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期我们翻译推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关于“养老金的历史与未来”的著作“死亡金融还是生命投资?”一书( Verso, 2002)的导言。他的另一本著作“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与林肯”已经出版中译本。布莱克本曾担任英国“新左翼评论”杂志主编。他这本关于养老金的著作可以被视为对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1976年提出的“退休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研究。本公号前面“退休金社会主义来临中国”曾介绍了德鲁克的观点。最近风行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职工股权”问题凸显重要性，而职工持股和“退休金社会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布莱克本书中提到的瑞典工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前德国难民)鲁道夫·梅德纳(Rudolf Meidner)的“工人基金”方案，相信会引起读者联系中国实际的兴趣。
死亡金融还是生命投资?养老金的历史和未来
罗宾 . 布莱克本
社科院博士后 成福蕊 译
目录
引言：“这是养老金，笨蛋!”
一 退休基金和全球资本
二 养老金社会主义的先知
三 “老年危机”和私有化
四 为新的生命历程融资
一个人最意想不到的事就是年老。
(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1939)
一旦我们了解了老年人的真实状况，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要求更加慷慨的“老年政策”——更高的养老金，体面的住房和有组织的休闲。事关整个制度，我们的主张只能是激进的——改变生命本身。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Old Age, 1977)
还有一个对老年的修辞表达，不是反对嘲笑甚至蔑视，高贵地捍卫人的最后时光。而是主要出现在电视上，伪装并高效的努力吸引潜在的新消费者。在这些广告中，使用更中性的词语“the elderly”，而不是“the old”，显得灵动、微笑和快乐，因为他们最终可以享受一些特别的强化补品或异常有吸引力的假期。他们也因而成为消费社会高度受追捧的受益者，新需求的存储者和扩大市场的受欢迎的参与者。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即使是年老也可以像其他东西一样成为商品。
(意大利参议员，著名政治哲学家Norberto Bobbio, 'Old Age', 1996)
达明·赫斯特著名的腌制鲨鱼被称为“活人心中的死亡不可能”。也许蝴蝶可以代表另一种想法：“年轻人(包括不那么年轻的)心中的年老不可能”。我们生活在人类境况显著转变的时代，平均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这些趋势在发达国家最为明显，但在以往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也已经很常见。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20世纪初，已经上升到50岁，21世纪初，就接近80岁了。由于过去许多人在婴儿期死亡，这些平均寿命有一点误导，但只是一点点。1900年，已经达到60岁的人的预期寿命为14-15年，而今天的数字是20多年。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已经开始改变年龄结构，但只有在本世纪，其真正的影响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观察到。20世纪末，世界上超过65岁的人共4.19亿，占总人口的6.9%，北美和欧洲分别高达12.6%和14.7%。65岁以上人口中，仅一半多一点居住在亚洲，共2.16亿，欧洲为1.07亿，北美为3900万。中国的男、女预期寿命已经分别达到了70和72岁。大约2000年左右，50岁以上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7%。联合国人口学家预测，按照目前的趋势，2025年，50岁以上人口的总比例将上升到27%，2050年为34%，2075年为38%。
那些谈论长寿革命的人们往往太喜欢为我们打造坏消息--“人口炸弹”，“老年危机”等等，或简单的好消息--超级奶奶和运动员退休者之类，似乎1998年的60岁以上老年人奥运会的竞跑最高速度与1898年的奥运冠军相当。事实上，这一切是好是坏，还是悬而未决的。目前，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求远见卓识、想象力和拥抱多代人重叠的社会的优势的意愿。这本书是关于如何成功地应对这个挑战，同时记住，这一成功总是迟早要直面个人的虚弱和死亡。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保障，但如我们将看到的，文化和政治也至关重要。或许，我们老龄化社会对年轻人的困扰，与过去年轻化社会对老年人的崇敬如出一辙：部分由于稀有价值，部分是每一代人对后代和前辈的需求，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象征层面。在任何一个主要的人类群体中，代际相互依赖都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的年轻时代比任何其他物种都要长得多，而且漫长的学习时间使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动态性成为可能。老年人的能力不断下降，但经历过父母死亡的人们知道，没有了他们的记忆、经验和认可，他们的孩子也被削弱了。知识经济的到来并不会消除、而是扩展和放大这种依赖性，学习过程也直达老年。但这些发展对现代经济的含义尚未得到恰当研究，而其核心是为养老金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融资。
养老保障似乎是分配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在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它与“转移”和租金收入相关，很容易被归于消费和优惠券的被动领域。然而，退休收入的融资与经济的核心动力有关。一个良好的养老金制度有助于强化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模式，但一个不良和短视的养老金制度却会带来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养老金固有晦涩、值得和乏味的声誉。养老金可能被认为是乏味的，因为其非常复杂，或因为其为遥远的未来而牺牲当前利益，精于算计而牺牲自发性，亦或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类对控制未来的徒劳尝试。有人认为，这种尝试在今天这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比以往更徒劳。这些观念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它们阻碍我们通往更重要的真理。
我们生活在现在，但现在一直在向未来飞去，我们都很好奇我们可能去哪里。为他人和自己确保未来的行动使我们能够将希望和能力扩大到更远的边界;它确保所有人继续是社会的正式成员。三代甚至四代人的共存深度铺开了更大的视角。但这不是唯一的影响。那些重视现在和近期未来的人，应该考虑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按照组织养老金的方式塑造的。因此，即使我们的直觉是应该享受现在，及时行乐，也应该考虑如下事实：今天，我们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地被决定未来的现有结构所主导。
退休金和全球资本
财产分配就属于这种面向未来的结构，因为财产所有权赋予了持续享受它的权利，或者能够获取收入或租金的权利。今天，这种观察变得双重真实，因为塑造我们未来的大部分投资都是由养老基金承担的。事实上，基金经理的决策，由他们所处的法律和激励机制所深刻决定，塑造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目前，养老基金是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全球化的信条是商场和闪亮的办公大楼将会蓬勃发展，而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园、游泳池、图书馆和剧院前景暗淡;一些地区会繁荣，而其他地区将衰退;商业所得将取代公共服务的精神;如果需要进行经济“调整”，最贫穷的人将不得不勒紧腰带;几千年积累的自然资源将在短时间内耗尽，宽阔的海洋将被毒害和破坏。这个勇敢的新世界的核心特征是普遍的商品化，其中清洁水、新鲜空气、良好的教育或老年保障等都成为可以买卖的“产品”。
实际上，乏味的养老金世界现已点燃了一个高级金融，房地产投机、流氓交易员、媒体与技术兼并以及证券交易泡沫的迷人的世界。那些推销和管理养老金产品的人是很大的玩家。在全球化的涌动和刺激背后，是基金管理人为全球几亿名工薪者的储蓄寻求更好的回报，他们大多数来自第一世界，但在第三世界也有一些。虽然部分受益者是舒适的，但这些人并不是超级富豪。事实上，他们包括很多温和的看门人、工厂工人、教师、货车司机、医院工、文员和各种其他职业的工作相对稳定的人员;另一方面，养老金只覆盖少数的失业人员、护理人员、农村工或临时工作人员。
据估计，1999年，世界各地的员工养老金计划的全球价值已经达到13万亿美元，写出来是13,000,000,000,000美元。相比之下，根据经合组织前一年的数据，当时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8万亿美元，全球股票市值为23万亿美元。全球养老金资产的五分之三，即7.8万亿美元，由美国的持有人所有。自1994年以来，其份额增长了140%。这一增长不仅反映了股价的增值，也得益于“婴儿潮一代”接近其盈利高峰的强劲贡献率。到1999年，日本养老基金持有资产1.5万亿美元，英国养老金资产价值1.4万亿美元。除了股票，养老基金还拥有其他许多资产，包括房地产、政府债券、艺术品和现金等。但是，公司股权一直在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中占主导地位。
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富人的消亡。尽管彼得·德鲁克曾经描述的“养老金社会主义”仍在稳步推进，而在他第一次创造这个术语近三十年后，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跨国资本家阶层控制的资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截至1999年底，全球有700万人流动资产超过100万美元。这些“高净值”人口中有250万在北美，财富总额达到8.1万亿美元，比美国养老金资产的价值高出3000亿美元。在英国，1997年，有14.7万流动资产超过50万英镑的高净值个人，其总持有量为6590亿英镑，接近当时英国养老金资产的价值。1999年底全球财富金字塔的顶部有514位超过十亿美元的富豪，其中美国276人，欧洲115人，亚洲77人。1999年，400多名最富有的美国公民总资产超过一万亿美元。
所有这些富裕的个人，无论是百万富翁还是亿万富豪，都以各种形式持有资产，但他们的股份足够大，以至于能对商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很多时候，富有的个人和大型机构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对市场信号和机会做出反应，尽管某些个人可能更具创业精神。平均而言，养老基金持股比所有其他机构都大得多，除了顶级富豪。有成千上万的养老基金价值超过10亿美元，仅美国就有数十家资产价值超过比尔·盖茨。即使小基金也价值数亿美元。养老基金管理者越来越倾向于协调他们的策略。所有投资者，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使用银行、经纪人和货币经理提供的便利，但拥有更多资产的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好的条件，其更多的资源让他们更有利的分散风险。然而，资金管理者、投资银行和经纪人的定位是为了确保他们提供的服务获得高价。我们会看到，资金的大部分收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会流入这些中介机构，而不是给予那些面临一系列选择的养老金计划的持有人，他们对“资产池”的合法权利远没有富豪对自己的投资和资产的权利清晰。因此，虽然机构可能比许多富裕的个人拥有更多的力量，但养老金计划持有人对其利益的“监护人”的监督能力少之又少。
已经提到的养老基金有名的复杂性是这个话题令人厌烦的方面之一。这种复杂性不仅对养老金本身产生影响，也对更广泛的社会产生影响。国家养老金确实具有晦涩之处，往往与各种提供水平的缴款记录或其他资格有关，特别是在应用“经济状况审查”的情况下。但是，与种类繁多的私人养老金相比，公共养老金还算简单的。有些复杂性可能不可避免;毕竟，养老金计划正在试图预测不同的未来，并提供选择。但是，不可避免地，复杂性会产生混淆，为营销噱头和高能销售人员提供了机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金钱节目”将一名记者送到了伦敦金融城的街头，以了解在步行的商业类人士是否会声称了解自己的养老金;大多数人承认对此与其他人一样感到困惑。当我得到我的第一个永久工作时，人事部问我退休金计划是否要“利润条款”，如同在问“你喝咖啡要不要糖”?我发现，“利润条款”是通过在好年头扣除一些收入，在不好的年份从储备金中支出来，平滑市场的起伏。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评估“利润条款”所必需的信息实际上不透露给养老金计划持有者。直到那时，“利润条款”还是英国养老金和年金行业责任风险分担的标志，但1762年成立的伦敦保险公司“公平生命”在2000年12月被迫对新业务关门，给“利润条款”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公众形象。如第3章将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来自“利润条款”的设计，而是来自一个愚蠢的承诺，即对某些年金产品支付有保证的利率。但是，倒闭突显了“利润条款”保单，因为其大约上百万的持有人，将会为此买单。即使保单持有人正确掌握了自己保单上少量的印刷信息，但由于“公平生命”公司发布的一些其他政策，持有人仍然可以受损。
撰写1983年一个职业方案中美国员工面临的养老金计划选择时，劳伦斯·科特利科夫(Laurence Kotlikoff)和丹尼尔·史密斯观察到：
今天，一个普通工人参加行业养老金计划时，可能会面临年龄和服务的限制，不同的权利安排，与指定的一组共同参与雇主的可移植性，社会保障步伐综合效益公式，最佳高峰年或结束年收入基数，与年龄和服务相关的提前退休福利减少率，提前退休补充福利，超出计划正常退休年龄的工作福利部分精算增加，有限生活成本津贴。
只要养老金计划持有人想要所有这些条款，与下面这种简洁的说法相比，掌握这些条款将是一帆风顺的：“知情的工人也应该了解养老基金投资组合经理的投资决定。
上述是指拥有行业养老金的员工。这些雇员至少发现自己已经通过有法律和会计专家咨询的工会代表的谈判达成了某种条件。那些办理个人养老金计划的人被迫寻求专业意见，但这样做很昂贵，许多人试图跳过这个预防措施。金融业花费相当的创业精神和营销力量来兜售其广泛的养老金产品。来自众多供应商的选择不可避免的激增，带来了很高但不是立即可见的成本。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识别昂贵的养老金结构，将真正的困难与故意的混淆和神秘的营销区分开来。
然而，这些问题绝非养老金复杂性的全部。理论上，解决养老金制度的问题需要人口学、精算学、法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社会老年学、代际伦理学等方面的发现，无疑还有其他几个令人生畏的专业。许多传统的研究经济安排的方式往往是“还原的当下主义”，在某一时刻给出横断面。即使对社会平等和包容性问题敏感的方法，也仅仅会问这种税收或这种福利是否会从富人到穷人，从年轻到年老进行再分配，而不会恰当的认识到，年龄组别的大小有巨大差异的事实。当年龄组别的成员数量有很大差异时，代际转移可能变得非常不平等，同样的规则用于后代可以产生迥异的结果。这不足以为养老金制度的“代际之战”方法或其他任何方式辩护。近年来，杞人忧天的文献不断增长，试图计算公共养老金安排中隐含的承诺所代表的“不可容忍的负担”，而没有适当考虑抵消因素或其所代表的改善养老金融资的新机会。杞人忧天者和“代际会计”本身的支持者往往采取有缺陷或简化的经济模型，并进一步暗示养老金只能由今天的税收或金融服务业管理的基金提供。但是，不适当关注代际复杂性就无法实现社会正义，这个基本观点仍然有效。
提供公共养老金的政策不一定是令人费解的，有些国家的政策似乎很容易理解。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运作情况就容易理解;事实上，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它一直保持着成为国家“第三轨”的美誉。美国立法者明智地把这个方案的管理不是委托给政府部门，而是委托给一个准自主的社会保障局，它每年发布其财物状况，包括人口预测及未来移民等的假设的报告。他们进一步要求咨询委员会定期调查该系统的运作情况。法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本质上复杂得多，但其管理更加独立，其代际团结的指导原则得到很好的理解。在这两个国家，经常出现的社论、文章、书籍和和不同政治领导人的演讲意味着，关于这个话题的全国性辩论确实存在。而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则没能做到这一点。一项关于英国的养老金的经济学研究注意到其交织的混乱和从业管理者的经常变换，讽刺地说：“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没有人能理解它，所以政治上容易改革。”然而，正如他们表明的，英国隐身的改革浪潮已经造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项目拼凑起来的令人困惑的方案，其中包括：公共养老金缩减，私人提供系统得到鼓励但覆盖面不足，历史上的“不当销售”，养老基金未能促进一个健康的国民经济格局。
幸运的是，通过整体看待养老金，重点关注它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相关的关键环节，绕过复杂性，聚焦于其基本设计，将细节留给专家们去改进，仍然是可能的。当代关于养老金制度的辩论被重要但并非本质上令人困惑或不可解决问题所困扰。公共或私人条款的优点是什么?人口老化对养老金的负担过重吗?养老金是否应按照大多数国家的现收现付方式融资，还是像行业方案和个人养老金计划那样建立基金的做法更为审慎?养老基金的增长是否到达对整个经济环境产生影响的临界点?养老金计划是否应考虑重新评估老年工的社会贡献，并注意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选择?虽然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信息和专门知识，但常识和对共同思考的意愿也必不可少。
“养老金社会主义”的先知
20世纪70年代，杰出的管理哲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看不见的革命”(1976)一书中，通过在整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看待养老基金，大大扩大了该讨论的范围。他抱怨说：
美国国会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1974年的“退休金改革法案”中，举行了无数听证，进行了数十项研究，并考虑了一系列备选方案。然而，在数千页文件中未曾提及养老金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对资本市场或资本形成等经济影响也关注甚少。整个讨论只涉及精算和投资组合管理事宜。
德鲁克认为养老金可能是重振经济进步的关键。持续的低增长率——包括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商业周期的“复苏”阶段，导致对他提出的两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即资本市场的运作和资本形成的程度。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的通过，促进了私人养老金的增长，为金融服务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储蓄。但是，由于经济景气拒不复苏，观点分歧产生了，有些人抱怨膨胀的公共项目“挤出”了健康复苏，而其他人则侧重于他们认为的金融部门本身的失灵。在战后繁荣期间被边缘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再次受到重视，首先是弗里德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接着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各种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共服务私有化的建议开始流行。有人辩称，社会保障体系应该私有化，以让更多的储蓄流入金融体系。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在英国倡议下按照英国计划成立的一个机构)坚持认为，伦敦政府必须削减其最受欢迎的计划，并强制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工党内阁成员安东尼·克鲁斯兰(Anthony Crosland)著名地宣称：“宴会结束了”。伦敦政府遵从了，但降低工资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成功最终付出了1979年工党选举失败的代价。
彼得·德鲁克的著作庆祝养老金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认为它体现了在自由市场经济与大政府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他提到“养老金社会主义”，并声称，如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工人控制生产资料，那么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观点带有刻意挑衅和玩笑，但仍然有其严肃性。他认为员工养老基金已经取得了大多数大型美国公司的潜在控股权。德鲁克夸大了1974年的情况，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养老基金的股权在绝对和相对数量上都在增长。他认为，养老基金集体主义提供了不同于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个人主义的替代方案：
养老金运动不是赫伯特·胡佛的“个人主义”。养老金是集体的。代理人是其他集体，大型雇佣组织。但他们是“非政府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私人的”。它们提供了使用“组织型社会”的私营非政府机构制定和实现社会目标以及满足人类需求的有效性的一个例子。
在这样的段落中，德鲁克对养老金的断言有时会体现出对仍然构成“组织型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动力的无知或低估。在这一点上，该书出版后几十年的实际情况表明，养老金经理单一地关注股东价值，而不关心“制定和实现社会目标”或“满足人类需求”。也许德鲁克的革命“看不见”的原因是它还没有发生。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的观点是还是有意义的。
德鲁克还试图提醒他的读者注意他所看到的人口趋势对资本形成率的威胁。他认为，重组后的养老金可以促成新的资本形成，以抵消美国长期低储蓄和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即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德鲁克认为，退休金领取人的数量与现役劳动力相比有所增加，社会保障和养老金都不会有助于净储蓄。对社会保障的贡献只会转移给那些花费他们的养老金领取者;同样的，根据德鲁克的计算，大约到1990年，养老基金在股票市场退出的资金将多于其进入的资金。德鲁克也预言了未来的养老金辩论，只是他把低储蓄的危机设定得太早了。德鲁克认为，银行机构管理养老金是错误的，因为涉及利益冲突。他认为，银行在商业贷款部门和其资金管理部门之间建立所谓的“中国墙”是不可取的或不可能的。在他看来，养老金无论如何都需要独立于银行和雇主的受托人，并且真正代表他们所管理资金的主人即雇员的利益。只有这样的受托人才有合法性和自主权，才能从养老基金受益人的长远利益出发，在必要时劝说他们提高缴款率，以抵消通货膨胀，并确保投资引领的增长足以预见退休人口比例的上升和最终的储蓄不足问题。
德鲁克有更大胆、更全面的视野，但也有其他人意识到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必须一起思考。由英国前总理担任主席的威尔逊委员会关于英国金融体系运作的报告承认了这一新的使命。该报告敦促制定一项新的养老金法规，帮助公共权利机构重新获得驾驭经济的杠杆，并对抗国际金融的压力。然而，当时他的继任者卡拉汉政府的失败，足以抹去与工党领导层有关的任何事情。然而，不管对上世纪70年代工党政府的表现多么不满，不变的事实是，他们与现在所谓的全球化的相遇对许多参与者来说都具有教育意义。工党内阁部长托尼·本恩(Tony Benn)在工会领袖杰克·琼斯(Jack Jones)的建议下，寻求一种养老金融资保障方式，比另一个零碎的国有化计划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本恩关于养老金在社会主义论证中可能发挥作用的评论(1979年)中对此建议作出了回应，他认为：
金融机构不一定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使用他们有权处置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必须改变的领域。这些储蓄属于工人，是他们自己的递延收益。工人不仅有权在退休时索取收入，而且有权在工作期间索取，从而保证他们在退休时的经济是繁荣的。
Benn继续设想了与“大金融机构投资经理人”并行的工会代表权，并建议通过北海石油收入来保证基金的价值。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将受益于与石油公司的交易，之后工党长达十八年没再执政。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看到的那样，工党的更慷慨的养老金安排成为保守党总理的首要打击目标。
德鲁克的远见卓识在左派很少受到关注，但也有一些例外。兰迪·巴伯(Randy Barber)和杰里米·里夫金德(Jeremy Rifkind)发表的“北方将复兴”(1978年)一书，概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将员工养老金用于区域再生，防止美国东北部锈带地区的枯竭。他们的倡导确实鼓励了一些关于社会投资的小规模试验，其成果将在下文中进行论述。另外两本书探讨了迫切需要逐步改革养老金制度：劳拉·卡茨·奥尔森(Laura Katz Olson)的“老龄化政治经济学”(1982)和埃里克·舒格格(Eric Shragge)的“英国的养老金政策：社会主义分析”(1984年)。奥尔森结合对“医疗工业综合体”的认知批评和关于老年人照顾私有化危险的预言性警告，得出结论：“如果员工和社区成功地夺回养老金的控制权，尽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和基本的系统性约束，仍可以作为迈向社会根本转型的重要一步”。英国作家埃里克·舒格格认为，尽管德鲁克的说法过分夸张，而且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太局限，但他仍然在提请注意新养老金制度的集体主义机制方面是正确的。在舒格格看来，如果允许一批工人对其养老金实行真正的控制，这将有助于从社会主义模式中消除国家官僚的死亡之手。英国矿业工人联盟(NUM)确实试图接受这个想法，但在1980年代中期一次关键的法律斗争中失败，因为没有一个矿工的巨额养老金资产投资于自己枯萎的山谷和村庄的再造中。玛格丽特·撒切尔1984-85年对NUM的胜利，及接连在选举中胜过工党，为养老金改革中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实验设定了场景(将在第5章详述)。
在同一时间，独立的与德鲁克提出类似问题的另一个人，是成为瑞典工会联合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的德国难民鲁道夫·梅德纳(Rudolf Meidner)。他是战后瑞典福利制度的建筑师之一，目睹了1957-60年间瑞典为二级养老金提供资金的激烈战争。这一插曲强调，寻找方法保证社会项目融资而不使税收体系超载的重要性。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一直鼓励私营部门蓬勃发展，但是在70年代中期，梅德纳提出了确保繁荣得到更广泛分享并利用产业政策的建议。
“梅德纳计划”要求大型公司向自己的员工发放股份，达到其股本20%的门槛，此后将向每个地区代表工人的公共机构进一步分配股票。据称，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获利，是因为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因此有必要将利润的一部分归还给工人，即初始发行20%的股份给工人基金。基金承诺这些投资必须留在公司中，并将以对社会有用的方式使用最终产生的收入。与税收不同，这种征收不会进入国库，也不会减少企业投资。“工人基金”希望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员工和社会共同分享;虽然这些基金的回报可能最终有助于承保社会或养老金的供应，但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初衷只是为了加强工人的地位。(瑞典已经有补充养老基金，但禁止购买股票)。梅德纳计划在1976年得到了瑞典工会联合会的大力支持，最不寻常的是，在批准该提案的会议上，投票受到热烈欢迎并唱起了“国际歌”。社会民主党并没有立即认可这个计划，并失去了那年的选举。但是，在1982年赢得选举之前，社会民主党决定引入梅德纳计划的修改版本，尽管党的领导人不完全信服。民意调查显示，工人基金在社会民主党选民中受到欢迎。瑞典的商界领袖强烈震惊，他们攻击该计划所花的钱，比1982年大选中所有政党提供的竞选资金总额的五倍还多。私有的新闻界发起了持续而有力的运动，利用计划中的每一个真实或假定的弱点，来抨击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偏见。反对党认为，工人基金给予工会领导人太多的权力，让自雇者、失业者或没参加工会的人没有任何代表性。由于股份分配首先是从私营企业开始的，公共部门的工人感觉被抛弃了。这次攻击后，对这个计划的支持减弱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为，需要极其谨慎的淡出这个计划，让政府专注于捍卫福利制度。
梅德纳计划是一个原型，还需要细化和进一步阐述。正如梅德纳本人所熟知的那样，“瑞典家园”当时时间不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减少妥协，并且澄清该方案的社会目的，或可维持对此方案的支持。乔纳斯·庞森松(Jonas Pontusson)强力指出，工人基金所服务的“一般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如果工人基金的大部分收入承诺提高养老金或某些其他具体的社会目的，也许会抵消反对者给该计划造成的印象，即其目的只是为提高工会的权力。梅德纳计划的实施可以为保护瑞典福利模式提供关键支撑，降低税收的压力，并在大公司的决策中让工人基金能够发声和投票。它也可以使瑞典银行和跨国公司通过降低国内机构的股权，转移到海外投资，从而进一步削弱瑞典的福利制度变得困难。经过二三十年，一个充满活力的梅德纳计划将使“工人基金”成为经济的主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大举动员起来反对它的原因。该计划的失败增加了瑞典金融业的行动自由。随之而来的是投机热潮，以房地产为中心，首先在国内，接着在国外。1990-91年，泡沫破裂，造成大量失业。嗜血资本进一步削弱了生产根基，将“瑞典家园”暴露在社会倾销的现实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剩余的“工人基金”被清盘，其资产价值约18亿英镑，用于建立各种学术研究机构。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瑞典，所有类型的研究都比欧洲其他地区得到更好的资助：尽管梅德纳的宏伟目标失败了，但即使这种温和的结果也证明了该计划承担社会支出的潜力。
“老年危机”和私有化
不幸的是，新右派证明比左派更擅长发现养老金政策的深远影响。对于左派，养老金当然要捍卫，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对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整体节奏的根本性意义。对于新右派的代理人而言，这是塑造金融业本身的强大帮手。对人口老龄化的未来成本提出警告性预期，并确信最好的解决方案或者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缩小公共养老金，甚至更好地，是将其彻底私有化，迫使人们依赖金融服务业的技能为退休做储蓄。
1994年，这些主题获得了新的尊重和巩固，世行发布了有影响力的报告“避免老年危机：保护老年人并促进增长”，其副标题已经宣布了一个议程。该报告对养老金中所谓的“主导性公共支柱”提出了持续的挑战。世界银行提供分析的目的，是公开并合法的破坏公共保障，强行转向商业化，这将对许多政府产生影响，并得到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或真或假的成功的吹捧。但在养老金政策领域，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在他们面前全面实施。在试图引入该政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街头、投票箱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论文及其他出版物中。
由此产生的辩论，突显了养老金安排所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正义等更广泛的问题，我试图在本书下面论述。虽然我会关注人口问题，但社会老龄化的事实是，它并不指向一个明显的方向，许多人做了错误的假定。评论家的合唱团喋喋不休的以隐约出现的人口灾难做文章。虽然有代际正义的真正问题，但我认为目前的问题本质上不是代际之战，如“X一代”与“婴儿潮一代”的对立。当代西方文化中有一个伪善的“年轻主义”，经常由那些不那么年轻的人们兜售，让鲁莽的消费主义看起来更诱人。使用电脑接听手机的巨人公司，利用青少年使他们的标志显得更性感。昨日之互联网企业家，大多数薪资很高的高管，都已进入中年时代。而“贪婪的吉他人”的漫画，或“波澜沸腾”的夸张飞行，通常不能解决每一代人内部的境况和机会的鸿沟。养老金促进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不安全和掠夺的“全球化”格局，加剧了阶级分裂，同样威胁到年轻人和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本身，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最好地向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养老金。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却发现人口厄运绝对不可抗拒。在这种观点看来，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不可持续，因为那些缴纳养老金的人与收到养老金的人口比例在20世纪50年代为五比一或六比一，到90年代变成三比一或四比一，随着人口年龄变化可能变为二比一或一比一。美国社会保障的活力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质疑，1983年格林斯潘委员会改革后再次遭到抨击。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养老金体系的困境似乎更糟。不难发现一些预言，说这些国家的纳税人很快就要支付其收入的20%-30%，仅为向国家养老金制度融资。甚至有人说这个比例会达到收入的70%，我在第4章会引用这个例子。这些国家的政府制定了推迟或减少养老金权利的计划，但这些计划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新自由主义观点中，答案是减少公共养老金，并鼓励公民通过为商业养老金贡献，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
这引发的斗争和矛盾将在第4-6章进行分析，但现在足以指出，与养老金有关的问题为1996年意大利、1997年法国和1998年德国的右翼政府失败做出了贡献。有人可能还会加上1997年梅杰(Major)政府的失败，因为保守党的声誉被巨大的“不当销售”丑闻所玷污，而保守倾向的养老金领取者的士气也被削弱，因为保守党政府财务管理不善和政策上允许国家养老金收益远远落后于收入的增长。在美国，克林顿总统在1998和1999年选择在他的“国家状况演说”中发起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为社会保障退休计划进行再融资，声称增加的预算盈余的三分之二用来保证这一计划。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这个问题成为两党主要候选人之间的几个实质性分歧之一。在戈尔希望保留和加强社会保障的同时，布什呼吁，应允许雇员收回一部分社会保障缴款，以建立自己监督的养老金计划。布什在试图篡改美国政治“第三轨”的时候，一定意识到了里根政府的失败，当然说他的目标是加强社会保障。美国社会保障辩论中涉及的问题将在第6章进行讨论。
面对经常夸张和过度的危言耸听，值得说明的是，预期寿命的增长是一件好事。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出生率下降，反映了对较小家庭的偏爱，减少了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这些发展可能导致更加充实而长寿的生命，而不是被称为悲观主义或灾难的根源。当然，确保老年人的生活得到维护，但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就可以在不牺牲后代利益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老龄化问题的真实面貌经常被误解。“工人短缺”的观点忽视了几种主要的抵消因素。第一，延长寿命的医疗进步也延长了人们在标准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的能力。其次，一国的劳工短缺，可以通过他国的移民来补充。第三，出生率的下降降低了儿童人数，进而减少了每名工人需要抚养的人数。第四，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即使劳动力减少也能维持国家财富水平。第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的核心显然不是劳动力短缺。若果真如此，那么失业率和提前退休率就不会像欧洲那样高，每个国家都会有瑞典式的免费托儿设施来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美国当局会很谨慎而不允许大量身体健壮的人衰老在监狱里。
虽然上述所有考虑都减轻了老龄化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但当然不代表没有问题。如果采用新的方法和政策，列出的不同因素也只能减轻或缓解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因此，如果被当前雇主的年龄主义观念所挫败，那么老年工人的潜力，甚至许多远低于退休年龄的老年工人，都无法考虑在内。同样，公共养老金安排也阻止老年工人继续就业，因为就业就意味着退出退休福利。实际上，这意味着那些超过60或62岁的人的收入被课以过高的边际税率。由于世界荒诞的不平等，到更富裕国家的移民可能会增加，并有助于提高其抚养比率。但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其所产生的后果也必然会在中国出现，而且不会比欧洲更少，因此，没有国家能够无限期地依靠移民来解决老龄问题。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只能从高比例的移民中获得有限的帮助。移民确实倾向于将钱汇回家，或者重返家园，但贫困地区不会因为失去大量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人员而得到任何裨益。所以尽管移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可欲的和不可阻挡的，但不会因此而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
真正的挑战是找到一个更健康的政治经济，帮助这个老龄化不平均世界的各个地方进行必要的调整。根据1998年联合国对世界人口预测的修订，所有地区都面临着未来50年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翻倍的前景。表1.1列出了有关抚养比的中期预测范围——联合国人口学家制作的每100名成年工需要抚养的老人和/或儿童数量，以及他们对1950年和1998年最佳估计的对比。这些预测从现在的趋势推断而来，尤其是随着发展，几乎所有地方都出现了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这种趋势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变化，但是不评估这些即将到来的比率的可能性将是不负责任的，无论发生得比预期的早一点还是晚一点。
表1.1 世界人口年龄比率(每100名15-59岁的成年人)
注：儿童，代表0-15岁；成年人，代表15-59岁；老年人，代表60岁及以上。
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1998修订版，第三卷，分析报告，纽约，2000，159-74页。
表1.1显示，虽然老龄化已经是全球现象，但其对抚养比的影响迄今已被儿童人数下降所抵消，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表中类别所采用的“经济依赖”概念意味着15岁大概是人们进入劳动力的年龄，60岁是他们离开的年龄。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口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实际和预测的比率表明，20世纪里，年龄结构在全世界都不会成为负担。如果依赖的经历本身是一种负担，或者儿童或老人因失业而受到谴责，那么原因在于经济失败，而不是人口压力。(可以考虑的一个可能性是现行养老金制度已成为问题的积极部分)。根据这一中期预测，发达国家面临的确定可能性是，每100名成年人的抚养人数将会上升三分之一，从1998年的61增加到2050年的92。同时，世界其他地方老年人的比例增加可能会被减少的儿童人数所抵消。如果这样，随着这些社会的老龄化，工作成年人与抚养人口的比例也将最终总体下降。在评估可能性和概率时，应该注意的是，人口学专家经常低估人口变化的速度。
为新的生命历程融资
后面章节将给出更详细和近期的估计，但上述总体中期预测所包含的广泛相关性值得牢记。这意味着需要修改和调适“生命历程”的传统概念。在传统工业时代的生命周期中，个人至少在其生命的前15年作为被抚养者;接着他们会工作40-50年，为儿童、老人和病人的开支缴税;最后，他们将再花费大约6年或多一点时间享受退休生活，再次受到劳动适龄人口工作的支持，就像他们童年时一样。虽然这种年龄划分在1998年的世界上仍然大量存在，但这种模式在全球中产阶级中开始迅速消失。尤其在发达国家，但不限于发达国家，生命周期的趋势看起来非常不同。教育期延长了5-10年，退休期延长了20年。“贡献期”工作本身更有可能被学习和再培训所中断。总体而言，尽管学生和退休人员可能从事重要的工作，但经济依赖期可能会延长。鉴于劳动者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要尽早认识和合理预测，满足这种需求的“负担”就不会成为不可控的。
像现在这样，依赖的真正负担并不容易评估。工作的组织方式没有充分利用劳动者的能力，而且把老年劳动者边缘化了。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划分得太清晰。因此，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大型经合组织国家中，55-60岁的男性失业率约为三分之一，60-64岁的男性失业率为50%(日本除外，该国60-64岁男性中仅有25%失业)。老年妇女被排除在有偿工作之外的比例更大，所以总体上55-65岁人口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工作。50岁的男女失业后，很难再就业。显然，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重新培训老年工人，为其技能和经验找到用武之地。50岁的人发现新的天赋，非常常见，但大都因为过早专业化或仅仅因为太多工作的单调乏味而被忽视。而且也可以重新发现昨天的成就——可称为“布纳维斯塔社会俱乐部效应”，增强老年人的声望。在古巴，不仅世纪中叶出生的人受到青睐，而且不使用化学喷雾剂或肥料的传统农民栽培技术也同样受到尊敬。
从更有活力的老年人口中获得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相反，许多老人事实上被储存在隔离区，那些50多岁或60岁早期就放弃工作的人被迫申请残疾养老金。20世纪70年代，一项关于退休的法国研究将其描绘为“社会死亡”时期，而英国研究人员则将老年人的状况分析为“结构性依赖”。最近的社会老年学认为，应该更加重视老年人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日常生活策略。但是，平衡的观点必须保持双面视角，因为强制执行结构性依赖的官方冲动并没有消失。
因此，老年人经常被视为公益事业的被动接受者，老年工人也被认为具有错误的聪明才智和动机。近来，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政府都声称，残疾养老金领取者上升是一种福利欺诈。但是正如理查德·伯特霍德(Richard Berthoud)指出的：
一九九六年推行更严格的医疗检查，约有16万名申请人被剥夺了福利。其中约四分之一的案件在上诉中恢复正常。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未恢复福利的人中，只有五分之一找到了某种工作。其余的人唯一的结果就是损失了收入。身体损伤与就业能力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在现实世界中，部分丧失工作能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丧失工作能力的申请人上升的另一种解释是，基于长期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受损人士就业前景的影响。由于潜在员工人数的总体上升已经超过了就业机会的增长，雇主也变得更加歧视。
老年工可以通过经验和人际关系来弥补其身体的受损。但是，表现不佳的经济中的雇主往往宁愿让老年工人退休，特别是如果他们可以用较便宜的年轻工人取代，或养老金来自另一个预算的情况下。更加有机的生产性经济体，能够给老年工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并支付所需的养老金权利。
这种观察不应该使我们忘记更长寿的可能经济成本。我们不应该期望，甚至要更少的要求，更积极的“第三年龄”(法国人如此称呼)的福利能够转化为可销售的商品或服务。在许多情况下，若所有情况同时发生，可能需要花更多的资源：无论其他问题如何，古巴的退伍军人与其他人一样，因为资源丰富的医疗体系而享有良好的预期寿命。不断上升的寿命意味着更多的高龄老人的医疗和护理都需要得到满足。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可能会占国民收入的3-5%。如果将这些因素纳入养老金制度的要求，显然对老龄化社会的融资确实是一个要求很高的提议。
幸运与否，养老金的问题都不会被忽视。巨大的选民和强大的游说团体，将坚持解决这些问题。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发展，达到或正在接近领取养老金年龄的人占选民的比例越来越多。他们通常比年轻人更有可能参加投票(虽然这不适用于大龄老年人和偏远的老年人)。在大多数国家，政治家已经了解到培养老年选民的重要性。政治家也发现中年选民受到父母经历的影响，部分出于孝顺同情，部分出于他们很早就知道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部分出于他们必须弥补自己的缺陷。
关于老龄化社会成本的当代文献经常将认为当前公共福利和退休金安排是可行的捍卫者，与坚持抚养比率(活跃工与依赖转移收入者之间的比例)急剧下降的人对立起来，这导致需要一个全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这本书中，我借鉴了前一类作品的论证和证据，但是对现有福利安排的批评家彼得·彼得森的“灰色黎明”和大卫·汤姆森的“自私之辈”等著作也不能完全忽视。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夸大了代际紧张局势，未能解决当今养老金资本主义的弱点，缺乏真正的解决办法。但是，新世纪很可能出现全新的代际结构特征，将挤压现行的福利和财产安排到不可承受之点。老龄化社会不仅是预期寿命提高的结果，而且由于出生率的大大降低，导致许多发达社会到2020年或稍后都会进入人口下降行列。这个发展过程本身具有受人欢迎的特征，但需要创新来挖掘。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将变得越来越稀缺，逆转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趋势。那些在此期间削弱劳动者条件和权利的公司和各种雇佣组织，现在反过来要学会如何去讨好其实际和潜在的劳动力，包括老年工人。
尽管谈到“股份持有”和“第三种方式”，但英国的新工党在这方面是一个缓慢的学习者，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发现的那样，2000年的一系列灾难要求它对此进行更多的关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98年的“第三条道路”中认为，旧的再分配福利国家鼓励福利依赖，应该被“社会投资国家”所取代。这句话本应包含梅德纳的做法，或者“养老金社会主义”的更激进的支持者，但实际上并没有。不是作为对社会承诺预先资助的支持的一部分，或旨在促进新的社会自我管理模式的一种措施，而是对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声称的优先考虑“教育、教育、教育”的回应。吉登斯认为，老年人应该脱离养老金依赖，鼓励从事更多的经济活动：
从退休年龄开始的养老金概念，和“养老金领取者”的标签，都是福利国家的发明。但这些概念不仅不符合老龄化的新现实，而且如人们发现的一样是一种福利依赖……应该取消退休年龄，把老年人视为资源而不是问题……把养老金锁定到达到“退休年龄”是没有道理的。
退出强制性退休年龄，并允许在获得养老金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是第一个措施不会扭转社会依赖的负担，因为，正如吉登斯本人所承认的，提前退休——通常具有非自愿的特征，将抵消在60岁晚期乃至70岁还能找到适当报酬的工作的人。允许提前提取储蓄，像美国许多401(k)基金那样，只能意味着必须首先积累足够大的基金(见第2章)。因此，挑战仍然是找到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模式，可以吸收越来越多的社会支出用于终身学习，当然，也为经济条件上不能概念化为投资的老年人提供支持和直接护理。在肯定积极退休的新可能性并确保一定的资源用来促成它的同时，我们应该避免造成一种印象，即所有老年人在宴会上都受到欢迎，只要他们表现出年轻的风格和活力。
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将使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翻番。从1950年到1998年，80岁以上的全球人口增长了三倍半，达到6600万。根据联合国的中期预测，到2050年，这些“高龄老人”将增加6倍，达到3.7亿。虽然65岁以上和80多岁的人依然有生命和贡献，当然也不应该因为年老而歧视为边缘化生存的现代地狱，但事实依然存在，社会需要为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做准备，他们的消费远远超过生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养老金计划在公共财政中如此庞大，为什么受鼓励的私人养老金计划很快便掌控巨大的资源。即使是其他大项支出，如教育、医疗和军队，也与这五分之一人口的支出完全不同。满足这样一大批人的需要，注定会对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关于老年人的或被动或索要的流行说辞根本没有帮助。只有经济安全和独立才能让老年人自己享受生活，参与并贡献于整个社会，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非常重要的非经济方面。
现代智人的起源在各处的标志都是埋葬的墓碑和坟墓遗址，通常伴随精心加工的工具、服装或饰品。世代之间的纽带是个人和社会认同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似乎经常发现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女性的经历及其存在本身的价值。虽然那时50岁以上幸存的人一定很少，但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往往会受到很大的尊重。第一章讨论的19世纪的复兴运动对老年人精神能力的不信任，代表着重要的文化转变，导致了现代的对青年的崇拜。一个缺乏历史感的社会，或愚蠢地怂恿盗墓的社会，将失去自身的认同和未来感。因此，养老金辩论的突出表现反映了社会存在的核心问题。
为了应付养老金的经济挑战而必须动员的资源，已经激起了一个像鲨鱼般的金融服务业的胃口，渴望将这个巨大的鱼群吃掉。私人养老金游说团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提供大量的广告来打印和播放媒体。这有助于支付特别增刊，讨论不同产品的优点。同时，编辑和财务专栏作家指出，由于未来对公共养老金的削减，鼓励人们采取自己的退休计划是有道理的。他们呼吁，政治人物的承诺是不可信的，最好是通过积累有形资产来保障未来。在这种观点下，养老基金使每个人都能够分享股权文化的利益。平衡的投资组合将使个人能够尽量减少风险，搭乘国家或全球繁荣这部自动扶梯。他们声称，鼓励更多人以这种方式储蓄，可以提高储蓄率，进而提高投资率。如果失控的人口是问题，那么答案就在于金融服务行业的技能和资源。但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隐秘作用。
古典自由市场理论确实提出了一个最小政府。如我们所看到，今天养老金改革的斗士无不建议私营养老金行业应该由政府强制的义务和优惠来支撑。然而，商业机构提供的养老金质量仍然存在疑问。即使股票市场蓬勃发展，那些私人养老基金广泛而且长期存在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国家养老金仍然是绝大多数老年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现有各种私人养老保险都存在覆盖面非常不均匀的特点。如果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一直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成果，那么养老金也不例外。所以“新自由主义”的养老金改革者提出，应该通过将全体人口放在私人养老金计划中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含义我将在展开我的讨论时说明。
如果我认为老年人不存在真正的贫困问题，那么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他们也可能变得更糟糕，特别是考虑到老龄化现象的相对可预测的性质，明智的社会和经济规划很容易解决这些问题。先进国家的老年贫困问题已经有所减缓，但并没有得到全面、明确的消失，而在欠发达国家，这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以下大部分论点和例证都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有关，因为它们拥有提供普遍养老金的资源。还会提及智利、中国等有资源和愿望解决老年经济问题的国家。但是，很多穷国没有普遍的国家养老金，尽管商业提供者或职业方案仍然可以照顾到更富有的阶层。一方面，这些弊端导致储蓄被吸引到更富裕的国家去投资;另一方面，大多数较贫穷的家庭面临越来越多的老年护理经济负担。虽然下面的讨论主要基于经合组织的证据，但也对较贫穷的国家有启发，因为良好的养老金安排可以促进生产率和可持续的经济。
在发达国家，贫穷本身绝不限于领取养老金的人。8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贫困儿童数量都超过了老年人的数量。年轻人因贫困而抑制生长或背负耻辱是一种可怕的命运，整个社会迟早要为此付出必然的代价。儿童贫困的可耻程度的一个原因在于大量的父母失业，或缺乏体面的工作。另一个原因是社会项目没能对那些被错位的经济强行排除在外的人提供帮助。最近两本讨论美国社会政策前景的书--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的“消失的中年人”和迈克尔·格雷茨(Michael Graetz)和杰里·马肖(Jerry Mashaw)的“真正的安全”---认为，儿童的贫困问题比老年人的贫困更加尖锐。尽管这是正确的，也绝不意味着这两种社会需要是相互对立的，包括本身也不这样认为，而应该将其共同置于慷慨和开明的精神中解决。公共养老金让许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但其成绩既不平衡又不稳定，因此没有理由自满。
这本书进一步的论点是，养老金的规模和性质给了它一个战略特征。解决现在许多问题的关键是“这是养老金，笨蛋!”。在现代社会中，对退休的人提供经济保障必然是昂贵的，但有办法能预测和覆盖这个成本，可以鼓励一种更负责任的社会关系模式，通过鼓励可持续发展对抗不平等和失业。养老基金现在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人们往往没有明智地使用这一权力。若没有政府赋予丰厚的财政特权，养老基金就不可能存在，因此，我希望说明，要求他们显示出适当的社会责任感是有充分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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