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跟朋友聊天，我说在赛里木湖附近的山里散步，非常像温哥华。她说，才不会。新疆的父母为了念经都不让孩子上学，太落后了，怎么能像温哥华?
我愕然，这些天我带着一个本科一年级的团队正在这里调研女童失学的情况。我不知道朋友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的?我看到的，远比她理解的复杂很多。
又有一个朋友得知我在这里调研，发给我一个链接，是某基金会支持西部女童的上学及梦想的计划。她问我，如果可以每年给一位女童5000块钱，她们会去上学吗?我在脑中迅速检索了我们已经采访过的20多位失学女童，我告诉她，大概只会有一两个孩子会继续上学。她不解。
或许，对新疆失学的女童群体，我们不解的地方还有很多。
马兰花的故事
马兰花今年13岁，12岁时，上五年级的她，辍学了。
三岁时，父亲带回了外出打工时认识的一个内蒙古女人，把她带回村里结婚后，父亲与留守在家的母亲离婚了。父母离婚后，兰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后来，爷爷奶奶将她丢弃在附近学校的一间大房子里，姥姥姥爷担心爷爷奶奶对外孙女不好，寻到了爷爷奶奶家，找到、抱回了被丢弃的兰花。
当时是冬天，小姑娘被冻坏了，身上的皮皱着，生命垂危。
“姥爷说是个女孩就抱回来吧，不然爸爸的新老婆会欺负她，养女孩也花不了多少钱。”谈到姥爷，小姑娘很感恩。
5岁时，爸爸和叔叔来姥爷家求见女儿一面，被姥爷拒绝了，因此直至今日，兰花没有再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
被问及是否还记得父亲的样子，兰花摇了摇头。
被问及想父亲吗，兰花抹着眼泪说：“想。”
被问及恨过父亲吗?兰花摇了摇头，说：“没有。”
父亲与外族女子结婚后，又生了两个孩子。对此，兰花对父亲并不埋怨，她说未来结婚以后会去父亲所在的村子里，和父亲见一面。
兰花辍学是因为姥爷姥姥要离开家里去阿拉伯朝觐，预计要走一年，兰花在村里无人照顾她上学起居。可是开学十天以后，姥姥姥爷护照手续出了问题，无法出国，就又回了家。此时村里的老师叫兰花回去读书，但姥爷坚决不肯。
村里散布着这样的流言：外面的世界乱的很，不敢把女孩子送出去读书。若是谁家让女孩子出去读书了，村民便会对他指指点点，形成舆论压力，让他抬不起头来，在村里很难做人。
“姥爷说上大学就是为了工作，汉族的工作都在上班，做不了礼拜，不如不上大学，识字就行了。为了礼拜可以不要工作，不要学习，打工也能挣钱。姥爷不让家里孩子上初中，我姨妈女儿也没上，去浙江打工了。”
对于姥爷不让自己上学，兰花说，“我没有怪过姥爷，没有姥爷我就会被冻死，姥爷心很善，就是嘴硬，对教门严格，一直带着我长大。”
兰花辍学后闲坐在家，照看两个弟弟妹妹，有时去舅妈邻居开的小商店里帮忙打杂。她曾在校成绩非常好，辍学后现在也一直在借书读。“哥哥的书我都读完了，村里上学的小孩经常从图书馆里借到新书，他们不爱看，有的还撕书。我就借来看，你们不看我看。去镇里找妈妈的时候就在她手机里下载小说看。最喜欢作文书，故事性强的，自己也经常写日记，写小故事。”
兰花最远去过石河子，她说，“去了以后就想一直呆在城里，不想回村里。我好后悔以前没有跟妈妈去镇里念书。”
权利是什么意思？
听完这个故事，或许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充满“正义感”的人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咄咄逼人地发问：父母有什么权利不让孩子上学?孩子有自由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
如果我问孩子们，你知道你们有上学的权利吗?
孩子们会回答：权利是什么意思?
在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是无法对话的。我们永远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和思维习惯，去要求别人。但我们并没有倾听孩子们的表达，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失学这件事情的?他们自己是如何分析自己失学的原因的?
比如她们会说，家里没有人做饭，就让我辍学了，不然我爸爸干活回来吃什么?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原因是裹挟在一起的，比如经济困难，一个家长说现在上学不要钱了，我每个月要给她40块钱的交通费，没这个钱，所以就辍学了。事实上，他虽然收入很低，但也并不是贫穷至此。可见，贫穷是一个客观的借口，他们其实并没有把上学当回事。比如宗教礼拜，很多家长说学校不让做礼拜，就不让孩子上学了。我们问，那孩子在家做礼拜吗?他们说不做，每天呼呼大睡睡到中午。可见，宗教也只是一个客观的、无法反驳的借口而已。最后，无不以女孩子的“懂事”，或者村庄里的“流言蜚语”的方式终结。
原因或许是在家长的价值观念上。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又是综合性的。所以，经过这一番追问，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追问的价值在于，呈现了女童失学原因的复杂性。
尊重这种复杂性，我们才不至于贸然的以一种理由否定全部事实。不会认为，只要我给钱，或者只要我盖一所宗教学校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些看似尊重的背后，其实是更为冷漠的居高临下和文化的施舍。诚然，他们是缺钱的，但他们缺的不仅仅是钱。
从“我”——现代人、城市人、经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用我的思维方式替“文化的他者”进行思考，并且将之作为尺度去衡量“他者”行为的对与错，这本身就是一种近乎文化殖民的行为。如何做到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顺着他们的内在逻辑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第一步就是“倾听”，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倾听并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行为。
在内部求新生
千百年来，女孩的生活节奏是，读一点书，然后在家做家务、念经;到18岁左右嫁人、生孩子……如此循环。他们自嘲说自己念的是“就地滚轮经”，即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他们始终就地不变。
但是，随着流动的社会的出现，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外出务工，开饭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不排除有一些人向往现代化都市，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但更多的人会用自己的思维来消化外来的文化撞击，即他们认为是好的，就消化吸收了，变成了自己的文化;他们认为不好的，就举起宗教的大旗，坚决抵制。
事实上，这就是一种新生的方式。
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大约十年前，这里的女童大多只上到小学毕业，但现在基本都是初中毕业，有家长笑称初中是“标配”。这里也零星出现了女儿赡养父母、爷爷奶奶的案例，颠覆了女人只是附庸的传统观念，女人通过承担义务的方式获取更多的权利，女性的主体意识正在崛起。
当我们问15岁上下的女孩子，将来让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说，只要孩子自己愿意上，当然“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下去。这说明，两代人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但我们要有耐心，这个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在实践过程中，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们，会用自己的行为探索自己文化的未来，因为没有哪个人比他们自己更熟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哪个人比他们自己更清楚有哪些资源可供调配，更没有哪个人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坚韧维系的无奈。
有时候，不变亦是一种坚守，自有他们的理由。是谁说变就一定要比不变好呢?
所以，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要少一些指手画脚，多一些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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