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法规，发挥着对两极分化的或抑或扬的不同作用，关系着国家能否良性发展的重大问题，不可不察。
最近，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拟由3500元调整到5000元。这个起征点的拟定，是否得当?
笔者认为，要合理确定个税起征点，必须正视真实的通货膨胀因素，不可突破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费用底线。
（一）合理确定个税起征点，必须正视真实的通货膨胀率。
2013年在北京召开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上，北京大学教授王建国表示：“中国的通货膨胀不像统计局讲的3.2%，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3.2%，道理很简单，我们M2年均增长率2000年到2012年是18.2%，GDP增长是9.5%，18.2%的货币增长率减GDP的增长率就是通货膨胀率，如果流通速度不变的话。但是我们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储备，意味着我们GDP12年的成长，GDP成长部分的一半出口了，并没有把物品买进来，所以我们实际商品的增长量只有5%左右，所以18.2%的货币增长量减掉4.5%到5%的商品实际增长量，所以我们通货膨胀率应该在13%到14%之间。”
有确切的数据显示，1976—2017年的41年间，我国的年均货币(M2)供给增长率约为20%左右(截至2017年底的M2供给总量是1976年的1800倍以上);年均GDP增长率约为10%左右。但由于我们的GDP的一半左右属于外资的并且出口了，基本上变成了巨量的外汇储备(且发行相应的人民币)，剩下来的一半左右的GDP，若保守地只扣除1个百分点的泡沫、虚假成分和财富输送流失等，则余下的有实物产品支撑的真实GDP增长率，顶多也就是4%左右。所以，我国41年来的年均真实通货膨胀率的保守值应为16%左右：
20%(年均货币供给增长率)-4%(年均真实GDP增长率)=16%(年均真实通货膨胀率)。
另外，1976年以来的41年间，我国的年均工资增长率约为12%左右。所以，41年间的年均纯粹通货膨胀率(假定工资增长率为0时的通货膨胀率)大致为4%左右：
16%(年均真实通货膨胀率)-12%(年均工资增长率)=4%(年均纯粹通货膨胀率)。
在一定条件下，若工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保持同步增长，则纯粹通货膨胀率基本为0，标志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致既不提高、也不降低——只是钞票越来越毛了。
而41年以来的年均纯粹通货膨胀率为4%，可以换算成理想状态：年均工资增长率为0，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这表明：同样购买力的纸币名义价值，41年后由原来的1倍膨胀到现在接近5倍的程度：
(100%+4%)^41=499.3%≈500%(也表明：现期单位纸币代表的实际价值，贬到了基期的1/5)。【这意味着：现期5元钱的币值，只等于基期1元钱的币值;或者说，现期5个普通工人的实际供养家庭能力，只等于基期1个普通工人的实际供养家庭能力。这就是同样一个普通工人，在1976年前可以供养五口人以上，而现在却只能养活自己还得无奈啃老的直接经济原因;也是近年来实施的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并不能根本扭转中国人口坍塌趋势的直接经济原因。而劳动者的实际供养家庭能力，无疑是标志工资水平高低和人口再生产能力高低的基本指标。】
实际上，41年以来的人民币贬值倍数，并非是0工资增长率下的贬值5倍，而是12%工资增长率下的贬值四、五百倍!
41年来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16%，故2017年的1万元人民币保守地计算顶多相当于1976年的22.8元：
10000元÷[(100%+16%)^41]=10000元/439.3=22.8元。【注：439.3，是指在同样购买力下人民币名义价值的膨胀倍数(人民币贬值倍数)——具体指的是，2017年的439.3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只等于1976年1元钱的购买力。但如果仅从粮油肉蛋菜果的价格来说，现在也就是涨了几十倍(当然，现在的一些比较绿色、安全、高档的酱油、醋、酒等的价格，则是1976年前的五百倍左右)。而在住房、医疗、教育、供养老小等的综合费用等方面，计算上毛泽东时代的全面福利和物价，却涨了不止439.3倍——且这一部分占总消费量的比重应在90%以上(人们购买的非投资炒作性的居住类用房，属于生活消费，在统计中归于投资而不计入CPI，是明显的不合情理。所以，439.3的人民币膨胀倍数，应该说保守地靠谱——从供养人口的角度上说，毛泽东时代的10元钱，在城镇生活平均可以正常供养一口人以上，而现在的4393元，供养一口人还得无奈啃老。】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有关经济数据所反映的是现期41年来的平均状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某些经济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好转，但要根本化解数十年来积重的通货膨胀惯性等社会恶疾，难度甚大，出路也不会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因为，两极分化、生产过剩和通货膨胀都是市场经济内生的不治之症(通过“统制经济政治手段”逐步向公有制计划经济强力回归，应该是唯一的生路)。美国目前的尚不是太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是靠市场经济机制维持的，而是靠全面霸权手段满世界转嫁危机、“剪羊毛”维持的!
（二）个税起征点不可突破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费用底线。
社会再生产，以劳动力再生产为基础;而劳动力再生产，则以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为基础。
所谓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是指劳动力数量保持在自然更替的水平(人口数量基本不增不减),质量基本保持不变的劳动力再生产。
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一般费用，是在一定的正常社会条件下，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平均必要费用，包括劳动者体力和智力的恢复和更新的费用，还包括劳动者供养平均必要规模的家庭其他成员的费用。这是劳动力价值的依据。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1页)
市场化改革以来，为了提高出口和内销的低成本竞争力，过分压缩劳动力成本，投入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过低，再加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通货膨胀，结果造成人口生育率长期超低于生育更替水平，指向人口雪崩(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人口红利趋于耗光)。而要根本扭转这一颓势，在个税起征点等税收法规的调整方面，须贯彻群众路线，了解民间真情，不要迷信专家精英顶层设计。
那么，按照目前的社会状况，我国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平均必要费用应当是多少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先作一个尽量靠谱的大致估算：
要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出生和死亡人数趋于均衡的生育更替水平)，我国一对夫妇的家庭至少应该平均生育2.3个孩子(而目前我国的这种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1个孩子，属于全球最低!)，赡养夫妇双方四个老人中的1.6个老人，总共供养6口人左右【2+2.3+1.6=5.9】。丈夫算一个挣工资的整劳力，妻子算半个劳力。这样，一个整劳力在一般情况下大致需要供养4口人左右【5.9÷1.5=3.93】。
要比较靠谱地估算目前我国正常供养1口人的平均必要费用，必须联系以下消费负担：
食品——造假、掺毒和环境污染，增加了购买高价的绿色、安全、无毒、非转基因食品和无污染的水、饮料等的负担。
衣着——市场经济鼓励超额、超前、名牌消费，再加上人口生育的一胎化，都增加了衣着等的负担。
通讯——市场化社会，加速了劳动力的流动，扩大了家庭成员的分离，增加了通讯等的负担。
交通——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强，增加了交通、租房、通讯和带孩子等的负担。
住房——住房私有化和揠苗助长式的城镇化，造成了数十年房奴、债奴、高房租和结婚等的超重负担。
教育——教育产业化，大大增加了群众的教育负担。联系有些教师将学校教育内容放到补课中，还应适当计算补课、家教等的负担。
医疗——医疗私有化和功利化，增加了“红包”、假药、高价药和小病大治等的负担。
保健——空气、水、家装、食品等的严重污染，增加了保健和医疗负担。
结婚、生子、保育、入托、上学——改革功利化、企业私有化、农村单干化引起的社会福利苍白化，使得有关负担相当沉重。
养老——私有制金钱社会，个人养老，增加了请保姆或进敬老院护理以及丧葬等方面的负担。
游乐、享受、人情交往——没有这方面的消费，劳动力不能正常成长，故这方面的负担也应该适当计入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安全——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社会，矛盾多发、尖锐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全是常态，增加了群众营造安全环境的负担。
被寻租索贿——例如，劳动者正常的就业、升迁、讨薪、服务等合法权益的获得，往往被权力寻租而被迫承担额外负担(送礼品钱财等)。
上访和诉讼——市场化即私有化的社会，法律为资本服务，人民群众是弱势群体，被迫增加了维权的负担。
上当受骗——市场经济社会追求金钱和私利，坑蒙拐骗黄赌毒黑盛行，民众上当受骗是常态。例如，金融庞氏骗局、股市绞肉机、非法集资陷阱、假货、毒品等等，给弱势群体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这主要是社会造成的，不能将责任主要推给群众而不将其损失适当计入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联系上述诸多负担的社会平均必要费用，保守地估算：目前我国城镇正常供养1口人的平均必要费用，大致应为：月5700元左右;而正常供养4口人的平均必要费用则大致应为：月23000元左右。
总起来说，目前我国城镇一个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平均必要费用，保守地估算大致应为：正常供养4口人的平均必要费用;或者月23000元左右。【请注意：“正常供养1口人的平均必要费用”与“一个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平均必要费用”，不是一个概念。】
（三）目前我国的个税起征点宜调整到3万元。
个税起征点的确定，不应该以正常供养1口人的平均必要费用为底线，而是应该以一个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平均必要费用为底线。
当然，合理的个税起征点，必须适当高于其底线。比如说，目前先高于底线30%左右。
这样的话，个税起征点就应该调整到月3万元左右【23000*1.3≈30000】。
况且，民众在购买消费品时，已经负担了包括消费税在内的属世界前列的高税负。所以，在真实通货膨胀和两极分化形势严峻的当下，至少应该将个税起征点调整到3万元，才比较合情合理——而5000元的起征点，无疑大大低于一个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平均必要费用。而突破这一费用底线征税，对扭转中国人口大坍塌的颓势，坚守道义凝聚民心稳固政权和防止经济恶性运行，甚为不利。
至于因个税起征点的提高而减少的税收，根本就不是问题。加大力度严格征收资本所得、高年薪所得、高遗产继承所得和演艺界高收入等等的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是市场经济国家对两极分化有所抑制的通行做法。
【2018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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