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篇《对不起，爸爸妈妈给不了你800w的学区房》火了，北京就近入学新政出了，学区房再次被热议。近几年，学区房不断触碰中产敏感的神经，他们试图通过个体奋斗的方式来抵抗结构性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却深深陷入了这个规则本就不公平的游戏。学区房是谁设的局？谁在局内挣扎，谁又在局外成败？
近日，由微信公众号“巴乔爱吃糖”发出的文章《对不起，爸爸妈妈给不了你800w的学区房》在朋友圈热传：
“对不起，当你即将入学之时，妈妈爸爸依然无法给你800w的学区房。但是我们愿意辞去工作，带你一起去‘环游世界’！”
该文引来巨大争议。一篇名为《买不起800W学区房不可耻 可耻的是忽悠穷人辞职去环游》的评论指出能辞去工作带着孩子环游世界的，实在没有考虑过底层人民的感受——他们忙于生计，不可能辞职旅行；他们再忙再累，更不可能拼不出中关村的学区房。
两篇文章的爆火归功于这些年一直触动城市中产神经的“学区房”三个字。学区房的背后，家长的焦虑、压力足以写就无数触目惊心的故事。而不论是市民们的趋之若鹜、不择手段，还是巴乔爹妈的这声“对不起”，都折射了这样一种观点：为孩子的教育与发展买学区房，是一件值得一拼、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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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代争取好的教育环境天经地义。古有孟母三迁，今有教育移民，近年固定区域的房地产成了家长们的必争之地。眼看学区房价格一路飙升，还没入手优质学区房的家长们心在滴血。
所以学区房，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那些年，爸妈为学区房做的“傻事”
看看近年关于学区房的媒体报道，家长们各出奇招，争先恐后入局学区房的抢夺大战，着实让人禁不住感叹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
抢房如战场，就学需求大，优质教育资源更是抢手，许多家长从孩子出生伊始就盘算学区房的事情：
在上海，学区房遭到疯抢，卖家坐地起价，房价上涨3%-5%，据了解，上海重点学区房供应量呈下降趋势，供求矛盾不断激化，造成买家抢房、业主抬价的场面。很多年轻家长孩子刚出生就为准备起学区房。
——央视财经 《上海学区房遭家长疯抢 卖家坐地起价》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房子是用来住的”的政策号召在学区房市场中影响效果甚微，只要拿到学区房房产证，哪怕住不了，家长们也一定要出手：
按照入学划片政策，大耳胡同是北京实验一小前门分校的划片区域。“小平房被拆分得四分五裂。不管是过道还是小房间，最多也就10平方米，单价早就超过每平方米10万元。”大耳胡同里的一位居民说，那些被拆分的“小格子”根本称不上是房屋，但却是一些家长梦寐以求的入学资格。
——人民日报 《学区房 何日才能不疯狂》
限购令之下，有不少夫妻假离婚以求购得学区房：
多数经纪人表示为了买学区房而离婚的客户今年达50%-60%左右。“我们接触过不少客户，离完婚办完手续开开心心来选学区房，虽然看着是假的，其实风险挺大。”中原地产的经纪人表示。
——金陵晚报 《南京学区房遭疯抢 为买学区房不惜先离婚》
而假离婚，却意味着家庭关系破裂的巨大风险：
去年2月27日，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李先生借钱在海淀区贷款购买了学区房。他没想到的是，在要求与妻子复婚时，却遭到拒绝，并从家中被赶出。
——新京报 《夫妻为买学区房假离婚 买完后妻子却拒绝复合》
就学需求增大，学区房源有限，加上地产商中介的“趁火打劫”，坐地起价，重视后代教育并稍微有点实力的父母都不免砸钱豪赌，限购令之下，家长们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做尽了“傻事”，削尖了脑袋往学区房里钻。那么让家长疯狂的学区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学区房，并非中国特色
学区房的背后的学区制最初来源于西方，并在新自由主义化、教育私有化的大潮中被“问题化”。
英属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欧洲殖民者在各自生活的市镇社区筹资设立学校与教学管理、课程体系制度，学生可就近入学，形成学区制的雏形。
1789年，马萨诸塞州修正州宪法，将学区办学自主权合法化。该法规定了学区的规模、数量。此外，地方政府成立“学校委员会”（school committees）负责教育事务，学区作为教育管理机构的权利职责被制度化，学区制正式确立。1826年，学校委员会从地方政府独立出来，享有教育行政权，并有权决定与课征教育税，奠定了今日美国地方学区制度的基础。
20世纪晚期，美国基础教育不断向自由化推进。20世纪70年代，美国推行校本管理，学区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学校；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州鼓励校间竞争，允许家长为子女自由选择公立学校，甚至跨州就读。1991年颁布的《2000年的美国教育方略》进一步合法化了家长的择校权；此外，联邦政府原来只拨给公立学校使用经费，变成由学生带到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公立、私立或教会学校使用。也就是说哪所学校办得有市场，哪所学校的经费就会增多。
21世纪，学区从原来的教育行政机构实质上转变为教育市场的护航者，而学校资源也彻底变成由家庭个体选择。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将美国基础教育进一步推入市场，对于没有达到要求的学区，联邦政府不再提供教育资助。2009年的《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以及201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出台则推进了学区信息化建设，建立收集和分析数据的系统，要求州和学区为学校质量护航，并为家庭提供充分且透明的学校信息，帮助家长作出正确的选择。
在美国地产市场、教育资源市场以及人口迁徙“三重自由”的条件下，学区房应运而生。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均，许多拥有较好经济能力的父母为让小孩接受更好教育而选择跨区就读，推高了优质学校附近的房价。争抢学区房的美国家长，疯狂程度不输于中国：
美国房地产协会官方网站Realtor.com最新数据显示，地处高质量公立学校学区内的房屋均价比全美房价中值贵４９％。另外，毗邻高质量学校的房屋，成交速度比地处水平中下学区的房屋快８天，比全美平均速度快４天。
Realtor.com网站分析师杰维尔·维瓦斯说，Realtor.com的调查显示，学区是美国家庭在买房时最愿意为之多付钱的因素，胜过多一间房、通勤时间缩短或附带游泳池等诱惑。
——新华社 《美国学区房比普通房贵五成 竞价屡见不鲜》
图片来源：房美汇
原本的学区制是公共力量介入教育资源分配的表现，但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美国国家财政不断减缩教育补贴，教育被抛向市场，学区制变了味，成为了教育市场的守护者，“三重自由”之下学区房的产生，在让有潜力支付迁移与购房费用的中产家庭趋之若鹜的同时，也把折腾不起的家庭的孩子挡在门外。
中国学区制度与学区房的产生
学区房是房地产市场和现行教育体制的衍生品。在中国，学区房的产生与中国的重点学校制度与“就近入学”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不能不提学区政策实施之前的重点学校政策。计划经济时期，针对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国家对专门人才有急迫的需求，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在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配合，为高等学校输送人才，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当时的干部子女成为了重点学校优质教育的受益者。到了文革时期，反走资派与反知识精英运动开展，底层农民教育作为发展的重点被普及，重点学校制度也被取消了。
1978年，重点学校制度重建。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提出全国重点中小学形成“小金字塔”结构，并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相对于此，普通学校却发展不足。一方面，城乡基础教育不平衡，1982年的调查显示，重点中学城市占70%，县镇占28%，农村占2%。另一方面，有调查显示，当时重点中学设备费等于9所非重点中学设备费总和的9倍。而学校水平的巨大差距以及考试入学的机制也引发了饱受诟病的“择校热”、“应试教育”，更有不少家长为了孩子上好学校而利用灰色手段找关系、送礼。
最终，基础教育变得精英化。学者杨东平2003 年到2004年的调查显示，大城市中优势阶层（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子女约60%在重点中学就读，而低阶层家庭约60%子女在非重点学校就读，上层子女进入重点中学的入学机会比低阶层子女要高得多。而“就近入学”政策针对的显然正是以上不断恶化的择校风气。2002年，国家政策叫停中小学考试招生制度；2006年的新《义务教育法》规定禁止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2014年初，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19个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对于哪条街道哪一栋楼房里的孩子可以进哪一所学校，都有明确的划分。
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2014年，此前择校的竞争，开始转移到了学区房的激烈抢夺中。强硬的学区政策下来，过去的择校费、找关系等方式走不通，在学校划片区域有一套可以落户的住房，成为了多数人读好学校的惟一途径。房产商销售抓住时机，在很多开发商的广告上都极力突出宣传周围的名校，借以作为涨价的理由，“学区房”价格一路飙升。而家长为使孩子不输在教育的起跑线上，展开了前面提到的一系列疯狂抢购行为。而学区房本身，也成为了一项未必适合居住，但可以保值增值、速买速卖的投资品。
图片来源：房估估
面对逐渐疯狂的学区房，今年北京“多校划片”政策无疑给过火的学区房泼了一盆冷水。2017年4月16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了《2017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有意压缩“学区房”的含金量，比如“过道房、车库房”不能成为入学资格条件，“实际居住”成为入学资格审核标准。另外，政策规定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采取多校划片，通过随机派位方式分配热点学校招生名额，一个房产对应2个以上的学校。也就是说，即便买了名校“对应”的学区房，也可能被派到附近的普通学校。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称，这样是为了让家长降低对购买学区房就能上某一所小学的期望值，避免学区房的过度炒作。
新入学政策的出台，加上“史上最严”楼市调控政策，教育资源被重新整合，这也意味着部分过去看好学区买好房的家长“功亏一篑”。
2012年胡女士购入了芍药居1号院的房子，但是“到14年、15年时，这个房子就被划出去了”。“被划出去”是指人大附中朝阳学校不再是该小区的对口小学。
……
时逢房价上涨，胡女士迅速抛售了不具学区房意义的芍药居1号院房子。其后，通过对朝阳区划片政策的判断，她购买了芍药居北里小区的房子，但不想“又被划了出去。”
——财新网《调控政策后，谁还在买北京学区房？》
过去为了买学区房们花尽心思的家长现在开始急切地与政策进行各种斗争：
一名北京家长告诉财新记者，为了能让孩子稳妥地进入理想的小学，她打算等政策明朗后再入手西城区房子，因此只能让小孩“超龄入学”，前提是要托熟人到医院为孩子“开一张多动症证明”
……
胡女士的孩子今年仅2岁，“每年都在变”的政策让她决定向教委提出抗议，要求对于所在小区执行“单校划片”。她表示，“这次绝对不能（向政策）退让，让了就垮了”。
——财新网《调控政策后，谁还在买北京学区房？》
政策的屡次变化，似乎从来都没有缓解家长们的焦虑。为了上好学校，各利益方还有怎样的招数，还未可知。
个人攒房解决教育不平等=鸡蛋碰石头
重点学校时期拼关系，学区房拼钱，不过是一种不平等取代了另一种不平等。政策一轮又一轮地变，却始终浇灭不了家长们在孩子入学问题上的焦虑。调整家长的需求来处理学区房的问题，能否治得了标还不知道，治本更是存疑。学区房问题的产生、恶化与新一轮的政策调整后的新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很长一段历史中形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构性格局，以及地产商在交易自由的市场环境中的“仗势欺人“”、趁火打劫”。
在学区房这一场教育资源分配与房产市场共同制定的游戏里，显然是中产阶级在扮演着焦虑的玩家。似乎付得起又可能付不起的中产们抱怨学区房对自己不公平，而这种“平等”，其实也只是中产向轻易霸占优质教育资源上层要的“平等”，同时他们又仇穷惧穷——一边恨他们瓜分剩余的有限资源，一边深怕自己的孩子落入底层的圈子。
8月底的一天，李静偶然得知一位“能量颇大”的老同学的孩子竟然最终只去了家门口的一家普通小学，没能进入早就“打好关系铺好路”的名校。原因就是今年北京市的幼升小政策发生了大变化，原来的那一套都不好使了。李静顿时感到一阵恐慌，她无法想象自己的女儿进入家门口那间主要是打工子弟的学校。在简单地了解了入学政策之后，李静下了决心：买套学区房比什么关系路子都靠谱。”
——北京青年报《北京变升学政策家长被迫买房：学区房比关系靠谱》2014年10月5日
“学区房”的抢夺大战，其实是中产阶层试图通过个体奋斗的方式来抵抗结构性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实际却深深陷入了这个规则本就不公平的游戏中。而在打工子弟学校被迫消失的某些城市、在好的教育资源几乎不见的农村地区，连这次游戏入场券都没有的更底层，作为结构性教育不公的牺牲者却无人问津。
我们无法劝说中产停止这场利己的战斗，但我们可以期待那些正为学区房挣扎的人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没买上学区房、孩子没上成好的学校或者教育投资让你的家庭不堪负重，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与底层共同的“敌人”——被少数的精英掌握了规则的教育制度以及房地产市场，还屹立不倒。
：林深 迟恩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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