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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两年以来中国最大争议--“唱红”-重庆模式评论(二)

杨帆 · 2011-01-01 · 来源:
重庆经验重庆经验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重庆模式》

苏伟,杨帆,刘士文著

即将出版

  评论之一:中国战略转型对于重庆的期盼(见杨帆新浪和人民网博客)

杨帆最新文章:

两年以来中国最大争议----“唱红”

----重庆模式评论(二)

薄熙来的大连政绩集中于城市建设,招商引资,产业调整,把大连建成东北三省对外开放的窗口,在辽宁和经贸部时间不长,大家都知道他很能干,但总体上没有超脱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思路,意义一般,争议不大。真正震惊全国甚至世界的是重庆政绩,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想象力和理解力。对重庆模式和薄熙来现象的深刻认识,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从正面做了系统介绍。

现在我换一个角度,从争议点出发,特别看反对者的逻辑和行为。毛泽东说,要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不顾及反面意见,自说自话,是中国目前学术界的最大缺点,这样,任何一种意见和经验都缺乏说服力。

   在中国,对干共产党领导体制持“不同政见的”,主要是自由主义者。改革初期自由主义兴起,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9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窃据理论界主流地位,发展为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有推动市场经济的意义,但其恶果逐步显露。新自由主义者在1994年反对国家宏观调控,1998年反对国家抵御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提出以权力系统正式分配国家财产给有权力的人,我称为“中国化的新自由主义”,由于直接冲击到社会主义合法性,遭到绝大多数人民包括自由主义者的反对,经过2005年全体人民的“反思改革”,至2006年中央的方针确定为,一方面坚持改革不动摇,一方面强调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可持续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调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大背景下,保持了经济继续增长。但没有根本上触动现实利益格局,改革开放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停顿下来。

另一支政治自由主义,主张美国式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先后提出了普世价值论,民主社会主义论,宪政论,进行维权实践。我曾经组织多次《思想讨论会》,一再劝告他们与经济自由主义划清界限,但有人听有人不听。如秦晖和鄢烈山就公开反对以权力瓜分国有财产;并说经济自由主义不代表自由主义。其他有人则认为,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会削弱整体自由主义的力量。政治自由主义在2010年和平奖事件达到高潮,但是在国内受到严厉控制。

我们这一代插过队的人,思想经历相似,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几乎都是自由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改革开放已成定局,不可逆转。同时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暴露,于是我在1994年提出在思想上“超越左右翼”,但学术界基本不听。与社会两极分化类似,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也在两极化,一部分成为西方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喉舌,一部分走向民粹主义。理论界越来越缺乏共识,破坏了学术交往的基本规则,也没有出现什么原创性的东西。代之而起的,是语言暴力和网络诽谤,严重的抄袭剽窃;部分掌握了权力的学者,拉帮结派获取既得利益;有的与媒体结合控制话语权,制造“新左派”等理论帽子,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以封杀对手,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主张自由民主,不在于宣传西方价值观念,更不在于维权。部分人在感情和立场上有误区,他们在90年代中期制造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理论对立,在学术界重搞阶级斗争,扣政治帽子。他们把自由主义在中国定位于,第一反对民族主义,主张追随美国,损害国家安全;第二反对民粹主义,不为老百姓利益讲话;第三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近代革命,计划经济和毛泽东。第四以文化激进主义否定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一样,作为世界三大思潮,都有其存在的基本价值,都符合人性的某一方面。但自由主义在中国定位有误,这是我对自由主义在中国20年发展基本评价。

中国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民主的基础是经济私有化,和文化西方化,这恰恰是他们最为反对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在30年前大学期间,就超脱了这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政体和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所有制,文化观念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第一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第二是政治精英集团的组成状况;第三是当权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因此在中国,民主和法治都有前途,只不过许多人叶公好龙,认识不到罢了。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最大心结是毛泽东和文化革命,这和党内30年来的主流倒是非常地一致,谁说他们和共产党30年来的执政政策没有共同点?我曾和一个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坦率对话,对于国家利益,反对腐败,都可商量有一定共识,就是对毛泽东不行。我把问题在逻辑上推到极端:在中国彻底反腐败,需要毛泽东的旗号,你要哪个?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说:宁要腐败也不要毛泽东。这10年前的书斋争论今日成为现实,在我来说并不陌生,而且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

重庆“唱红”是最大创造,大家震惊了,也误解了。

自由派对薄大肆攻击,比对大贪官还要痛恨。他们对薄的政绩不关注,大不了再建设一个大连,促进西部开发,搞得好坏又能怎样?他们甚至认为薄去重庆是遭到了贬斥,被边缘化了。重庆这地方没引起他们重视,连炒房资本都不去,把土地留给市长黄奇帆囤积,现在搞公租房,正好派上用场,这也是天意。是“唱红”彻底激怒了中国的自由派,他们认为唱红就是文化革命,群众运动模式,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他们不能想象,一个在文革中被整得家破人亡的共产党高干子弟,能在一个直辖市范围,以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权,大张旗鼓歌颂毛泽东和革命史。

于是一场文化围剿开始了。我列举几篇代表作(我删去了一些多余的话,和那些污蔑性的词汇),看看批判薄的几部曲。

第一部曲:以苏晓康文章为代表,把唱红归结为“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模式”。他是河南记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写《河殇》著名,调入北京广播学院,成为80年代中国学习西方,解放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他在美国多年一直没消息,这次他写了《唱红打黑的文化诠释》。

-----“紅歌是政治的先导。

“今秋以來,中國最搶眼的事情,不是北京秦俑方陣式的閱兵典禮,而是重慶的唱紅打黑。薄熙來大出風頭,頗預留了一些解讀空間。二十年穩定壓倒一切,任由金錢色慾滾滾,以不變應萬變。恰在這萬馬齊喑的悶局裡,嘉陵江畔的山城,傳來了高亢的革命歌聲──為迎合當今中國的媚俗,不宜採用革命二字,權且稱作‘紅歌’。

“此一動靜大作,猜測紛紜,有的說薄熙來奉命搞打黑試點,有的則說他叫板中南海。無論何者,均屬猜測,卻未看出另外一層,即不論薄公子是否毛派,他想弄點動靜出來,不願像整陳良宇那樣悶聲打老虎,就要似模像樣地搞一場運動,如电影芙蓉鎮裡王秋赦敲鑼叫那句‘運動嘍’。於是,他所能繼承的政治資源和樣式,只有毛澤東留下的那一份遺產,那是中國的獨有。

“紅旗、紅歌、紅標語,組成紅海洋,是被人遺忘了的一個舊景觀;但以群眾性歌詠掀起政治運動的高潮,卻是令人難忘的一種政治模式,由中國的文革首倡,後來還蔓延到歐美,引起那裡的學潮,兩廂都崇拜一個偉大領袖。薄熙來說動員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是‘提精氣神’,其實就是造勢或煽動,一種前現代的巫術而已,幾億中國人在文革中已經領教夠了,但是大家忘性大,對於五十歲以下的世代,則是一件新鮮事兒。

“重慶市委宣傳部選取《義勇軍進行曲》、《紅太陽》等二十七首革命歷史歌曲,還有十八首改革歌曲,下發紅頭文件令市民詠唱;市級黨政機關和四十個區縣直屬機關,紛紛成立合唱團,各種規模的‘紅歌演唱會’密集舉行。重慶電視台新聞頻道專門開設‘紅歌社區行’欄目,也引入現場直播、明星參與等方式。紅色歌曲的傳唱,使重慶這座紅色城市人心得以凝聚和振奮起來,媒體如是說。

“在港風台雨、靡靡之音流行了二十年之後,音樂還有煽動性,是更‘文化’的一個問題──西方的搖滾,特別是什麼‘重金屬’,雄性到了近乎野蠻,幾乎也就是噪音而已,可是洋人定期都要去‘搖滾’一番,發泄發泄,否則可能發瘋。中國的耳朵也許聽慣了軟男玉女的嗲腔,對硬邦邦的‘紅歌’反而更富刺激性,也未可知;而那些粗糙的革命口號,也是似曾相識,已被三十年的歲月洗涮掉斑斑血跡,重新拾來,沒準還是一種纏綿的懷舊呢。不過,誰都知道原因卻在音樂之外:中國已經被‘黃黑’兩色整得乾柴烈火,乃使紅色成為最大誘惑。

“有一個‘薄熙來路線’嗎?紅色,是一個幾乎被規定了的政治顏色,由‘革命’包攬,否則施明德幹嘛要在台灣搞‘紅衫軍’?民進黨拿走了‘綠’,國民黨佔著‘藍’,只留了一個‘紅’給他,他正好拿來搞‘革命’,也叫人疑心中共在背後支持‘紅衫軍’。這也叫人產生一個聯想:薄熙來撿起‘紅色’來,究竟要搞誰的‘革命’?在當下借助‘紅色’,意味著歷史與現實兩層含義:文革動員模式和民情洶洶可用。早在1998年王力雄《底層毛澤東與經濟文革》說:‘中國社會如果發生危機,十有八九在經濟領域發端,以金融危機為先導。一旦危機使多數社會成員的財富變成廢紙,生活陷入無著,人們那時的反應將不僅只限於擠提存款或搶購用品,很可能就會祭起毛澤東思想進行清算!’

“他的這種預測,極具想像力,但他歸結為一種‘群眾自發的階級鬥爭’機制,卻低估了中共技術官僚的控制能力,他為什麼沒有預測到黨內高層將會有人利用文革資源呢?如今就出了一個薄熙來。

“假如我們回到‘文革語境’,自然會說薄熙來是在搞‘黨內路線鬥爭’──他對治理中國有不同思路,善於總結歷史經驗,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新的階級鬥爭形勢下將其發揚光大;現代政治學的話語則是,一個權力集團內部永遠會有覬覦者,以其更有效的新術或舊術,謀取最高權力。

 “二十年靠的是黑黃兩道兩術贏得穩定,破除西方制裁,也降服國內精英及草根兩層,任憑國際金融風暴驟起,巋然不動。這路線被證明是顛簸不破的真理,豈容隨意變動?鄧小平早就英明地將毛澤東束之高閣,也巧妙地否定了文革,既不砍旗也不非毛化,卻將‘紅色‘趕出歷史舞台,養了一隻黑黃兩道的雜色貓,才迎來今天的盛世。這個訣竅,守住平庸,不作為就是最大的作為,平安空轉就是最大政績,這種功夫實在是黨之大幸。再搞文革那一套是鬧著玩兒的?天下芸芸眾生巴不得‘運動‘呢,請神容易送神難,你們哪裡曉得?

“由此觀之,重慶路線會不會在全國推廣、日後會不會也被‘打黑’都在未定之數,這位公子跳出來挑戰的,主要不是黑黃兩道,而是整個中國的死水一潭,他攪不攪得起波瀾來,抑或玩砸了鍋,我們拭目以待。”

杨帆按:无论是正话反话,苏的文章把薄看成是“不作为”的反面,是未来中国政治的变数,是有眼光的。他把“唱红”简单地比做文化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是极大误解。我这位老朋友毕竟离开中国太久太远,思想停留在20年前,甚至40年前,忘不了“文化革命红海洋”。他对当前中国缺乏现实感,对于新问题拿老模式套,就得出了错误结论。

第二部曲,全面彻底地批判毛泽东。代表作是网上化名田奇庄,《毛泽东思想岂能成为终极价值观?》长篇批判苏伟教授。

------“所谓薄氏新政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全国都在打黑,唱红更不新鲜,各地激情广场唱了多年,重庆不过是官方更加主动而已。薄沿袭毛泽东时代的运动模式,不仅谈不上创新,反而有倒退之嫌。

“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题?已成全中国焦点。把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落到实处,把被权力架空或掠夺的公民权利物归原主。

“重庆犯的是全国通病,公民缺少权利。权力打黑只能治标,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治本。对于黑社会不是该不该打,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打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薄没有跟上法治进步的时代,反而重操政治运动故伎,集中兵力,速战速决,势必导致冤假错案多发,法律又一次降格为权力仆从。青天肃贪没有丝毫新鲜气息,而是弥漫着专制体制恶臭。

“毛泽东思想岂能成为终极价值观?如果不是看到白纸黑字,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泽东一生坚持斗争哲学,你死我活,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最终堕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执政时期,政治倒退、经济凋敝,思想禁锢,道德滑坡,处处穷困,人人自危,与今天的北朝鲜大同小异。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终极价值观,就等于让中国人到北朝鲜生活。

“独裁政治和个人崇拜给国人造成巨大灾难,早已为人类文明唾弃。人们刚从极左恐怖的血雨腥风阴影走出来,又有大学教授堂而皇之地登上讲坛,高调呼吁毛泽东思想成为终极价值观,难道中国大陆百姓注定了载舟覆舟的苦难轮回吗?

“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爱。爱亲人、爱友人、爱同胞、爱人类、爱环境、爱大自然,不仅如此,更要爱对手、爱敌人,爱仇人。只有爱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融冰雪为春水。没有仇敌,没有怨恨,才可能一心一意创建物质精神文明,人类才能享受和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毛泽东终身倡导的斗争哲学宣扬的是仇恨,挑起的是怒火,招来的是报复。他的主张生前没有给大家带来幸福,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成为终极价值观,只会给国人造成更大灾难。

“苏教授批评现在道德滑坡,言外之意是毛泽东时代道德水平高,这是极大的误解。毛时代官员处于两个极端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毛要靠党的干部巩固政权,所有干部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村干部都能关人、打人、杀人,谁敢提意见就会被打成右派、右倾乃至三反分子。后发动文革,利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批判斗争走资派,不少干部死于非命。宁左勿右成了官员护身符,敢说大话假话,敢于整人害人的人青云直上。数千万起冤假错案,绝大多数由各级干部跟风制造。道德水平有多高?

“六十年代初全国开展了学雷锋群众运动,社会上一度出现助人为乐风气。学雷锋只是毛时代昙花一现的插曲,崇拜和效忠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才是毛时代主旋律。好人办好事不图回报。雷锋做好事要先挂阶级斗争弦,要写入日记,并设法让他人知道,这本身就不正常。当权者倡导学雷锋只是个幌子,其真正用意是在全国开展造神运动,搞个人崇拜,引导国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正是有了这样的铺垫,当文革到来时,那些做好事的道德楷模们,立马成了凶狠残忍的打手。具有深厚道德修养的人,怎么可能见风使舵对无辜者下毒手?

时下官员道德每况愈下,不是因为放弃了毛泽东思想,恰恰是仍在坚持毛泽东亲手建立的民主集中制等集权体制。

“重庆模式也好,薄氏新政也罢,无非是权力在主导数千万重庆人的命运。关系到重庆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当地公民没有选择权利,当地知识分子没有批评声音,这正常吗?

“终极价值观如果需要用一个字来表达,我想这个字就是爱!

毛泽东思想不代表全体国人利益,即使今天共产党员接受毛泽东价值观者恐怕屈指可数。一种价值观连本党、本民族、本国都不能得到认可,却奢谈什么终极价值,只能给世人增加笑柄。”

对此一贯稳重谨慎的苏伟教授没有客气,给予坚决反驳《注》。

“田先生对毛泽东的批评犹如工农兵批林批孔,一看就知是受了蛊惑的瞎起哄。田先生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根本不懂毛泽东的哲学,将毛泽东哲学与其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错误等同起来。毛泽东哲学是矛盾哲学,不是斗争哲学。

“田先生否定毛泽东思想有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讲毛泽东的亲情、友情、政治感情一塌糊涂。一看便知来自于妖魔化毛泽东的‘野史’、‘话说’、‘回忆’,都是莫须有。田先生在瞎起哄。

“虐囚是美国军方有计划、有纲领、有目的的蓄意所为,目的是对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堡垒进行毁灭性的攻击。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堡垒,就是其终极价值观——对真主的绝对信仰和依赖。这种信仰和依赖的基础,是对真主的伟大、仁慈、尤其是其全能和权威的坚信不移,对破坏可兰经规定的行为,要遭到真主惩罚。美国就是有意以最极端方式破坏伊斯兰宗教禁忌,看真主会惩罚我吗?既然不能惩罚就不是全能。美军虐囚早在中国运用,就是妖魔化毛泽东。”

苏伟称这些人为“吠日疯狗”,“狂犬病人”,呼吁要像重庆唱红打黑一样,自觉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统一起来,形成人民群众的终极价值观。要打狗!在对方步步紧逼到处咬人的意识形态战场上不能步步退让,应实施战略反击。

苏伟称中共十四大通过的“毛邓九条”,为核心价值观: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

   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4.强调改革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

5.必须对外开放,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6.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7.分步走,使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

8.强调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强调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9.以“一国两制”统一祖国。

苏伟是要尽力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结合起来,且认为重庆模式就是这种可贵的实验,这是争论重庆模式的深层次原因。

《注》毛泽东思想加邓小平理论本是当代中国终极价值观

——答田奇庄先生 (载杨帆新浪博克)

第三部曲,以反对搞“运动”为名,否定打黑与治官。

中国自由派集中批判的是权力和贪官,他们对于打击黑社会不感兴趣。因为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影子,可以经常扫,但不能彻底扫,因为彻底扫黑扫黄,都是要破坏市场和法制的。这在各市场经济国家有证明,比如意大利,只有在墨索里尼时期有效控制了黑社会,就是把他们关到西西里岛上去了。旧中国也是如此,上海青红帮里面出了民国大总统。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可有效控制黑社会,到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遍地蔓延,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听说重庆采取突然袭击一次抓捕千人,后抓出50多个保护伞,自由派出自本能就会认为,那里破坏了法治。网上署名陈破空的文章这样说:

-------“薄熙来在重庆打黑除恶大张声势。外界揣测其动机,议论纷纷。有说薄在重庆单独行事未获中央支持。证据是中央级媒体没有报导、没有推广。

 “重庆当局强调黑恶势力逐年壮大猖獗,证明从前的专项斗争无效;今次打黑破获积案命案超过过去五年总和。广东媒体声言:广东已经告别专项行动式打黑阶段,将打黑纳入一项常规任务,持之以恒,不搞形象工程。

“至此没有人再怀疑,打黑运动的台前幕后,乃是宫廷里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薄一语双关道:‘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黑势力背后是官,那才是薄要打击的目标,他急于铲除的政治对手。

文章把重庆打黑称为“打黑运动”,以与其他地区加以区别。

“打黑者涉黑,是这波重庆打黑运动的最大黑色幽默。包括打黑支队长在内的二百多名警察涉黑落马。黑吃黑又岂止重庆?山城这一幕‘黑吃黑’,不过是当今官场的逼真缩影。薄熙来本人黑不黑?原香港文汇报驻东北记者姜维平,曾揭发薄在辽宁黑白通吃、贪赃枉法的大量事实,并因此遭薄某陷害入狱。官场已黑透烂透腐败透,任何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在任何地方展开打黑或反腐,都会受到当地民众拍手称快。民众深陷在盼望青天救星救世主的封建情结中,无可自拔。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树威,高举毛的红宝书,动机或许是自保。

“鉴于官场已黑透烂透腐败透,任何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在任何地方展开打黑或反腐,都会受到当地民众拍手称快。无望于法治而仅能指望人治的中国民众,至今还深陷在盼望青天救星、救世主的封建情结无可自拔。

《注》《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dajiyuan.com)

另一篇来自海外的文章署名张鹤慈,《薄熙来打黑:依靠的是毛泽东而不是法治》:

“薄熙来打黑是在高举毛泽东前提下打黑,就不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愿望和利益。类似情况可从1949年后剿匪肃反,镇反中打击帮会,其中不少是祸害老百姓的,也确有不少是是无辜的。关键中共不是用法治打黑,而是用无产阶级专政打黑。薄熙来打黑只从是专政手段,而不是法治手段,就不应肯定。

“对这样的毛泽东继承人应十二万分警惕。薄熙来高调突出毛泽东和中共革命传统,政治倾向不是推动政治改革和进步,而是走专政独裁回头路,可能是未来的法西斯。一个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又有狂热民族主义的中国,有着平均主义,仇富而内心响应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民众,国内矛盾尖锐可能法西斯化。中共内部最好不要出现政治强人,统治越弱越好。”

他们的选择很清楚:宁肯保留黑社会和贪官,也不能违背市场机制和现代社会“无罪推定”的法制原则;宁要软弱的领导人,不要薄这样的强人。

第四部曲,寻找重庆打黑在法律方面的漏洞,大肆宣传“程序正义”,以否定重庆打黑反贪实质上的正义性。律师李庄去重庆寻找“逼供证据”,结果被重庆法院判了罪。在某法学教授的博克上给李庄喊冤,附上一张“革命委员会好”的图,暗示重庆打黑是文化革命模式。

第五部曲,集中攻击薄熙来的动机和人格

署名曾节明的网上文章,《薄熙来的真面目》,对薄有诽谤有挑拨,也有客观分析。他特地注明,成稿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中午于曼谷于泰国宋干泼水节前,《自由圣火》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与其他文章不同,此文先肯定了薄的政绩。

-----“从大连足球市长算起,薄熙来登上政治舞台已不下十五年,早已显露七八分,只不过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罢了。要判断一个政客,现世现实的分析仍然是依凭。

“首先,薄熙来的升迁路线,处处闪耀着遮不住的才干:

主政大连期间,他招商引资成绩卓著,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城市;多种手段安置失业工人,平稳度过国企改革中大下岗的艰危时期。将大连由工业城市转变为国际旅游城市;创造了足球节、国际服装节、美容美发节等文化品牌。

    “2001----2003年,薄任辽宁省长。辽宁待业职工数量全国最高,经济困难空前。薄采取灵活手段安置失业工人,雷厉风行推行反贪打黑,揪出沈阳慕马大案,缓解社会矛盾

薄执掌辽宁和商务部,就像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打逆风球,居然打得不错,总有办法化解危机,显示出足智多谋和老练的行政管理能力。

“就像任何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一样,薄熙来不会错过任何出头的机会。2007年调任重庆市委书记重获实权,迸发更大能量。上任重庆的第一年吸引外资增长170%,从西部12省市第6名跃升第2,2009年为西部第1。

“他在重庆推行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既打黑、更治官,如今基本荡平重庆市民间黑社会势力,并给予黑恶官僚以重大打击。不管薄熙来打黑真实意图为何,客观上巨大利民作用不容否认,其雷厉风行的气势、真抓实干的力度,为几十年来所未见,打黑运动受到全国民众压倒性支持:天涯论坛支持帖子高达几十万;有民营企业家欲筹资1000万,发起成立全国首家打黑基金。薄受到老百姓空前追捧,一跃而成为大国民意明星,在中国官吏普遍受到鄙视唾骂的今天,万马齐喑当中,惟薄熙来成就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不光有着杰出的眼光和领袖能力,薄还是一位天生的公众明星,他相貌堂堂、身材高大、长于演讲、善于煽情,其人极具幽默感,好做脱稿即兴演讲,其言辞妙趣横生、激情四射,极具煽动力……一如美国政治明星、国会领袖。

“2009年夏,重庆八千出租车司机大罢工,这是中共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司机罢工,对薄熙来的执政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汹涌的群情,薄熙来出人意料地没有出动特警武警,他亲赴现场对话、邀请出租车司机代表座谈,同时邀请重庆内外媒体现场直播;面对摄像机镜头薄某人侃侃而谈风度翩翩,他时而倾听司机诉苦、时而与代表一同计算运营成本、时而制止对司机畅所欲言的压制。薄公开鼓励成立出租车司机协会,思维不拘一格、胆识非比寻常。不能不承认,这种民主、对话、公开、透明的作风,在中共官场中实在久违,恰如一股清新的风划过腐臭的死水塘,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薄的政治风格大有别于官场俗套,如举行选举,当选者一定是薄熙来。”

“在出租车罢工事件中开明表现是为了树自己,树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

“治世须治官。这个道理不止薄熙来一人明白,但官场只有薄一人敢于大刀阔斧地治官。他主政重庆的第一把火,就烧向了领导干部。2008年3月,在他主持下,重庆市渝中、九龙坡等7个区县一把手进行了调整,一年前一场大规模的调整才刚刚完成。

“打黑更是一场大规模的、经典的“治官”运动,在薄熙来的强势主导下,重庆市权倾一时的黑社会保护伞——司法局局长文强、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被掀翻,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副区长赵文锐、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煤矿局副局长王西平等一大批高官短时间内被统统揪出。

“今年三月薄启动公安系统改革,将三百多名处级、三千多名科级警官下岗,位置空缺由全市两万三千名警察自由竞聘。令一大批警界贪官地震式垮台,警察中一批年富力强的较优者得到上升空间。腐败分子哀叹是对公安搞大清洗。

    “俗话说强龙难斗地头蛇,薄熙来却偏要斗倒地头蛇。薄不怕得罪官,对越是气焰乖张的本土势力,越是铁帚腿子横扫得罪到底,重庆地方势力哀叹:官不聊生。

    “地方官僚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与黑社会勾结。作为外地空降一把手,薄上任之初大力整肃官僚队伍,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会引起仇恨,制造不测事件。治官为官道所忌,凡新官上任者,几乎莫不以稳定队伍为首要。薄敢于为更高目标反其道而行之,不按常理出牌,显示出其冒险家的心理素质,大政治家的胆魄。

“为立威必须动真格地整官,在当下官僚集团遭万众唾骂、形象龌龊不堪之际,治官不仅能立威,更能极大地获取老百姓的爱戴。”

     认为唱红就是左倾,但他承认薄的手段高超。

“即使左倾,薄的表演也高出一大截。没有打官腔、说空话、封网禁言。薄的左倾密切联系现实,一定程度关切老百姓疾苦。他以重温毛主席信访工作批示方式,减少暴力截防,缓和社会矛盾。

    “他觑准当前信仰危机,将毛泽东语录用新瓶装旧酒方式向民众推销,大获成功。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等多种方式兜售毛泽东思想。规定每个区县至少提供1个大型红歌坝舞广场;图书馆提供经典阅览室;镇街设立红色故事角,各区县设置箴言栏。

    “薄亲自编撰经典读物口语化;小册子把毛泽东诗词文章和《论语》、《孟子》篇章、唐诗、宋词、西方思想家名篇等奇特掺杂,亲自作序,吹嘘此书有如多种维生素片,虽每日一粒,亦可养身。这本大杂烩小册子已出至第六期,下令重庆三万干部人手一本,向市场发售,据说销量达三十万册。

    “他亲自上阵,别出心裁地创设红色短信大赛,2009年第二届比赛上,他还亲自发出两条毛主席语录,‘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这些话很精干,很实在,也很提气。薄熙来这条红色短信转发超过1600万次,足敌政治笑话和黄段子。

    “毛泽东思想中含有反特权反官僚的民粹成分,非常符合现今弱势群体口味,毛的篇章言论富于文采和哲理性,薄熙来舞弄毛语录,恰好填补社会的信仰真空。官僚集团普遍人文素养低下,为掩饰不学无术,急欲文化美容、附庸风雅,大杂烩小册子可读性强,也适合他们需要。手机短信扬红,可吸引年轻人参与。

“以上薄熙来的左倾作为,无疑是新时代的毛共洗脑。即便是这种僵尸般陈腐的红色洗脑运动,能搞得有滋有味个性化十足。长远来看,中共政权要想维持,就必须用红色文化塑造新愚民群体;而塑造新愚民群体的功力,薄熙来有水平。他投合上边左癖却大树自己,风头盖过上边,却让上边抓不到把柄。”

对于薄的攻击造谣漫骂比比皆是。姜维平文章说:“我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不论怎样,薄熙来垮台的一天,或早或晚都会到来,到那时,人们才会知道,重庆反腐肃贪唱红打黑,不过是大贪玩小贪,大黑玩小黑,党内权利斗争的一场荒唐闹剧。和薄熙来相比,文强,黎强不过都是小虾米而已。中国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党禁和报禁,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才能把官员关到笼子里为人民服务”。

第六部曲:总判断

请看2009年底海外媒体报道,党内老资格反毛学者的判断:“现在是三十年以来最不好的政治形势,国家面临向毛泽东王朝复辟倒退的严重危机。”

其根据是:1。建国六十年庆典游行中搞出“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用的毛像是文革标准像,似乎拉开二次文革序幕,极大地搞乱了国人思想。最初并无这一方阵,迫于毛派压力临时由武警部队和清华学生拼成。

……

3.中宣部推出小册子《六个为什么?》,以图用毛派观点统一全体国人思想。将毛泽东三大改造歌颂一番,说中国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毛泽东那个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消灭私有制,没收资本主义企业,消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掀起国进民退大潮。

4.如果新一代政治家都去讨毛派喜欢,毛派有可能在十八大夺权,发动二次文革。

这样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这是自由派极力反对薄的认识基础。

同时,民间毛泽东派特别是文化革命派,说薄挽救了共产党的前途。列举郭松民的文章:

“薄熙来在重庆接见大学生,引用毛主席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

“有同学说:我们这个团队穿上红色T恤衫,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薄称赞说大家是共青团嘛,就是要坚持我们的理想信念!我们就是要唱红举红旗。举红旗是一个很勇敢的说法。现在官员只愿意说举旗帜就暧昧多了,不知是什么颜色,甚至不知道是星条旗、米字旗还是膏药旗。这样的语言气氛,再配上一张薄熙来和上百位身着红装,青春逼人的大学生的合影,我感觉重庆有一点当年陕甘宁边区甚至延安的意思了,这种感觉也是久违了的。

“2007年薄熙来到重庆,海外媒体认为他遭到贬谪,但现在看来反而成就了他。明星官员大多数人的铁腕是用来帮助资本对付大众的,他们善于抓GDP,留下更大贫富差距腐败官场。

“薄熙来到了重庆之后,早年红色记忆似乎在一夜之间苏醒,显露出红二代本色。从实际政治效果来看,唱红并不仅仅是怀旧,而是为了唤醒共产党人早期的红色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新社会。薄熙来是在通过唱红,来争夺文化领导权,为打黑营造理直气壮的舆论氛围。打黑不仅仅是维护社会治安,其规模之大,涉及官员民营企业家之多,带有调整利益格局性质,重庆在进行一场没有被称为革命的革命,重庆老百姓欢欣鼓舞,有第二次被解放的感觉。重庆实践在为中国寻找出路。

“中国的自由派——新右派反薄的真正理由只有一个,这个理由又是永远说不出口的,就是重庆实践展示一种可能:只要共产党愿意调整路线,回归自己早期的红色理想,这种理想主要是毛泽东所代表的,就仍可获得大多数人民支持,重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不必进行以西方模式为蓝本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

“这意味着自由派三十年启蒙白费,永远看不到政治理想那一天。他们宁愿看共产党烂下去,中国也一起烂下去也在所不惜,不愿意看到共产党有任何恢复健康的可能。薄作为中共领袖群体一员,要解决问题把目光转向中共早期红色理想,矫正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再正常不过。

“对薄熙来本人来说,动机至关重要,这关系到他自己能走多远?历史为薄提供前所未有机会。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黑暗的时代,不仅因为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追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理想社会努力遭到灾难性全面失败,还因为这种理想本身也被玷污、被嘲笑、甚至被踩到了脚下,这是人类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世界处于社会主义运动全面复兴的前夜。薄可充分发挥智慧经验和影响,勇敢地举起红旗,站出来领导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甚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关键性领袖人物。”

民间毛派特别是文革派,把复活毛泽东的希望寄托在重庆,前去串联,结果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薄的行为在全国引起热烈讨论,支持者很多,多数担心他失败,因为他违反了官场潜规则。有人说薄是现行体制下的“异数”,就是说只是个人才能造成的个别现象,自生自灭,改变不了什么。这说明大家对官场的不作为习以为常,不相信能有什么大起色。

我对两方面都是一句话:错误估计重庆唱红的真正意义。

“唱红”肯定不是奉命而行,也不是上边的试点,而是薄的独特创造。上边首先肯定的是打击黑社会,但对于“唱红”讳莫如深,因为它违反了中国精英主流的集体否毛共识,也包括党内掌权的主流派。否则,为什么全国都打黑,就没有唱红的? 

但上边也不好反对。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大约在2010年下半年,胡锦涛同志把重庆模式纳入“科学可持续发展观”,宣传主管在重庆看了“唱红”,给予高度肯定,但在报纸上没有宣传推广。2010年11月初,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重庆利用手机传播有意义的格言谚语,但把它纳入“反对低俗”的话语之内。

上边对民间毛泽东热始终是警惕的,这和自由派的“反对民粹主义”非常一致。但随着国内外要求实行多党制的政治压力增加,面对对历史的“改写和复原”,为维护共产党权威,也不能再设想一个没有毛泽东旗帜的共产党,这点从夏天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已开始强调。在党史宣传和大学课堂上限制诽谤毛泽东的言论。

到年底,毛泽东117年诞辰,全国人民群众纪念毛泽东的活动空前热烈,老革命的子女们组织起来到人民大会堂唱革命历史歌曲,各地民间红歌队纷纷演出,俨然形成一股热潮-----这是人民群众要求恢复革命理想,反对利益集团侵吞改革和发展成果的社会要求,与共产党领导地位所需要的历史合法性相结合,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

现在的大学生已完全不会唱革命歌曲。人们生活的基调已丧失理想的意义。为使革命旋律不绝种,我每年几次,学生教师联欢必去,唱革命样板戏,吹《红梅赞》------我的口琴演奏非常好!音乐水平真的比大多数学生要高!学生是服气的,欢迎的。至少在他们学习期间,革命歌曲在他们耳边没绝种,似乎比他们所迷恋的靡靡之音,在思想和艺术上更有一番境界!什么是教育?这也是教育!

没有传统就没有创新。社会主义,基督教,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都非常重视传统。随着对西方“拿来主义”时期的结束,

“唱红”,作为历史寻根,理想恢复,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一种思想基础,文化氛围,在中国只是开始,不能仅停留在舞台电视,不能仅是民间自发活动,应由党中央发文件,在全国各个共产党,青年团,学生会,工会的基层单位,积极组织起来,大家都唱。其意义与文化革命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要改变多年以来过度世俗化造成的低俗化,庸俗化,靡靡之音,为社会性的人心溃败,腐败腐朽,散漫堕落,混事不作为,谋私不谋公的氛围。

在干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间,恢复一下理想和信念,道德和情操,在心理和习惯上给那些改革以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为他们服务的腐朽文化和肮脏心理以巨大冲击,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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