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环卫工的故事
他是河南环卫工，在上海长宁上班，我们叫他老河吧。河师傅工作的公司是高洁公司，劳务派遣关系在新展公司。一个月底薪4000出头，五险一金扣除后到手3500，一般没有加班。春节的时候，一些工人会回老家，虽然加班费按三倍算，但路线也拉长了。早晨工作时间是五点到下午一点(早班);另一班的工作时间则是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中班);做六休一;半个月翻班一次。一些工人会去兼职，因为感觉工资实在不够生活，但河师傅说翻班制度影响他们找兼职。
他2000年来上海，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450，不过，物价也不贵。现在师傅住在上海郊区，一个月要1000多的简陋农村小别墅，基本都是靠电瓶车下上班(充电费用连电瓶更换折算要50)，原来住在清扫地点附近，后来地铁越修越远，地铁一通，房价房租就涨。早晚餐本来每天各有10元补贴，以早晚班各缩短半小时为理由扣除餐补引起了本次工斗;节约的工友一般会倾向自己做饭，这样可以节省费用，南方人烧米饭，北方人买馒头，放公司班房冰箱保鲜;没时间做饭的北方工友顿顿吃面，南方工友吃炒饭多;一天三顿花销20元。师傅为了节约生活开支，几乎不买水果，每个月手机费50，网络费用靠公司和wifi钥匙，水电费一个月60，节余1000元。农业收入靠小麦和玉米，一年收入在一万，国家政策给予优惠的土地租收入在一千元。小孩在县城念书，半年学费要2000元。
图片来自网络
公司这些年向工人的进攻包括：取消400元旅游补贴、克扣年终奖、只给领导熟悉的上海人发干货补贴。严苛的罚款制度更是一种控制工人的手段：有一个女工大姐没有及时清扫地上的烟头，被管理层拍照罚款100;上厕所时间限定二十分钟，有专门领导等候监督，万一不幸便秘，被领导发现，离岗时间长了，就算怠工，罚款在200元左右。原来还有年夜饭，这些年限制“三公开支”，工人是首先被开刀的。按说环卫那边是靠政府订单存活的，但环卫局、环卫公司、劳务派遣公司三方面都要从工人那里去揩点油。
这次罢工的焦点是对早餐费用的扣除，借口是上班时间从5点30开始，下班时间又提前半小时，然后各种经费也捉襟见肘，高洁公司是三月中旬通知的，东联和西联早在春节前就通知工人减薪了。东联工人本来准备罢工的，但消息提前走漏了，东联有比西联和高洁公司更多的加班，跟领导关系好的工友可以多加些班，一部分“工贼”向公司管理层走漏了风声，当时西联也罢工一天不干活，东联西联工人希望高洁的工友支援，但大伙犹豫了。等到三月份，正式向待遇最差的高洁公司的工人进攻了，工人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
3月25日，一个班组工人向领导抱怨问题，领导说一天内给答复。
3月26日，工人见没有答复，就前往长宁区政府门口比心心了，警察打伤了两个，一个班组的罢工就带动了其他班组的工人投入维权，斗争完全是自发的;
3月27日，几乎所有的高洁公司工人都参加了，部分西联公司工人也一同参与到维权里，前往长宁区环卫局进行静坐，大家都不喊口号(怕被打压)，选出了第一批工人代表(5个同公司交流的代表)，诉求是不降低工资，希望公司能给些福利待遇，但能理解公司经营困难。
3月28日，去了区政府和广播电台，希望给说法，媒体呢，是不敢报道的，领导出来谈话问要求什么，但拒绝给答复，也没有工会代表出来对话，只要去区政府，就会有警察维持治安;与此同时，负责“拖延罢工”的市容人员和临时工开始顶替，负责清扫大街了，劳务派遣公司找来了急需要谋生的女工也没说一天工资多少，甚至跟一些临时工说日工资在140-150元以图瓦解罢工，市容的领导更是以毋庸置疑的权威口吻命令下属去“支援”。
3月29日，大伙又去了区环卫局，警察反复提醒工人不要闹事或有过激行为，那天工人还是没有等到答复。
3月30日，大家在区市容管理局继续抗议，一个热心的学生在微博上报道了这个事情，虽然微博很快被删除了，但那天开始。
3月31日，副总过来稳定工人，说工资只降260，工人觉得可以在各退一步基础上达成协商，就答应复工了，不过星期六，还是有零星去区环卫局抗议的工友。
环卫公司瓦解罢工的办法：
1.罢工开始后，大量招募临时工(许诺更高工资)和派遣市容大队，清扫大街，降低罢工实际效果;
2.软禁东联公司工人，进行瓦解;
3.在西联，2个特勤盯1个男工，1个特勤盯一个女工，此法在4月1日复工之后被高洁效法(4月3日恢复正常劳动管理);
4.删除帮助工人的学生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资讯。
政府没有直接跟工人交流，主要的对策是派警察在区政府周围路面维持治安。工人也没有找劳动仲裁部门和工会解决问题。
这次主要是扣除扫地工人工资，但没有扣开车工人和公共厕所工人的工资。因此，这两类工种工人没有参与到罢工中来，他们对罢工行动也不关心。长宁区的上海市民大部分是同情工人的维权的，当然罢工持续更长时间是否会因为环境卫生变差造成市民和工人的分歧，也未可知。
4月2日之后，公司又跟工人改口，说不会扣工人工资，主要是因为害怕媒体的报道(连主流的环球时报都报道了)，因此口头上给工人以“待遇不变”的许诺。同时，要工人向媒体三缄其口，并进行了一些恐吓。
河师傅觉得这次维权持续时间太短了，大家都缺乏经验，如果坚持时间能再延长，应该复工的时候就可以达成待遇不变的诉求。刚开始，工人中“怕出头”情绪比较强，一些工人说自己年纪大了，怕不好找工作，后来工人终于克服了畏难情绪，选出了代表，比较外向、善于交流的工人站出来担任了罢工的对外窗口展示者。另外，老河认为，如果二月间，他们的维权能跟东联工人一起行动，东联的斗争不会失败，更多工友集合起来，也能更好同资方斡旋。
对于未来，河师傅的想法是不能用“降薪”来对待工人。他希望上面的领导能多关注工人，这次政府都不出来跟工人对话，他觉得挺失望的。
其实，工人的确有尝试用媒体发声，比如通过“抖音”、“快手”、“火山”发小视频，但传播速度不如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影响也有限。
之前，曾发生过长沙和广州环卫工人的斗争，但师傅对此并不知晓，他也是最近才慢慢意识到要多了解其他地方工人的经验的。
这就是河师傅的故事吧，他的故事还有后续，而千千万万中国环卫工人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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