活动的掌控能力大大减弱，无法在这些部门继续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时，企业的首要目标是逐利，而不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因此在用工、晋升和待遇分配上的标准依赖于企业管理者对劳动者能力的主观评价，这就为各种显性、隐性的偏见与歧视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当民族间经济地位由市场竞争决定时，弱势的民族群体便失去了原先拥有的政治保护。
此外，改革开放后，政府放开人口自由迁徙，使得大量汉族人移民新疆寻找经济机会，这也进一步恶化了维族人所面对的市场竞争环境。
在实证研究中，如果想要较为严谨地检验上述观点，则需要通过分析在不同时间点采集到的数据，探究民族间经济地位不平等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趋势与市场化改革的因果关系。由于数据缺乏时间跨度，两位学者采取了另外一种研究设计，通过一个时间点(2005 年)的数据来推断上述趋势：将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私有企业、个体户这四大经济部门看作是由 “政府主导” 到 “市场主导” 的连续光谱。如果数据分析结果证明，在 “市场主导” 的经济部门，维汉劳动者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严重，则大致可以说明，市场化改革很可能是推高民族间经济差距的重要力量。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之后， 维吾尔人进入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明显大于新疆本地汉人，但进入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工作的机会均较为稀少。在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之外寻求机会的维吾尔人，因为受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用工排挤，大量成为个体户。在进一步控制了每周工作时长、所在乡镇、所在职业、所在产业之后，各劳动部门内部的维汉收入差距与市场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在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维汉劳动者的收入基本没有差距，但在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私有企业、个体户这三个部门中，维族人平均收入分别比本地汉人低 12.9%、28.3%、33.0%。
而外来汉族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呈现出与维吾尔人截然相反的趋势。外来汉人在进入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时遇到较大的壁垒，但受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用工者的欢迎。因此外来汉人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工作，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工作和成为个体户的比例都较低。在收入水平上，在政府部门 / 事业单位工作的外来汉人收入接近部门平均水平，但在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私有企业、个体户这三个部门中，外来汉人平均收入比本地汉人分别高 9.7%、16.0%、8.7%，比维吾尔人高得就更多了。
这一研究告诉我们，在边疆地区民族间经济不平等结构中，体现着鲜明的政府-市场二元分野。在政府干预能力较强的领域，政府依靠行政手段有效维持着民族间的经济平等;但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市场竞争相对充分、受政府影响较弱的经济部门，却逐渐拉大了民族间的经济地位差距。
参考文献：
Wu, X., & Song, X. (2014). Ethnic Stratification amid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4, 15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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