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解决就业问题可谓重中之重。“稳就业”排在“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之前;而“就业优先政策”也被首次置于政府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
一、目前就业存在结构性矛盾
报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和“结构性矛盾凸显”。就业总量的压力，既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和复杂环境密不可分，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就业中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同时存在于技术与非技术性岗位中。具体来说，从技术性岗位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扩招，至2019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834万人，这一群体大量囤积在白领劳动力市场，而蓝领技术工种却存在大量缺口。从非技术性岗位看，制造业一线生产工岗位缺工严重，年龄结构日益老化，多数年轻人更偏好传统服务业(如酒店、餐饮、娱乐等)和新就业形态(如平台企业中的快车驾驶、快递、外卖等)中的工作，或因工作不符合期望处于间歇性就业甚至啃老状态。总之，解决就业总量压力的关键，仍在于如何解决结构性错配的问题。完善体制机制，提升制造业和蓝领技术岗位的吸引力，拓展技能人才供给渠道等措施是解决就业总量压力的重要抓手。
当前，某些制造业中出现的用工荒趋势可谓愈演愈烈，为此，不少企业大力实施机器换人战略。从目前情况看，机器换人的力度可能不及年轻工人逃离制造业的速度，这种方式对缓解制造类企业一线生产工人短缺的问题作用有限。
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机器换人的速率受制于机器成本、市场供给、技能人才储备、企业经济实力、岗位性质、生产周期、厂房面积等多种因素;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劳动者相对优越的生活、教育和信息化经历，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其从事流水线生产的意愿和稳定性。从新生代工人的择业偏好和在工厂的高离职率看，其对体面劳动、尊严劳动、工作意义、发展前景的追求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逐步失去其赖以生存的人力资源基础。
相比一线制造岗位的用工荒和非技术性岗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蓝领技术工人短缺和白领劳动力市场拥挤的成因则更为复杂。蓝领技工与白领的差别或许不仅仅体现在待遇、保障、劳动强度和发展前景等方面，文化观念和职业声望可能才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价值观念，让不少劳动者感到在蓝领技术岗位上干得再出色，似乎都不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金融、房地产和其他现代服务业的白领工作来得体面。而且，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不是在劳动者择业就业时才发挥作用，而是在其长期的受教育经历中就已经形成。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被大众视为至关重要的社会流动通道，而职业教育则被过度矮化。笔者在沿海地区调研时也发现，即便是当地最好的职校，在生源方面也还是不如普通高中;在专业选择上，职校学生首选计算机、财会之类的专业，升学和就业机会较好的数控、模具、汽修之类的专业，选择人数反而较少。当前，高等教育扩招的政策则进一步缩小了职业教育生源范围，使职业教育的短板地位更加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蓝领技术岗位的人才来源。
一些地方人才政策中重学历轻技能的倾向，也可能无形中进一步助长这种文化价值观念。比如，劳动者凭本科以上学历便可在不少城市获得入户、资金奖励和其他公共服务资源，而技能等级则未必是这些城市入户、子女入学、申请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条件。这种片面的人才观也在无形之中弱化了生产技术的重要价值，降低了蓝领技术岗位的吸引力。
在文化观念、职业声望、待遇保障、职业前景、高等教育扩招等因素之外，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系统性的技能形成体系。这也是导致技术工人短缺、一线生产工人缺乏技术上升渠道的关键因素。从培训主体看，职工的技能提升和培训多由企业承担，但大部分企业培训能力有限，加上担心培养的职工被挖走，因此企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不高。从产教政策看，我国当前大力倡导产教融合或者工学结合政策，但由于缺乏有效规范，反而被一些企业用来应对用工荒。从部门管理看，产业工人技能培训可谓“九龙治水”，职业教育属于教育部门管理，技能认证属于人社部门管理，行业治理属于民政部门管理。从技能认证的具体实践看，一些蓝领工种的技能认证由于文化理论考试权重较高，阻碍了低学历职工提升技能等级的积极性，但当前这些低学历职工恰恰是最可能安心从事蓝领工作、最有可能成为熟练技术工人的群体。此外，行业组织弱小这一现状，更是大大降低了技能认证和培训的有效性。政府的角色太过宏观，企业的力量比较有限，行业组织作为中间层，在协调政府和企业参与技能认证和培训的过程中，本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却总体处于缺位状态。
二、如何解决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要解决当前技术性岗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解决白领劳动力市场过于拥挤而蓝领技术岗位缺口严重的尴尬现状，就必须从完善技能形成体系、优化教育招生资源分配方向、提升技术工人待遇、改变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综合入手。而体制机制、社会环境的完善和技术工人待遇的提升，也将大大激励制造业一线普工的技术学习热情，拓宽其职业发展前景，从而部分解决非技术岗位就业中的结构性矛盾。
大力培育技能人才、强化技能人才供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核心思路，具体举措表现为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和大力扶持职业教育。政府将“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而在扶持职业教育方面，则更是多管齐下，具体包括：高职院校改革考试招生办法，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加大高职院校和职业教育的奖助学金力度;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同时要求地方财政加强支持;鼓励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可以说，上述举措为培育技能人才、改善职业教育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笔者认为，各级政府应不遗余力地推动上述举措落地，并在此基础上对体制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第一，应大力破除我国技能形成体系碎片化的局面。各级政府可以尝试建立产业工人职业训练局，将人社、教育等部门的技能认证、职业教育职能和相关工作人员划归到职训局，由职训局负责协调各方(如企业、行业协会、学校、培训机构等)力量、建立企业公共实训平台、规范产教融合运作、完善技能认证等。
第二，积极推动行业组织建设，应充分发挥其在协调国家资源、企业力量、技能培训、技能认证等方面的优势。
第三，在技能培训认证的具体操作方面，可以考虑加大对蓝领性质和紧缺型工种的补贴，并降低其技能认证的文化成绩权重，注重实操技能。
第四，优化教育招生资源分配方向。除了财政资金、招生政策向职业教育大力倾斜外，笔者建议，不宜再扩大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招生规模。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两条腿走路，必须均衡发展;科技研发和生产技能人才的培养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第五，鼓励各城市将公共服务全面向蓝领技能人才倾斜。将职工(尤其是蓝领性质和紧缺型工种)的技能等级作为公共服务资源如入户、入学、住房、人才奖励等分配的重要参考条件。城市公共服务的倾斜，不仅可以有效激励工人的技能提升意愿、稳定产业工人队伍，更可以籍此树立明确的制度导向、彰显产业工人的社会价值。
第六，宣传、人社、工会、教育等部门应该加强社会观念上的宣传引导，加大对工匠的评选和奖励力度，通过各种媒介大力宣扬产业工人的优秀事迹和劳动价值，积极改善职业教育环境和职校形象。
当前化解就业总量压力，既要从深化体制改革、加大开放力度等宏观层面入手，有效推进经济持续增长，也要通过各种具体举措，化解当前就业中的结构性矛盾。而化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技能人才供给，将那些拥挤在白领市场和服务业的劳动者，以及闲散待业的青年人，吸引到制造业的生产性岗位、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中。而要真正提升技能人才的培训供给能力、改善蓝领技术岗位的待遇和吸引力，则需要从完善技能形成体系、优化教育招生资源分配方向、倾斜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改变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综合着手。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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