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在进行民主建政的同时，也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革新。在农村的乡镇、城市的街道创办小学，在县城和城市的城区创办初中和高中，对原有大学进行院系改造，创办了一大批诸如人民大学、北方大学、北航、哈军工、华工、华师、华农之类的新中国大学和学院，按照苏联的成功经验进行教学和管理，培养社会主义社会急需的各类建设人才。这是一个蓬勃上进的历史时期。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文盲众多的人口大国，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再好，也不可能有效解决中国中下层普遍存在的文化程度低下的问题，尤其不能用脱胎于中国科举制度的一套升学考试办法将工农子弟斥之门外，必须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教育改革。
1958年大跃进再掀教育革命风潮，首先是大力拓展原有的中小学，如将每个乡办的四年制初小扩充为六年制完小，在农村每个区办一所初中，每个县办一所高中或初、高中“一条龙”中学;其次是大办职业教育，如在每个公社办一所农业中学，在每个县办一所职业高中，在有条件的地区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大型厂矿企业办技工学校和红专大学等;再次是试办了一大批中等专业学校和全日制高校，如武汉水利电力学校、钢铁学校及黄冈大学等。虽然这些大力发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人民教育举措同大跃进的举措一样，因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困扰落下了帷幕，但其有生命力的幼苗仍然在石缝中顽强地生长着，如乡完小、区办中学、县办高中、职高、厂矿技校、城市中专、地区共大，大多数在大调整后保留了下来，公社农业中学在数年后也以耕读中学的形式继续发展……
1966年5月7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夜，毛主席针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教训，以及中外应试教育的弊端和1958年教育革命的有益探索，在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著名论断。这些在我们当时看来都是一些平常的话语中却隐逸着滚滚的雷声、恰似在中国千年沉睡的传统教育的思想夜空上升起了一颗启明星，昭示着一个附着在传统观念上的旧教育制度行将瓦解，一个崭新的教育革命的艳阳天即将到来!
当年我正在读初一下学期，刚在“五四”青年节的那天宣誓加入共青团，旋即被推选为学校团支部副书记，书记由罗老师兼任。在临近端午节的一个露水湿润的早晨，学校通知我和一位女老师一道去县城参加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县委书记在人如海、歌如潮的鄂城县人民广场传达了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精神，如同在人们的心灵上点燃了一盏明亮的心灯，集会的群众一遍又一遍地热烈欢呼，一些深受旧社会奴化教育毒害的老教师抚今追昔，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回学校后，除传达全县动员会议的精神之外，我还同团支部委员们一起研究落实办法。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教育革命鸣锣开道;组织团员和宣传队员上山采集车前草之类的药材晒干卖给收购站，筹集宣传队经费;到新洲县五八农场插秧割麦，勤工俭学;管理学校里的一块瓜田，学习种植技术;积极投入学校的建校活动，焕发青春的活力。
这年9月中旬，我刚上初二。一天晚上，同村的少年伙伴邀我一起赶十几里的田间小路，到武昌县下汤大队看了一部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红卫兵的“加演片”，回家后心情异常激动，睡到五更天竟然梦见自己也坐着长长的列车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那个年代的寒门学子真是想仁得仁、要风得风呀，没过几天，真的接到区委的通知，要我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毛主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民群众挥手致意的英姿，永远镌刻在了我的心间。
1968年8月，我们在乡的中学毕业生大都离校回队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乡亲们称赞我任劳任怨，不久在社员大会上选举我当了生产队会计。这年12月份前后，一批批城镇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陆续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毛主席人民教育的理想境界：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了教育的平等，才有社会的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其他诸如民主、自由、友爱的口号才有现实的意义。
1969年4月，党的“九大”胜利召开，疾风暴雨式的文革告一段落，开始“争取更大胜利”的继续革命的征程。广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奔赴五七干校学习劳动，锻炼思想，五七战士兴无灭资打先锋;解放军走出营房“三支两军”，谱写拥政爱民新篇章;城市各大医院组成一批又一批的巡回医疗队，奔赴山村湖乡为农民群众治病，培训赤脚医生，白衣战士掀起卫生革命新高潮;农村大力普及中小学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开门办学，五七道路越走越宽阔。
1970年是我国大干社会主义的第三个春天，各行各业大上马，工矿企业和大专院校恢复招工和招生，农村中小学也自此进入突破性的发展期。起先是每个大队办一所完全小学，每个公社办一所初中，每个区办一所高中;拆区并社后，每个公社办一所高中、一所初中，每个大队小学开办一个戴帽初中班，左岭公社甚至在南北片各办一所高中，方便农民子弟就近入学。这年初春，我被推荐到我们大队新建的小学当民办教师，边建校边教三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向日葵，花儿黄，朵朵花儿向太阳”，朗朗的读书声激起了我求知的欲望，不到两个月，便应初中同学黄新明之邀，到新办的庙岭区高中读书。
当时的区高中实际上是在六个初中班的基础上试办的一个高中班，在全区三个公社招生，当年共招收50名学生，由六六届至六九届四届初中毕业生构成，其中48名同学读到高中毕业。这种状况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可在当年开放式的教学环境中却是各得其所，各显其能，生龙活虎，有声有色。当年没有现在这样的捞钱意识，学校校长和老师们作风严谨，文化素质都很高，沉下身子一门心思办学校，使出浑身解数搞教学，注意教育对象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和着力发掘每个学生的个人潜能，同学自身也不兴谈恋爱、结帮派、擂肥、闹感情纠葛什么的分散精力，就是傻瓜也给盘活了，还别说都有些初中的底子，不生龙活虎也难。比如数学老师见我当过农村会计，便发挥我的长处，安排我讲了五个上午的会计课，叫“小将上讲台”;同学们夸我“讲得活”，“是个当老师的料”。
从1970年春到1972年春，在我读高中的两年，真正感受到了学制缩短和教材精简的妙处。当年高中的课程设置主要有语文、数学、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体育、英语。语文按文章类别分单元，每单元一个小结;数学将以前的代数、几何、三角函数等四门课按数与形的内在联系合编为一门课;工业基础含力学分册、机电无线电分册和化工分册;农业基础含种植(植物)分册和养殖(动物)分册.各课均精选精编，注重连贯与重点的统一，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不仅高中两年学完了过去三年的课程，还学了一些过去大学低年级的课程，如数学中的解析几何等。这个路子在“改开”之后“抓教育质量”时延续了一些年，仅享誉多年的七七级至八二级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绝大多数来自九年一贯制的高中毕业生。这拨高中毕业生无论相对于文革前十二年一贯制的高中毕业生而言，还是相对于今天恢复十二年一贯制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均有其独特的优势。
当年中小学课堂学习还有一大特点是贯彻启发式和讨论的学习，反对死背书本和满堂灌;提倡“小将上讲台”;提倡独立思考做作业，老师评判后相互观摩;取消期中、期末考试，代之以单元测验。
启发式和讨论式学习除课堂提问和出中心议题讨论之外，还组织专题讨论会、主题班会、辩论会及写心得体会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放松得很。我后来当老师讲课爱穿插故事，有时还穿插唱歌，就是当年学习形式创新的“余孽”。
当年的中学生群体不似现在这样死读书式的单一枯燥，各自的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大，各有各的本事、特长、侧重面和心得体会。小将上讲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启发同学，也锻炼自己，更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单元测验的形式有开卷和闭卷，测验的成绩分优、良、及格、不及格，只作为教师改进教学的参考，不记入学生档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马马虎虎走过场。记得有一次进行化学分册的单元测验时，我邻座的一位同学想同我对一个小题的答案，我有意把卷子露出一角欲让他看。华农土化系毕业的杨老师是一位刚强的女性，除当即在课堂上制止之外，下课之后还哭着将此事告诉了曾校长，让曾校长找我谈话。这股子认真劲之后伴随了我一生……
当年书本知识和应用的结合不止是课堂上的介绍和实验室内的模拟，是要动真功到田地里去实干的，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干中增长才干”。主要实施方式是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实行教育与社会实践、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就读的高中班与山前大赵大队和区农机厂是对口合作单位，学校自身也在南山的半山腰拥有一块菜地。我们每学期到大队劳动两次，每次一天，由班主任带队，主要是插秧和割麦。同学们大都是干庄稼活的能手，社员夸我们干劲大，中午把盛着青豆角烧肉的大盆饭菜送到田头地边，大家吃得开心极了;每学期到工厂一次，每次两到三天，由物理老师或数学老师带队，将同学们分成若干小组，主要跟工人师傅学习翻砂、锻压、车磨刨削等操作工艺，也跟技术人员学习识图和放样，学习农机故障的修理;学军的专业科目不多，主要是结合体育课(当时叫军体课)进行列队、跑步、体操、投弹训练，学习防原子弹冲击波、防生物细菌、防化学毒气、防空袭、防山洪冲激、防炸弹燃烧的知识和技能，还请区武装部长和扇子湖军垦农场首长作报告和现场示范，观摩区直单位基干民兵持枪训练和实弹射击。
当年学校学习渠道除课堂学习外，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是七节正课之外的第二课堂的学习。我们班的同学不论远近，一律在学校住读，每天早上晨练和晨读，上下午上课，其余都是课外活动时间。学校和班级均成立有各类课外活动小组和小队，如论文组、散文组、诗歌组、生物组、化工组、机电组、无线电组、文艺宣传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等，分派有各科老师负责业务指导。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一到两个小组或小队，办校刊、墙报、故事会、书画展览，开展篮球赛、乒乓球赛和长跑比赛，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其中办得最好的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和生物小组。
文艺宣传队由全校文艺爱好者组成，分乐队和表演两拨人，由有文艺演唱专长的赵老师和沙老师作指导。不仅唱唱跳跳，还有“演革命戏，做革命人”的寓意。每天下午下课后的时间排练，星期六晚上彩排一次。排练的节目有京剧《红灯记》全剧及《沙家浜》、《海港》中的若干选场和选段，同时还编排了二十多个歌舞节目。每逢节假日和重大的政治活动及纪念活动，便安排晚上在学校后面全区群众集会的大操场上演出;有时也应邀到县城汇演，到一些大队的大礼堂或大会场演出;还曾受区委派遣，到邻近黄石市的汀祖矿山会战工地和位于樊口的鄂城西山排灌站工地慰问演出。
生物小组结合农村合作医疗的实际需要，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与学校附近大队的赤脚医生一道，搞调查，采草药，研究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草药汤剂，如预防流行性感冒和脑膜炎的草药汤及鱼腥草针剂等，供社员服用，效果很好。
日常政治活动和学生工作也是第二课堂的重要内容。当年我们学校的学生组织有校团委、红卫兵大队部，初一年级还有少先队中队部，各班有班委会和学习小组。学校里的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均由学生自己组织，如请贫下中农代表忆苦思甜、声援亚非拉人民反美爱国的正义斗争、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纪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等，都由校团委组织。团员和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参与组织工作的热情很高，教师都是普通听众，学校领导不在会前会后讲话。我当时是校团委书记，有时作主持人，有时作主要发言，有时带头呼口号。其他诸如到外地演出，到生产队调查共青团发展对象的表现和家史，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开展学校里的各项劳动竞赛，如给南山腰校田里送土粪肥等，都是同学们自己组织、自己带队。学校在南山脚下烧砖建校，同学们自己做砖坯，不让文质彬彬的老师参与这样脏累的体力活;连一次一位读初二的独生子放学后在大街后面的池塘游泳时不幸淹死，也是我和几位同学用板车拖着，跟在曾校长和班主任后面送他回家……
当年的第二课堂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还有社会的大课堂。每逢星期天和寒暑假，同学们都要回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父老乡亲们一道战天斗地，接受勤劳、朴实、友爱的大环境的熏陶。社队的干部群众张开双臂欢迎我们，把学生们安排在一个作业组，派见多识广、会讲故事的社员带领我们劳动，关心我们成长。记得有一次我在邮局寄一篇通讯稿时，为省下一盘萝卜烧肉，竟鬼使神差地将一枚票面很干净的、使用过的八分邮票混充新票贴在信封上丢进了邮筒。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大队胡会计专程到学校找到我住的寝室，从怀里掏出邮局退回来的信，我一眼瞥见信封上写着“要斗私批修”几个字，脸一下子就红了。胡会计轻轻地告诫我以后千万不要因小失大。自此之后数十年，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和迷人的诱惑，我从未贪占过公家和私人的一分钱。
两年的高中学习生活行将结束，学校组织我们到区农机厂进行毕业实践教育。这次是一个星期，除白天学工处，晚上还请工人师傅作辅导报告，开交流会、座谈会，还由我执笔创作了一个接受工人师傅再教育转变思想的小话剧(现在叫“小品”)。实践教育结束时，农机厂全体职工和我校全体师生在区委大礼堂召开了盛大的联欢晚会，区委女负责人朱耀华同志讲话赞扬我校开门办学取得了显著成绩，希望以后一直沿着“校企结合、校队结合、促进生产、有利教学”的这条路子走下去。之后农机厂职工和我校宣传队合演了一台精彩的文艺节目，其中自编自演的小话剧受到工人同志的热烈欢迎和朱区长的好评。
实习一返校，我们便投入了“服从祖国需要，在三大革命中锻炼成长”的毕业教育。根据师生们的一致认同和上级考察，我们班推荐了四名女生上鄂城县师范学校，两名男生上咸宁地区师范学校，我和另一位女生上华中师范学院;大部分同学奔赴农业第一线，有的当了农技员、农机员，有的当了民办教师，有的当了大小队干部。若干年后，有的被推荐和考上大专院校，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进了国家科学院，有的当上了大学教授，有的还当上了厅级和省部级高官。
庙岭高中自1970年一个班，发展到1971年四个班，至1972年六个班定型，每年在三个公社各招一个班，成为完全高中，走过了辉煌的几年。直至1975年撤区并社，高中下放到公社办，每个公社办一所高中，庙岭高中也随之下放到公社。1982年拆社建乡后取消公社高中，庙岭高中又回复到文革前应试教育的初中。
在当年继续革命的社会条件下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教育改革，与古今中外历代教育改革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人民教育与精英教育或贵族教育的分野，前者走的是人民教育改革的新路子，后者走的将教育作为拉大与劳动人民之间差距的本钱及身份、地位象征的老路。经过1970年到1976年的付诸实践，一种崭新的人民教育体制已大体成型，即毛主席的“以学为主，兼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缩短学制，教育革命“的七点指示精神已基本得到贯彻落实。其中的主学和兼学大体如前所述;小学、初中、高中的学制各缩短一年;教育革命的重要体现是开门办学和取消入学考试，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弟只要愿意继续学习，均可以免费直接读到高中毕业。这些空前绝后的为民举措，相对于用中考加高学费将大多数劳动人民子弟挡在高中的大门之外、用高考加高学费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子弟挡在大学的大门之外的冷酷无情，谁更具有合理性?这些健康、清新、实用的教学内容，相对于在一些歪理邪说、外语、洋人余唾上空耗生命的教学内容，如“资本家不剥削，老百姓就没饭吃”、“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校收费太低”、“汪精卫是真正的爱国英雄”之类的歪理邪说，“黑猫白猫”、“吐痰”、“冰棍”、“就是不要脸也要跟大国搞好关系”之类的“理论”，以及拍马屁的艺术、攻关厚黑学、闷声发大财要决、性爱十八招之类的实战“技术”，谁更具有科学性?这些用有限资源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办学目的，相对于用本国劳动人民的血汗投入培养适合外国垄断资本需要的洋奴、买办和打工奴隶，谁更具有合法性?也许正应了毛主席生前感慨过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句真言，人民教育的这些强大的理由在“改开“年代竟然变得一文不值，被一句“没有学什么东西”的口头禅和一个“恢复高考”的烂招轻轻否定，似一个圣洁仙子轻易地被一个无力侏儒用一根银样蜡枪头顶住了咽喉一样，至今不得脱身。
用“没学到什么东西”作为一个打石头的理由，实际上是奸秦随口一句“莫须有”的翻版。这样做的恶果是对“50后”、“60后”、“70后”活生生的几代人的成长经历的否定，是给他们美好的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投射阴影和毒药。何谓“东西”?大米白面是东西，秕谷糟糠也是东西。为人民服务、为三大革命斗争服务的科学知识虽然精练，却是人们受用一生的精神食粮和有力武器，当年的技术尖子和劳动能手就是用这些东西炼成的;而那些忽悠人的“三滥”办学，为培养剥削阶级的帮凶和奴隶的办学，虽然多而杂，却是迷糊人的思想、闭塞人的心智的闪亮糟糠，现在的一批批美丑不分、良莠莫辨、眼高手低、好逸恶劳的大脑就是这样变残的。看看过去数以百万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农技人员和数以千万计的技术工人大军，再看看今天外国资本垄断一切技术资源，以及工厂“最缺技术工人”的叹谓，不就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的最好注脚吗?
用‘恢复高考“作为撬动人民教育大厦的杠杆，以貌似人人有份的“公平竞争”取代“推荐开后门”，实际上是借尸还魂，把人民的选择权重新收回到官僚、精蝇的手中，解除“事事看群众脸色办事”的烦恼，为自己的复辟统治服务。
就人们的常识而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不同形式的选择取决于不同的服务内容及不同的社会条件。推荐、访贤、选举、禅让、保送和考试，都是一些选才手段，古已有之。两汉举贤良方正、举孝廉、举五经博士;隋唐兴起科举取士，历代均设太学或国子监，由地方保送太学生、监生、贡生到太学或国子监就读;文革前也有保送调干生上大学的，唯独走五七道路的推荐就大逆不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离开当时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而去比照现在的社会风气谈什么“推荐开后门”，实际上也是奸秦随口一句“莫须有”的翻版。“人人有份的公平竞争”与“人人有份的公平”只有两字之差，却分辨出了精英教育和人民教育的不同出发点。看看今天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毕业等于失业，千军万马过中考、高考、考研独木桥，过考公务员独木桥，过出国考试的独木桥，弄得人人没有童年、没有青少年，无非是为了寻求一个稳定一点的饭碗，何益于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真正的人人有份的公平是社会提供人们不同人生阶段自愿选择的多样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学则学，干一行爱一行，使其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安居乐业。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一个投机取巧和忽悠人的所谓经济问题，首先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体系问题，是一个世道人心的问题。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渗透着古代哲人的大同理想和“天人合一”的智慧，她不仅仅是一个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问题，同时也关联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以及农工商发展、部队建设和干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系列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可以实现的一幅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图景。她的社会历史意义至今还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仅就教改而言：
首先是与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开辟“人民办教育，教育为人民”的人民教育的光明大道。剥削阶级传统的贵族教育和奴化教育的观念，是为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服务的教育制度经千百年积淀形成的顽固的思想观念，如上智下愚、君子问道不问谷、学而优则仕、升学考试、升官发财、才子佳人、金钱万能等。一句话，教育为剥削阶级服务，为追求个人的私欲服务。人民教育之路树立的则是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念，如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有、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破私立公、为革命学习、培养人民事业接班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要确立人民教育的正确观念，必须要与原有的一切毒害人民、摧残人们灵魂的传统观念和丛林法则教育、伪民主自由教育、洋奴买办教育之类的“现代”观念决裂。这便是当年有人归纳的宁要教育质量“不高”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也不要教育质量“很高”的修正主义捣乱者的思想文化背景。“改开”以后有人将其歪曲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看看以前人们的战天斗地、勤俭建国、以厂为家、爱社如家，努力创造国家财富;再看看今天的“高人”们挖空心思炮制歪理邪说，变着法儿瓜分人民财富，为敌对势力输液送氧，让工农大众失业失地。究竟谁是草，谁是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搞封资修教育是一条自我否定的绝路、死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开辟的人民教育之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之路，是对以往人民教育内容的深化和系统化，是光大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由之路。
其二是从基础抓起，筑起反腐防变的钢铁长城。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塑造人的灵魂的问题，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五七道路的教育改革正是着眼于人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从塑造人的灵魂的教育起步，一步一步地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培养工人阶级觉悟，造就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共产主义接班人，让其走向社会的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共同建设人类最高理想的宏伟大厦。这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项工作要求。若实际工作中出现偏离这一目标的倾向，修正和腐败的阴魂便会现世，给人民事业造成危害，直接的办法是允许教师向领导提不同意见，允许学生向教师提不同意见。这便是当年小学生黄帅“反潮流”得以肯定的思想背景，与2012年4月某校女老师因言语冒犯了学生在课堂上遭学生群殴的事件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思想背景。当年我们一些好心的同志，如新疆建设兵团的王亚卓同志，认为黄帅做法过分，是对老师的不尊重，我当年也持类似的看法。这从传统的师道尊严的观念看是有道理的，但从毛主席的通过人民教育发展人民事业的宏观角度看，无论黄帅做法的本身有没有道理，这样的倡导无疑是正确的。譬如也是在2012年4月，一位中学生在全校升旗仪式的代表发言中抛开原稿，大声控诉当今应试教育给学生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和危害，全场师生默默地静听了五分钟，网上舆论也是一边倒的支持。这样好的揭穿皇帝新衣的反潮流不值得提倡吗?
其三是纲举目张，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立足于“土”还是立足于“洋”，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摧毁社会主义，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还是培养精神贵族，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问题，是教育改革的“纲”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劳动人口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劳动人口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要求极不相称。五七道路的教育改革紧密联系我国以上的现实状况，学文、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和缩短学制，放弃那些斑驳杂芜、华而不实、八杆子打不着的悬浮知识，多快好省地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我国人民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当年一位中学生在外语考卷上写上的一句“不学外语照样干革命”引起争论的思想背景。当时不少人认为这句话太绝对，这样写不应该。这从外国语是一个“认识外国，为我所用”的识别工具来说，是有道理的;但相对于大多数人的工作生活与此毫不沾边的情形而言，胜任工农业实际工作是第一位的，外语的好坏的确无关紧要。如当年直至当今在工农业战线上干得出众的陈永贵、郭凤莲、郝建秀、吕玉兰、吴桂贤、王洪斌、吴仁宝等人，也确实没有多少外语。以此对照近二十年来，推行在校生英语考试要过四六级、评各类职称也要过外语关，一拨一拨数以亿计的青少年将宝贵的年华和精力耗在这上面，其中除对不到10%的留学人员、翻译人员、科技人员、涉外人员有点作用之外，要90%以上的人空耗生命为其陪考所为何来?把部分特定需要的专业教育混同于十几亿人口的大众教育难道是吃错了药?合理的解释只有一条，同牺牲掉90%以上的劳动群众为极少数精蝇造富一样，牺牲掉这些人以为推行自己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教育目标服务，即为了“中美国”的狂想培养“打左灯向右转”之类的挖中国社会主义墙脚的“智慧”，为培养外国垄断资本需要的洋奴、买办和打工奴隶创造必要的社会文化条件......
新中国解放初、大跃进、继续革命中的三次人民教育革命，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三座重要的里程碑。其中解放初期打破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从苏联引进人民教育;大跃进是人民教育的中国化尝试;继续革命的五七道路是人民教育的系统化建设。随着人民共和国的蒸蒸日上，人民教育也步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境界，《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公社小社员》、《让我们荡起双桨》，激起我们多少美丽的回忆啊!在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中，人民教育的历史如同一盏光芒四射的指路明灯，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指引千秋万代的漫漫航程;同时也如同一棵在高高的山峰上迎风挺立的松苗，需要历代仁人志士的百般呵护，为其培土、理枝和清除虫害，让其茁壮成长。遗憾的是在后一问题上我们做得很不够，一味“捧杀”和“扼杀”的多，实事求是地对待和扶持的少。今痛定思痛，只有在充分肯定她的方向性和系统性的伟大创举的同时，切实地指出她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症结之所在，以此调整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才能为其以后的复苏和生长创造适宜的气候条件。
一是在充分肯定过去教育方针中“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正确的同时，还须承认存在过于笼统的不足。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我国人民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定性的规定，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这从“改开”前后执行和抛弃这一方针而产生的不同结果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也不能因之否认过去执行这一方针过程中出现过的两类不良倾向：一类是大而化之，落地不生根。对于“无产阶级政治”，有的等同于红头文件，有的等同于上级指示，有的等同于政治任务，有的等同于政治教育，有的等同于与中央、地方乃至单位领导保持一致之类的“讲政治”，执行的盲目性和摇摆性很大，而办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二类是辛勤耕耘，为人作嫁。“为政治服务”是一柄双刃剑，既能培养党性观念强、组织纪律性强的坚定的革命战士，也易于养成“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堕性，培养易于被“个人服从全局”的正当理由忽悠的奴隶。这从“改开”前坚定执行革命路线和“改开”后一声令下数千万工人悄无声息下岗的强烈对比中可以看出。人民国家、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人民宪法、人民领袖，“人民”是一切政治的最高原则;人民利益、人民意愿、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是一切工作的起点和归宿。这两点即是毛主席提出的“造反有理”的根本依据。偏离这些本质性的规定而去强调什么“服从组织”和“保持一致”，只能被政客忽悠和利用。应该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具体化为“为人民服务”，实行“教育为人民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此突出人民教育的本质特性，不断增强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为人民办教育，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各类人才，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
二是五七道路的教育体制在当时虽已大体定型，但具体的配套措施还很不完善，很不得力。从我们过来人来看，当年的学制缩短、课程精简和开门办学的大方向都找对了，学生学得活、用得上、学习的主动性强，但对教材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保持“尊师爱生”的良好师生关系、维护活而不滥的课堂纪律，各地有各地的搞法。如我们班是普通班，有的地方分文艺班、农机班、农技班，有的地方分普中和农中，不少学校建有校办工厂和校办农场;有的使用省编教材，有的穿插乡土教材;有的敢说敢管，有的缩手缩脚，有的过于依赖工宣队和贫宣队。一些示范学校也无所适从，起不到示范作用。这虽然在探索阶段不可避免，但经过五六年还不总结经验，“改土归流”，确实是很大的遗憾，以至在一些地方出现劳多于学、放任自流和滥反潮流的现象，终致授人以柄，被擅长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以一句“没学到什么东西”而轻松否定。
三是长期纠缠于对过去“旧的东西”的批判，而不是注重自身内在危机的处置，留下了巨大的反弹空间。当时无休止的批判矛头主要是针对“十七年旧教育制度”的缺陷，这对一套全新教育制度的确立确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仅靠批判立威是不能成就新生事物的。否定过去的目的若不是为了今天做得更好，以不断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和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再美妙的事物也是会短命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规范问题和一个持久活力的问题。譬如组织管理部门若重视阶段性总结，像当年有些大学集中优秀专家教授编研教材那样，集中全国各地优秀教师编写更高质量的简明教材，特别是注重解决“工基”、“农基”的内容规范化和结构合理化的问题，并建章立制，形成类似文革前中教、高教若干条那样的管理规章，使各类学校能循序渐进地完善和发展教改成果，便可能形成新的惯性力量;又如我们那一届高中毕业时实行过的根据人民事业的紧迫需要推荐部分同学进入科技文化单位和继续专业深造的做法后以“回潮”的名义全部废止，这在当时知青上山下乡的大环境下的举措虽然可以理解，然普遍性中就不能有特殊性?任何时候的一刀切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据当年我们学校曾校长总结的毕业分配的经验是“同学公认，老师评议，领导考察，社队鉴定”，既为国家输送了人才，也没有产生什么有人疑虑过的“副作用”。若以后能坚持和不断完善1972届高中毕业生的这种分配的做法，便可能在人们的心灵上植入一种多样性选择的向往和品学兼优受重视的理念，形成一种长久地维护当年教改成果的动力机制……
五七道路的教育改革与“改开”后封资修大混血的教育改革虽然都标榜“改革”，但方向却截然相反，一个向前，一个向后，都走到了对立面的临界点，该是总结经验重新洗牌的时候了。历史和现实明确地昭示着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不能走封建科举制的老路，不能走民国时期照搬欧美的老路，不能走“十七年”修修补补的老路，更不能走当下陷入绝境的封资修大杂烩的老路;只能走恢复、巩固和不断发展的人民教育之路，走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五七教改的光明正道，这是未来中国教育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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