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最近这些年，随着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生态农业越来越多引起人们的关注，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生态农业倡导者和实践者。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有机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了生态农业广阔的商业前景，吸引了资本的关注，然而无论是大资本的跑马圈地还是小微资本的精心营销，我们都很少见到广大的农民参与到生态农业的运动中来，城市底层市民也无力成为生态农业的消费者，这使得本应为民生生态农业服务的生态农业仅仅成为了中产阶级的“特供”。那么生态农业能否走出小资、走向大众?生态农业深层的社会意义是什么?我们该如何从人民食物主权的角度看待生态农业?生态农业与市场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哪里?为何只有集体经济下生态农业才有发展和推广的条件?
最近这些年，随着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生态农业越来越多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生态农业倡导者和实践者。都市里的中产阶级和小资群体一方面出于自身健康的考虑，另一方面出于对环保这一公共议题的关注，热衷于购买绿色、生态、有机农产品。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有机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以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代表的社区支持农业，市民在郊区农场租下一小块儿土地，建立自己的“开心农场”，一方面可以获得绿色有机农产品，另一方面可以在周末和节假日亲自参与农业劳动，体验一把都市农夫的乐趣。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来，这一模式方兴未艾，正在从少数大城市扩展到二三线城市。与此同时，一些关注环保和三农问题的NGO组织、社会企业，用另外的模式践行社区支持农业，他们有的支持城市返乡青年从事生态农业，帮助他们推销产品，有的组织有机农夫市集，把从事生态农业的分散的小生产者与认同生态有机理念的城市消费者对接起来，以此支持小农经济。更加高大上的玩儿法，一些知识或商业(常常兼而有之)精英，厌倦了都市的喧哗，追求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选择环境优美的乡村，建立起自己的生态农庄，过起半耕半X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了生态农业广阔的商业前景，吸引了资本的关注。联想、中粮集团等大资本先后斥巨资进入生态农业领域，跑马圈地，致力于打造品牌，占领高端市场，而小微资本则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进行市场营销，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打动潜在的顾客，走亲民路线。各地政府部门也大张旗鼓地提倡生态农业，积极招商引资，给予投资者政策、土地、资金等支持，建立现代化的生态农业产业园。全国各地，动辄几千亩的生态农业产业园已经随处可见。
但是，最广大的农民，却很少参与到生态农业中来，底层市民也没有成为生态农业的消费者。生态农业仍然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小圈子，成为中产阶级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救命稻草，成为中产阶级的“特供”。那么，生态农业能否走出中产阶级的小圈子?生态农业除了环保的面向，还有哪些更加深远的社会意义?生态农业能否成为恢复食物公共属性，重构食物生产供应体系的切入点?从食物主权的角度，如何来看待生态农业?围绕上述问题，人民食物主权网络的志愿者们进行了讨论。
张慧鹏：中产阶级的生态农业不可能成功
食物和医疗、教育一样，是公共产品，获得充足、安全的食物是基本人权。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是食物生产和供应体系过度商品化、市场化的结果。然而，中产阶级仍然试图从既有的市场体系中寻求自救，购买生态农产品，甚至国外原装进口食品。中产阶级的自救行为刺激了高端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张，大型食品公司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这一利润丰厚的高端市场。典型的例子，中产阶级追求生态有机食品，催生了有机认证产业，少数机构垄断了认证资格，生产者要支付高昂的成本才能获得有机认证，显然，只有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才有能力进入这一领域。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成本最终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得到机构认证的有机食品价格高的离谱，让一般市民难以承受，成为中产阶级和部分小资群体的“特供”。讽刺的是，价格更高并不意味着更安全，大品牌的食品也同样经常曝出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但是，中产阶级强烈的精英意识使得他们不可能和底层打成一片，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也就提出更具有批判性的解决方案。倡导生态农业，香港和台湾的NGO组织做的比较好，他们把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各种宣传材料都很精致。香港和台湾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城市化率很高，农民很少了，中产阶级占主流，所以，香港台湾的生态农业宣传倡导，都是针对中产阶级群体的，在语言和形式上都很小资。大陆的语境有很大不同，大陆需要解决的是大农业和几亿农民的问题。大陆的生态农业需要更广泛社会参与，特别需要广大的农民和底层市民参与进来。
黄瑜：生态农业不能满足于小而美
我个人认为内容永远是根本性的，宣传包装是其次。目前学界的问题不在于宣传材料是否精美，反而是没有人真正深入研究，指出农业资本化过程中的规律和矛盾。我特别希望食物主权能挑起这个胆子，不要停留在“小而美”的乌托邦阶段。
张慧鹏：“现代农业”是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是生产关系出了问题
是的，传统小农经济是生态农业，但我们不能因此把小农生产方式浪漫化。我是农民家庭出来的，我切身地体会到农业劳动有多辛苦，农民的生计是多么艰难。所以，当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谈论小而美的农业时，特别是强调小农生产的生态性、主张恢复传统农耕方式时，我总会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维护小农的利益，为小农寻找生存空间，不能回避小农经济的落后性。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小农经济浪漫化，博得城市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同情，购买小农的农产品，这种方式充其量只能解决一户两户小农的生计问题，只是在市场的霸权下寻找生存的缝隙，无法解决中国大陆有2.2亿小农户的生计问题。
科技的进步，农业机械的推广，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是生产力的进步。小农经济也需要现代科技。“现代农业”的问题在于科技被资本控制，成为资本剥削劳动的工具。这是生产关系出了问题。关心生态环境问题也好，关心小农的生计也好，重点应该是改变生产关系，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替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把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农业经验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历史上不少人同情小农的遭遇，俄国的民粹主义就一直主张保留小农经济，避免被资本主义伤害。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铁和火的形式进行的，同情怜悯有用吗?食物主权运动保护小农，也要超越小农经济。
胡靖：“现代农业”不可持续，需要适当“倒退”
现代农业是利用外部能量、物质，改变了农业内部的循环，由此产生了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其成就没人否定。但是，由此产生的“副作用”越来越大，包括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引发了民间的反思。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些“副作用”，现代农业完全可能崩溃掉。慧鹏的家乡河北，不是正在出现严重的水危机吗?地下水越抽越深。去年一些地方终于发现抽不上来了。这都是现代农业为了追求产量、追求效益的直接结果，说明现代农业的确不持续。这其实在1992年里约会议上就提出来了。如果这种现代农业方式不能根本纠正(北方在推广节水农业)，不对其予以足够的警惕，则水危机完全可能导致华北地区从粮食“主产区”变成“主销区”。对于中国，这一定是巨大的灾难。因此，适当的倒退，适当的回归，并非坏事。由此，我们才回望传统农业。传统农业里有很多优秀的元素是现代农业不具备的。比如，它基本不需要工业的支持，不需化肥、农药、农机、柴油等。由此，传统农业是可持续的。不能小看这种优势。由此，我们需要冷静、理性!我们应该更多的是问题导向。目前的生态农业还有较强的”小资“情调，它并非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在做这些事情，而是一些城市里的大学生、市民在做。这说明农民远远没有动员起来。
陈义媛：生态农业要和集体经济结合才有出路
在山东弘毅农场蒋高明老师告诉我，他的生态农场模式小农学不了。生态农业本身应当是一种集体经济的形态，因为它是一个自然循环系统，要改变的是整个生产环境，而不仅仅是一小块土地的生态，应该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有机连接，而不仅仅是一小块地的“有机”。比如你在这一亩地上种着有机作物，但是花粉从其他被污染的土地上传过来，还能保证这亩地上的有机?所以生态农业本身应该需要一种整体性地协调，它本身应该对应一种生产关系的转变，而不是退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觉得从食物主权角度对生态农业的讨论，至少应该把集体农业作为一种愿景提出来。
张慧鹏：集体经济的生态农业才能保障农民的主体性
现代农业的负外部性已经暴露得很充分了。这一点，中产阶级和底层工人农民都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生态农业，已经成为社会上很多人的共识。我们看到，包括联想在内的很多跟农业毫无关系的资本，也在投资生态农业，看中的正是这个潜在的庞大的市场。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农业?大资本圈地，搞生态农业产业园，只要舍得投入，也能够实现生态循环农业。但是，大资本的生态农业，农民只是农业雇佣工人，不能成为真正受益者。只有集体经济村庄发展生态农业，农民作为生产者才有自主性。
严海蓉：呼唤生态社会主义
中国农业的确走到了困境时刻。农业收益低下，青壮年纷纷弃农，进城打工，中国遭遇“农民荒”。资本下乡圈地，秀肌肉，然而不少也开始抛荒、跑路。几十年来我国农业增产依靠农药化肥的增量使用，然而增产效能递减明显，而且已经使农业成为我国第一大面源污染源。“石化”农业技术已经弊大于利。农业的道路的替代性方案在哪里?自2008年世界30多个国家爆发了粮食恐慌以来，国家似乎把粮食安全的宝压在了“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上，政府在转基因育种技术上投入巨大。生态农业被一些人斥为“会饿死人的”，仿佛注定是小部分人的特供。带着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的植物学家蒋高明在山东弘毅农场已经坚持了8年实践，他的实践成果为我们重新讨论农业道路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蒋高明实践的目的不是为了少部分人有特供，而是为了生态农业广泛地普惠民众，成为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生态农业不仅需要建构人与自然共生、循环关系，而且需要创造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义媛已经说了，她今年拜访蒋高明老师的农场时，他表示：在今天的条件下，生态农业不适合小农，而是需要以集体的、社区协作的方式来进行。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生态农产品是中产的特供，中国目前就是如此，然而根据古巴哈瓦那农业大学博士陈美玲的研究，古巴今天80%的农产品是生态的，而且与非生态的农产品以相同的价格出售。食物主权，呼唤的是生态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农业才能永续，食物主权才能达到真正的保障，城乡关系达到良性互动。
阮池银：生态农业与市场体系的矛盾
关于生态农业，我也经常听到类似蒋高明老师的声音(多为意欲投资农业领域的人)，即小农没法搞生态农业，因为他们没有技术，没有时间去研究自然的平衡法则，没有多余的土地进行轮歇，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远见，一心只盯着眼前的收益以便养家糊口。初听起来这似乎很在理，但后来我发现，凉山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农民不是一直都在实践着“生态农业”吗?我相信整个西南山区很大一部分也是这样的。他们种养结合，作物秸秆瘪壳用来喂养牲畜，畜粪则用来做田间肥，每一部分都进入了有机循环系统;他们的土地实行轮作和间套种，种植多样作物;他们自己留种等等。在生产组织方面，他们基本没有一家一户单干的，都需要几家人联合一起干，今天干完你家明天就到我家。这种生产模式无论其产出品还是其环境都很“绿色”，符合大家现在所描绘的生态农业模式，甚至有几分的生态社会主义。
问题是，在今天市场经济日益的渗透下，这种农业模式已难以保持长久不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资商业力量的不断渗透，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市场渠道畅通后逐利观念的增强。我想说的是，即便你搞了永续农业，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却难以持续。包括那些农业资本家，市场的一个波澜很容易就让他们沉没了，这样的案例，现实中为数不少。因为市场是“自由”的，不受管控的。你今天种这个值钱，明天可能就跌价让你血本无归了。
黄瑜：集体经济与生态农业
我支持集体经济，但是不认为集体经济就一定要连篇种植一种作物，而且高度机械化操作。今天工业的自动化生产，已经淘汰很多劳动力。因此农村将来可能进行的是劳动密集型耕作。我觉得要看具体的地形、气候和作物品种，因地制宜。凉山海拔高，本来就不像华北平原和东北那样有几千亩平整的连片土地，polyculture是非常适合的。
古巴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发展城市农业。我家小时候尽管住在广州的单位大院里，仍然种菜和养鸡。当时城市地面的硬化程度是很低的。今天农村受现代化的感召，许多地方都是水泥地，连鸡都养不了。毛时代并没有把农业和工业完全割开分给城乡，而是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政策。他们的许多思路不是僵化的，非常值得学习。
张慧鹏：生态农业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发展方式
古巴农业真是一个奇迹。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古巴得不到石油，才得以幸免，没有走上石油农业的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生态农业道路。当然也和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密切相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或者说食物，就像教育、医疗一样，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不是谋利的工具。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古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在食物极度短缺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会占有绝大部分的食物，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多数人只能忍饥挨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者说在新自由主义农业政策下，农业成为资本实现增殖和积累的工具。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的特殊性，在于生产过程受到自然过程的制约，但是，绿色革命开创的工业化农业模式，使农业生产也可以像工业流水线一样进行，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生物节律。这是资本对自然和生态的征服。资本主义农业对生态的破坏也是必然结果。这种农业是不可持续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征服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今天，我们正在遭受这样的报复。生态问题不仅仅影响穷人的生活，也同样影响中产阶级的生活，因此，在生态环保问题上，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是有共同利益的。生态环境是个大系统，水、空气、土壤都是流动的，中产阶级试图抛开底层，通过特供的方式自己来解决问题，注定是徒劳的。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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