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的新高考改革已经开始第二批试点。在人们热议高考改革时，中小学盛行多年的”减负教育“遭受了巨大危机。本文力图从国家比较的视角，让应试教育”去污名化“。学业负担沉重，以成绩分配资源，不仅意味着社会流动尚未完全固化，给了平民家庭上升的希望和斗志，也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储备大量人才的必然。中国很难像发达大国那样，以既有政治经济优势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才为自身发展服务，也不能像发达小国那样，以牺牲国家自主性的代价去享受低竞争的学习环境。如果教育部门不是提高公办教育质量，反而以减负名义将学生和家长推向市场，则是南辕北辙，最终获利的是一帮商业辅导机构，而且会将家庭条件不佳的学生置于更为不利的境地。文章仅代表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近十几年，教育减负的议论甚嚣尘上。各级政府为了回应这种呼声，从教学到考试、从课内到课外，出台了一批批限制性政策，却陷入久治不利的困局。学生的学习状态未见实质性改善，甚至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2018年起，为了彻底封堵“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教育主管部门已经不得不宣称要一一审核多如牛毛的民间辅导的教学内容是否超标。眼见这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要问，减负之路究竟是走到了最强攻坚阶段，还是已经日暮途穷?是时候彻底反思该不该把它作为我们的教育改革目标。
以日本为鉴，警惕宽松教育
同样是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教育与学历的东方国家，相似减负的政策日本已经实施了30年，几乎达到了全系统阻截教育竞争的结果，得到的却根本不是期望的局面：
第一，“宽松教育”政策直接导致日本公立学校瘦弱化、空洞化、失去教育威信，私营教育机构过度扩张。其中最成功者运用商业手段，把进取的志向变成应试焦虑，通过超量教育、过度补习把焦虑变现，从而实现超常盈利。
第二，日本“宽松教育”政策下，由于正规公立学校无法提供充分的教育，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这导致优质的基础教育变得越发昂贵，家庭教育负担倍增，全社会的教育不公平扩大。过重的教育负担进而抑制了生育意愿。
第三，国民学力显著下跌，“宽松世代”难以成为“勤勉日本”的接班人。相关政策不仅降低了学业的达标底线要求，还完全不为优秀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由于反对大规模的竞赛、考试和选拔而取消了学习成绩优秀所带来的荣誉感。久而久之，宽松无压力的成长观念靡然成风，刻苦学习、拼搏进取、追求卓越确成了不健康的边缘少数。过去30年间，日本教育宽松是宽松了，但也造就了缺乏求知欲和进取心、受不了批评、害怕担责任、整体学力衰弱的“宽松世代”。这种国民性的改变令40岁以上、以勤勉苦干著称的老一辈日本人大失所望。
2016年5月，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在记者会上正式承认推行了30年的“宽松教育”失败，明言“现行教育与当初所期待的宽松教育及其本质性精神存在巨大差距”，因此日本中小学将不再削减学习内容，并将从2020年开始全面实施“去宽松化”的新课标。然而，箭在弦上的“去宽松化”政策需要合格的师资队伍支撑，但今天的年轻教师正是长大了的“宽松世代”。他们习惯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严格要求、重视质量、重视挑战。从紧入松易，从松入紧难。日本的例子提醒我们：教育政策的惯性很大，彻底转向至少需要一代人的过程，因此不可不慎。
教育减负与大国使命背道而驰
从结果来看，日本的“宽松教育”政策实现了教育的宽松化，但在中国，类似的“减负”政策却使学习负担越来越重。这是由于中日两国的社会情况有两个质的差别。
第一，高等教育的选拔性是大国教育系统的命脉。日本由于多因素交叠，已经丢失了高等教育系统的选拔性，而中国则没有。中国目前的高考竞争激烈，本科文凭(特别是一流大学本科)仍有社会公认的含金量。而在日本，由于18岁人口锐减以及多年来高校过度扩招，上大学变得非常容易，大量高中学业不充分的学生只要交得了学费就能读到本科。这种情况下，整个基础教育的弦松脱了，还动摇了高等教育的“选拔性”这一起点。这种关键文凭贬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当然，这不完全是宽松教育政策带来的效果，而是人口锐减和高校过度扩招共同促成的。
更重要的是，大国、强国的教育体系必须保有积极健康的人才选拔系统，这是国家独立自强，进而有资格参与国际竞争的底气所在。许多人羡慕芬兰等北欧小国的教育系统具有低选拔、低竞争性的好处，这是完全没有理解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使命。小国在世界格局中偏安一隅，虽然教育竞争不激烈、升学压力小，但代价是整个国家的人才资源支撑不了健全的产业体系，只靠自己无法拥有一流的科技与国防实力，从而受制于大国主导的产业分工和经济布局。
正如托克维尔早就指出的，小国的特点就是生活相对自由而幸福，但代价是无力维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历史上，日本考试竞争激烈的时期与国家经济增长迅猛、大国雄心上升的时期存在某种一致性。如今日本的关键文凭贬值，高等教育选拔性丢失，看似是教育问题，实则是国势衰颓的表现。它给我们的教训在于：“宽松教育”和“科教兴邦”不可兼得。
第二，日本的“宽松教育”是一种“安逸富贵病”，然而中国人民总体上心态强健，认同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日本“宽松教育”的民意基础在于大多数民众生活富足后不忍心让孩子参与学历选拔的残酷比拼与野蛮竞争。日本在上个世纪就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2002年更达到普及水平，全体人口中拥有本科学历的比例远高于中国。日本社会各阶层的教育供给也非常均衡，经济均质化程度很高，全社会的竞争和阶层流动的焦虑感都不太强烈。这导致国家人才系统的活力大幅降低。
中国的社会结构、发展阶段都与日本不同，基于学历的社会流动还有很大空间，同时教育水平也还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校际差别。中国至少有两个群体的民众不信任“减负”。其一是数量庞大的为造就家中第一代大学生而竭尽所能的家庭，他们相信通过艰苦的竞争可以获得公平的向上流动机会，改善生活境况。其二，许多城市家庭虽然已经摆脱了物质的匮乏，但希望通过比较公平的、唯才是举的方式来获取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他们承认学业负担是向上流动改变命运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抵抗“关系”、信息不对称和金钱等不公平的上升途径。
曾经被报道的“衡水中学现象”，正说明这种全力以赴“造就第一代大学生”的需求在目前依然巨大。而近几年城市教育培训机构的迅猛发展，甚至成为市值超过百亿的上市公司，则可谓第二类群体的奋斗写照。可以说，中国民气尚存，减负呼声虽响，但尚未成为全民共识。在当今中国，参与学业竞争的意愿之强烈，根本“堵”不住。
减负如治水，宜疏不宜堵
“越减负担越重”的悖论可以用“大禹治水”来类比：水是自然的馈赠，源源不绝，正如民众对获取优于他人的教育机会和学历文凭有着难以改变的天然需求;水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水太大成灾，干涸也成灾，水应该到达需要它的地方，民众的竞争活力与进取意识也同样应该善加引导，而非堵截、打压。正如治水宜疏不宜堵，“堵式减负”也很难成功，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酿成大灾。
所谓“堵式减负”，首先表现为禁止公办教育提供超出规定标准的教育，对超标的学习愿望设置各种障碍。于是许多人转而投奔民办学校、私立学校，或是课后参加各种提高班来抵抗、躲避政策“围堵”。然而，私营机构的商业定位不同于公办学校的使命感，追求盈利的本质使它们千方百计地刺激消费、制造不正常的竞争焦虑，家长和学生的负担因此都更重了。后来，减负政策出台升级版，阻止各种形式的学业竞争，好像只允许所有人齐平而坐，不允许有人站起来;为了体现抹平效果，不惜禁止能够显著区分学力差异的公平竞赛，阻塞凭借努力学习通向卓越、优秀的出路——堪称“堵死式减负”。
从降低学业标准、禁止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到破坏考试选拔体系，“堵死式减负”试图从源头入手，取缔竞赛选拔、禁止各种课内外辅导，既取消了教师因材施教的可能，也剥夺了学生个性化求学的权利。如果错误的减负政策继续加码、刚性化，被堵死去路的学生家庭宁可选择上国际学校、双语学校、全英语学校。具不完全统计，由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需求激增，此类学校在近三年内招生数扩大5倍以上。同时，他们许诺高薪和上不封顶的教学自由来挖走大量体制内最优秀的教师，也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吊诡的是，此类政策透露出一种对现有教育选拔体系的否定，它要达到的那个愿景和我们自己已经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就相互抵触。这种扭曲和内耗大大伤害了公办教育系统的教育工;其内在的自相矛盾，扑朔迷离的反选拔式升学系统，令大批有进取心、有金钱但无关系、无门路的城市中上阶层家庭极度失望，不得已而投入到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学校教育选拔体系中。
2018年美国本科申请被称为“史上最惨烈”，许多SAT 1500分以上的学生无缘排名前30的大学。哈佛大学以4.5%的录取率创下历史新低，纽约大学申请人数2018年也达到75000人的历史高峰，录取率仅有6年前的一半。可见，国际学校之路的竞争绝不可谓不激烈。大批向学进取的家长和学生并不反对苦学、逃避竞争。这些家庭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已经获得了富足安康的生活，这群“60后”至“80后”的家长自己受惠于国家教育选拔体系，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非要子女背井离乡到海外求学不可，逼走他们子女的是不正常的教育选拔系统和优秀教师从公办系统出走的潮流。
如果说“公办瘦弱，私营肥满”的现象反映“堵式减负”政策的第一波挤出效应，那么中上阶层普遍对国家教育选拔体系失去信任，而私立国际学校、“洋高考”大行其道就是“堵式减负”政策迫在眉睫的第二波挤出效应。
重新确认中国教育的珍贵传统
纵观古今中外，几乎不存在不受批评的教育系统。我们的教育政策不能在改革中失掉战略定力，稍有非议就忙乱地把富裕寡民的小国或政体传统截然不同的大国当做榜样，试图用改变轨道的方式来解决眼前遇到的困难。教育的优化没有捷径，教育问题从来不会因为改变体制或者更换一套观念就自行解决。每一条发展轨道都有各自固有的长短利弊，看似通过变轨就能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却不知道换了轨道会随之带来新的问题。
并且，每一条教育发展轨道都有与之相契合的政体与国情，轻易的教育变轨会造成严重的系统性内耗和斥力。在减负的名义下使校内教育空虚化，在素质教育的名义下禁止必要的考试竞赛选拔，从小关闭学生通过发奋学习考上自己向往的学校的通道，使所有压力堆积在高考，进而视高考制度为万恶之源，再通过改革架空高考的选拔性，近几年这一系列的政策很难说符合中国的政体和国情。
本文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确认中国教育的珍贵传统、重新回归中国教育发展走过的正确道路。
第一，全民的向学之心、通过学业成就改善生活的进取之心非常可贵。东亚的这种文化虽然会加剧考试竞争，但在这个科技创新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时代，比起其他国家存在的高调的反智平等主义、“读书无用论”等懒惰厌学的观念，我们应该以此为文化自信，而绝不是文化自卑。
第二，我国的教育体系已经成功建立起有凝聚力的价值追求和人生实现路径。每个人的学力得到公平对待，同时简明高效地实现国家级选才，这样一种“高考精神”深入人心。高考制度使得大学能够招收到一批批优秀的学生，进而将他们培养成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符合主流价值要求的人才，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多地域差异的国家提供凝聚力。2017年高考日，美国福克斯新闻标题直言：“高考，中国能抢走我们学生饭碗的原因”，强烈批评美国远比不上中国对教育的敬重态度。
第三，中国基础教育中的数理学科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还拥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积极的价值信念。数学、科学不仅有具体的实用价值，也是高效能的思维训练。国民的数理基础对中国各行各业现代化都很重要，尤其是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引领的未来。
世界范围的PISA测试显示，日本在基础教育宽松化之后，中学生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从1999年位列OECD 15国第一，一路下跌到2007年的科学第六、数学第十，媒体纷纷严厉批评：“全世界小学生都知道的知识只有日本小学生不懂”、“科技立国成为泡影”，日本举国哗然。美国由于国民数理基础严重不足，且惧怕数理学习，数学和科学被冷落为“非主流”，其教育领袖认识到新生劳动力的科技创新能力低下将严重影响国家综合实力，才促使中央政府专门支持振兴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首字母缩写)教育。英国教育部更是组团到上海学习全套的数学教育。如果说中国目前的数理化教育仍存在苦学无获的情况，要改进的应该是教育方法和选拔效度，而不是降低课业标准。
再者，不同教育体系和发展轨道的利弊长短随着国际教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越发鲜明可见。过去中国的教育常被诟病“分数至上”、“应试僵化”，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和事实证明，严格考试指挥棒下，教育并没有抹杀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由于有效的考试选拔，中国的基础教育实现了有限成本之下的迅速发展。
美国教育一向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为自由社会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其生均花费世界第二，仅次于人口稀少的卢森堡。然而，多次PISA测试一致显示，美国15岁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反而不如亚洲学生。在中国12个省市测试后，PISA发言人安德烈亚思·施莱歇尔指出，即使在中国贫困的城镇和农村地区，学生的成绩也已经非常接近PISA参与国的平均水平。无论在死记硬背类型，还是在考察思维能力的测试中，中国学生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逻辑思维水平非但没有那么糟，还属于国际优秀梯队中的一员。
中国基础教育模式的成功，使得“Chinese Learner”(中国学习者)已经成为国际上一个专门的教育研究命题。不少研究证实，与西方学生的规律不同，善于记诵的中国学生也同样善于思辨、比较、分析、综合、应用;两者不仅不矛盾，高质量的记诵还是高阶能力的前提。另外，严格的考试还能起到磨炼精神力量、锻造意志品质的效果，这又恰恰是欧美教育界当前最推崇的“Grit”(坚毅)品质。
终结“堵式减负”，转向“疏导提质”，支撑科教兴国
一个良好的教育选拔系统会支持学生通过勤奋努力创造光明的前途，学习状态就算辛苦，也是积极健康的。“堵式减负”的致命错误在于其表面化地迎合了两种民意：一种是错把小国寡民的教育模式树立为榜样，追求某种能够绕开选拔竞争的“理想教育”;另一种是忽视优秀教育的实质性建设，不理解教育和学习的内在规律，简单地用学业负担的轻重、外行人的满意与否来衡量教育质量。
近年来的现实说明，当教育和选拔系统在“堵式减负”的强行压制下变形、劣化，学习状态只会更加糟糕，国家的教育和人才系统将面临危机。因此，我们提出“疏导提质”的策略，既是对“堵式减负”的纠正，也是对其流弊的修补。
(一)疏解淤塞：强化公办教育供给
在一些国家，政府的教育责任主要是“保底”和“抹平”，高挑战的、因材施教的优质教育供给几乎全是私人家庭、私立学校、私营机构的事，这可能符合他们的政体原则和有限的治理能力，但不符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人民期待。我们希望公办系统能够提供最好的教育，而不是最低标准的正规教育。学校不能出让太多学生的日常时间，也不应过度降低课业标准，迫使家长忧虑焦急。
因此，我们提倡公办为主体的正规学校教育大大充实所能提供的课内教育。除了课内时间，正规学校教育还应开放并强化校内辅导，承担起更长的在校教育时间。在课外时间里，在职教师要基于科学选拔而不是仅凭意愿来对最有潜质的学生提供更富挑战的学业辅导，从而使最优秀的考试、竞赛成绩诞生于校内的辅导。除非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确实出自学校老师的辅导，否则就不足以抵挡私营辅导机构的营销诱惑。校内辅导的开放不仅能根治目前课外辅导机构的泛滥与暴利，同时也能赋予在职教师以正当的、上不封顶的教学自由，并且用尊严感、使命感、成就感和经济收益把最有才能的教师吸引到体制内，而不是反过来把他们挤出公办系统。而校外辅导应定位于补充性、多元化或创新性、实验性的教育供给，学生出于兴趣、个性化需求和付费自愿去参加。
(二)因势利导：巩固竞赛，扩大选拔供给
选拔和教育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有效教育的前提是有效的识别、遴选。如果学生的天赋才性无法被识别，不仅学业努力得不到应有的激励，教育者也会丧失衡量学力的可靠依据。绕开选拔看似轻松，但其后果是教与学都将陷入盲目的焦虑之中，导致教育资源错配、整体性低效。“堵式减负”不仅没有在提高教育和学习质量方面作出多少贡献，其加强版本还变成一种对优秀冒尖学生的打压，敌视考试竞赛，使学校教育空洞化——既没有树立学生的使命感与荣誉感，也没有树立师道尊严。
公平考试、唯才是举，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价值观，是中国长久以来各行各业人才辈出的制度与文化保障，应该被传承、发扬。一些历史悠久、效果公认的学科竞赛不仅不应该叫停，还应该探索创新更多有效的竞赛方式。着眼未来，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必然需要拔尖的人才，而数理化学科竞赛对人才培养和学习风气的引导都非常重要。某些竞赛过热的问题不能归咎于竞赛本身，而往往在于官方没能提供更广泛、多元的公平选拔途径。我们提倡，只要是对人的发展有益、对社会有益的才能，并且能够被客观识别和公平竞赛的，比如音乐、棋弈、体育等，都可以考虑纳入选拔的范围。归根到底，开什么科，取什么士，自古就是中央政府的国家战略，国家从顶层设计上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
(三)提质增效：建设选拔与培养相得益彰的健康教育生态
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坚定地树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宗旨，系统性、深层次地着手改进教育系统，而非从外界一时的褒贬出发，局部地、表面地进行改革。政府应当设置更高的学校教育与办学标准，加大对师资的财政投入，从内涵而非硬件上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在资源分配上，应追求增长的均衡，而非削平的均衡，也就是以不损害优质学校的教育质量为前提，更多地帮助弱势学校。如果采取截长补短的政策，总体的教育质量并非不变，而是会下降，因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能力水平的不适配将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和内耗。
长期以来，考试总是被归咎，却得不到扎实的研究与切实的优化，好像除了痛斥考试之恶，所有试图改进考试的努力都有支持应试教育之嫌。设计优良的考试和竞赛并不会加重应试负担，反而有助于引导正确的求学目标和期望，使擅长者得到应有的激励，不擅长者尽早转向、找到自己的所长，也使教育者能够根据可靠的信号来因材施教，从而优化教育资源适配，可谓系统性增效。
因此，我们认为考试应继续在教育系统中起到指挥的作用。要奏出人才辈出的交响乐，指挥的水平必须提升。考试既不是越多、越难越好，也不是越少、越简单越好。什么样的考试在什么科目、什么阶段识别天赋与努力更有效，什么样的考试容易被应试技巧所破解;什么样的考试催人奋进，什么样的考试消磨求学志向、助长应试套路，都需要扎实的研究与讨论，而不是因噎废食地简单否定。我们迫切需要解放思想，加强考试与命题研究，使考试竞赛既有利于选拔，也能与教育和学习形成合力。
应试刷题盛行反映的是教育能力的不足，而教育能力终究落实在提升教师、校领导与地方教育部门的水平上，而目前这个群体自身的学养离教育发达的国家还有不小差距。这提醒我们，不论社会经济发展多么迅猛，教育必须耐着性子一代一代地改善，欲速则不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坚定地支持公办学校承担主要的育人责任，提升校领导和教师的专业水平，激励学业优秀的青年站上教师岗位，在非业务性的管理中为教师松绑，减少监控式管理，加强分学科的专业性辅导，改变以“刷题”为主的教育方法。目前，我国一些中学已经做到了考试成绩与素质教育的两相兼顾。这样选拔与培养的珠联璧合才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中学教育。
玉汝于成，我们要为努力上进的学生打开宽阔的奋斗通道与多元、自主的发展空间。当教育和选拔系统充分舒展开来，学业的竞争压力就会得到良性疏导，“减负”将不再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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