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音流失”面临尴尬，重庆模式任重道远
《瞭望新闻周刊》2010.12.25日刊出记者郭立董瑞丰文章：《国资在“静音”中流失》，此类文章本司空见惯，乍看并无新意。
可加上一个定语出现——《重庆国有资产无声无息流失暴露三大突出问题》——身份就迥然不同了。
攻关改制，产权改革，产权明晰，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层收购，快卖卖光……本是神州大地上“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断发生的事，这就是改革，不能走回头路。对此，老百姓早已见惯不怪，精英们一直抱怨转型接轨太慢，决心“杀出一条血路”，以“政改”将改革的成果制度化。
“没有并购，没有破产，没有下岗，没有立案，数亿国有资产消失在无声无息中”。
如果这发生在广东、黑龙江或者其他地方，不过平平常常。
然而，标题安在重庆头上，就非同寻常了。
在重庆，是否有异于它处，仅仅是个案？
这是一个与打黑除恶不能同日而语的更为深刻问题。
一， “静音流失” 未必是个案
《国资在“静音”中流失》从报道的内容及论述的态度看，与李庄案后“双起”话题不同，文章并非恶意。
重庆一家陶瓷企业的产品，曾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为“国宴瓷”，被外交部确定为“国礼瓷”和“国徽瓷”。但这家辉煌一时的国有控股企业，如今却只能靠出租厂房设备存活，上亿元国有投资无法收回，还欠下数家银行3亿多元债务。
追寻该企业的衰败史，会发现一条似曾相识的轨迹：国企“扭盈为亏”——管理人私立门户——承租国企资产——实现私企赢利。背后的谜团同样并不陌生：曾经如日中天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停产，其原因何在？
底尚未揭晓。供以外界管窥的是，当国资流失回避了并购、破产、下岗等惯用元素时，可将职工和国资监管者同时陷于“静音”模式。无声无息中，精心设计的防范环节已被逐个突破。
重庆该国企在成立之初，通过向银行贷款，引进当时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一度拥有4亿多元资产，跻身重庆轻工“五朵金花”。此后数年，企业连续亏损严重，于2005年底停产。
停产后，一家2003年方成立的私营企业租赁了几乎所有厂房和机器设备，并接收绝大多数原企业职工。这家私企的第一大股东，正是原国企的董事长。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2003年8月至2006年8月，原国企董事长一直身兼私企第一大股东，两个身份并存时间长达三年。其人晚至2006年方辞去国企董事长一职，并于次年成为其出资成立的私企的法定代表人。
显然，即使在重庆，这也不会是个案。30年的“国退民进”，重庆绝不可能是特区。因为他正是滋生文强现象的环境背景，从多年见诸媒体的腐败案看，重庆的国退民进产权改革与全国并无二致。
“静音流失”，无疑是摆在重庆模式面前的一个尴尬。
二，“垂直整合一体化招商”能否超越“外向型”模式
30年改革，“GDP硬道理”和“外向型经济”把中国变成全球化的低端殖民地， 买办巨枭龙永图一句通俗的话概括得极为生动准确，“再为洋人打工二十年”也。这一模式将中国变成世界的最大血汗工厂。
颠覆毛泽东的“基本路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确极富魅力。30年后回头看，原来这“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过是流血汗、拼资源、毁环境，以“满足美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历史在为自己“祛魅”，在为毛泽东平反。
昆明“卖光”模式依然红火，广东“杀出一条血路”的深化仍旧先锋前瞻，他们还毫无顾忌地打造出南方报系式的买办思想文化的大本营。
这种情况下，重庆模式峥嵘出世，力图突破“硬道理”思维，多方面地进行探索，难能可贵，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惊喜和希望。
从重庆自身发展讲它也许是现实的较佳选择，但从中国的发展道路角度看，这是否能超越“外向型经济”模式科学发展？
7月11日，凤凰卫视再次播出该栏目对黄奇帆的专访，在访谈中，黄奇帆回顾、解读了近年来我市部分经济发展重要节点事件。
■组建“八大投”，把政府导向的投资项目，用企业的平台进行融资，把基础设施搞上去。
■以垂直整合一体化加工贸易新模式招商，成功引进惠普、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电子产业巨头的幕后故事。
■随着两江新区、西永保税区以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金字招牌”相继花落重庆，这个以码头文化著称的山城，正在初步显示出向长江上游金融中心蜕变的华丽身姿。
■发展租赁公司，对重庆以后成为金融中心，将起到凝聚和辐射的作用。
■海派精神和码头文化的融合，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不拘一格，能够创新，能够有改革的思维。
垂直整合一体化模式的招商，所以，垂直整合一体化可能真的是今后10年、20年全球加工贸易的一个模式转换。2008年5月，黄奇帆带领的招商团队来到了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的惠普电脑公司总部，让惠普方面并没有料想到的是，他们的此次招商有一些不同寻常。 2009年8月4日，重庆与富士康正式签约。富士康拿到了2000万台惠普笔记本的生产配额。此后不久，重庆又分别与另外两家世界级的台湾笔记本代工厂英业达与广达签订了合约。
笔记本生产基地在重庆落户后，惠普、思科、富士康、英业达等的研发中心也纷纷落户，使重庆由单一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拓展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
新模式的第二个概念是以人为本的“社保模式”。 第三个概念比前两个更有宏观意义，即金融结算模式。通过跟惠普最高层的艰苦谈判，最终促使惠普将亚太结算中心转移到重庆。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它给重庆带来巨大的好处，即“结税”、“结汇”和“结人”——给政府带来税收，同时给结算银行带来中间收入，并提供成千上万高级会计师等“白领”岗位。这三个概念结合才是“重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重庆同时占有了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因为当你把零部件集成在这里的时候，高端研发也有了；当你把销售、结算放在你这里的时候，附加值高端也有了。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行动。重庆对于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新局面。
（《黄奇帆解析近年重庆经济发展重要节点事件》——2010.7.12重庆日报）
“重庆去年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总额达到６０亿美元、１２０亿美元，分别是５年前的１２倍、３倍，实际利用外资连续两年保持增速全国第一、总量中西部第一；积极推动促成中俄哈签署边境口岸高效便捷通关协议，开通‘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构建新时代‘丝绸之路’，重庆一举由内陆变为开放前沿。”黄奇帆说，重庆还抢抓全球金融危机下资源要素价格相对便宜、我国外汇储备丰盈的机遇，创造了面向国内市场和重庆发展的“走出去”新模式，积极参与世界能源、资源市场配置，成功收购澳大利亚铁矿、巴西３００万亩土地、英国精密机床集团、加纳铝矾土矿等，海外投资额达到５０亿美元，既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又使全球资源为重庆所用。
面对重重难题，重庆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正如黄奇帆市长所说，我国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必须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重庆肩负改革试验区的重要使命，要敢于带头“吃螃蟹”，以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长期性、普遍性问题，为全国改革探路。不过，说是超越了“招商引资”“外向型”模式，恐怕还为时尚早。
三，改革绕不过“姓社姓资”和 “姓中姓外”的坎
《宣言》有句话回避不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这可不是一句可以随意“凡是”的话，它是“体系”，是共产党人理论的最高概括。
这句话成了改开搞的紧箍咒，太难曲解，只好回避。
于是，“不问姓社姓资”与“不争论”应运而出。
“不争论”，不许你争论，只许我“大胆的干”。
“不问姓社姓资”，是不许“姓社”，只许“姓资”。
30余年，就是这么不断“深化”过来的。
十几大一结束，一位敏锐的官场明星就根据感觉，将精神“准确地全面地”概括成一句话：“快卖卖光”。尽管红头文件从未肯定这一表述方式，但在实践上，却是各地心领神会地“只能做不能说”， “新卖光”、“陈卖光”、“亲卖光”、“仇卖光”等政治明星，这才横空出世光芒四射的。
“没有并购，没有破产，没有下岗，没有立案，数亿国有资产消失在无声无息中”，如果将“没有”去掉，再加上“静音”，基本可以概括中国“攻关”国企，实现“产权明晰”的过程，这就是“完善”，这就叫“现代企业制度”， “先进生产力”！
“泰罗”、 “三井”、狼狗保安、黑窑奴工，等等，都是对“先进生产力”的诠释。
“GDP硬道理”和“外向型经济”又把这先进生产力设计成“再为洋人打工二十年”模式——全球化低端的外向型殖民地模式也。
这一模式将中国变成世界的最大血汗工厂。
颠覆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基本路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确极富魅力。30年后一看，原来这“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过是流血汗、拼资源、毁环境，以“满足美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历史在为自己“祛魅”，在为毛泽东平反。
昆明“卖光”模式依然红火，广东“杀出一条血路”的深化仍旧先锋前瞻，他们还毫无顾忌地打造出南方报系式的买办思想文化的大本营。
这种情况下，重庆模式峥嵘出世，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惊喜和希望。
重庆模式，不惟GDP是求，有“执政为民”之意；打黑除恶，给权钱黑勾结的原始积累模式泼了盆冷水，无异是资本“原罪”的当头棒喝；在举国房地产支柱的疯狂进行曲中，它奏出另类新声……这一切，再加上“唱红”的标注，更显得刺激眼球，就不能不令举国既得利益阶层侧目——
这个薄熙来，他要干什么？
重庆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吗？
对重庆模式，中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草根和左翼力挺，精英和右翼是质疑、嘲讽、贬损、围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可喜的是，高层也表现出表现出对重庆模式的兴趣。
然而，重庆模式能够跳过不问“姓社姓资”和“姓中姓外”这个坎吗？
“唱红”，面对霸权话语持续30年的妖魔化毛泽东潮流，面对他们对袁腾飞的热捧，面对开封、郑州和重庆对人民怀念毛泽东活动的无情镇压和三军大“辞退”崇毛青年的杀鸡儆猴，“唱红”，表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国度里，“转型”还没有 “名至实归”，标志着共产党一天不改旗易帜，官僚买办阶级仍能难免“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极力鼓吹“普世政改”。也因此，他们视重庆唱红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遗余力鸣鼓攻之。
然而，“唱红”或“唱读讲传”并不意味着马列意识形态和毛泽东“走社”路线的复归，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在“特色”中国，“指导思想”已经将“集体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犹抱琵琶地边缘出去，连军队政工条例的表述都明确无误，在重庆，能给老百姓歌唱毛泽东的自由，也就很难能可贵了。
“黑”，资本原始积累不可或缺的手段。人家“大国崛起”，“黑”主要表现为“外向型掠夺”；我们特色“补课”，是内向型掠夺和外向型奉献，仅仅对自己人“黑”。然而，“黑”不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须清除的毒瘤，而且，也是任何社会正常运行必须清除的前提，尽管它又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私有社会不能彻底治愈的痼疾并发症。
权钱黑勾结，中国“初级阶段”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固有“特色”。保安狼狗，黑窑奴工，野蛮拆迁，强迫卖淫，黄赌毒遍地，安元鼎截访，“黑”的猖獗，使得下层百姓“欲做奴隶而不得”。重庆认真地出重拳打黑，整治权黑勾结，给人以解民倒悬之感，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欢迎。
然而，打黑并不“姓社”，它是对“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否定，但并不负责解答你是 “回归主人”还是“做稳奴隶”的问题。
薄熙来、黄奇帆主政的重庆市党政当局，高举“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大旗，这是对“硬道理”的修正，《21世纪经济报道》称：“重庆综改新政探索收入分配公平——黄奇帆称要为全国改革探路”，“ 作为统筹城乡综改试验区，重庆将明年的重点改革指向收入分配的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普遍就业”……应该说这都很难能可贵，也很实际。不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中，所有制又是矛盾主要方面，具有决定意义，撇开所有制谈论分配公平，究竟能有多大效果，也不能估价过高。
资本的本质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无论怎样引进富士康，同一个郭台铭，到了重庆后不会变成欧文和圣西门，在重庆模式约束下，可以不出现“13跳”，但到富士康的员工依然是“打工仔”，不会变成“主人”。
重庆模式任重道远，我们在欢呼力挺的时候，历史的估量宜恰如其分。
四，重庆模式任重道远，力挺慎言伟大复兴
重庆模式举世关注，是大好事。它说明，中国“指着石头过河”30余年，国人的回视反思，已经不再限于口头和民间上了。
但较之深圳和昆明模式，重庆模式并不主流。“打黑”也仅仅是重庆一地声势浩大“动真格”， “唱红”，郑州洛阳是铁腕治理毫不容情，对赵东民、一枝清荷等毫不手软，而袁腾飞危害国家危害社会丧心病狂，放在哪个国家都会绳之以法，而在中国却依然大红大紫。新年一曲“东方红”令人欣慰，同 “方阵”一样，只要“不动摇”，期许实不必过高。民间毛泽东热的日益高涨，阶级斗争新的情势，这个因素首先要看到。“和谐”因素，恐怕大于“回归”因素。
撇开我们自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没有一个能够避免悲剧结局，其实这很正常，求仁得仁又何怨！只是我们还没有“改旗易帜”，但提到这个话题，就说明这一危险已经摆在面前。除了死心塌地的走资卖国派，如杨帆所说“宁要腐败，也不要毛泽东”的，谁都不希望中国弄到四分五裂民穷财尽如俄罗斯的地步。大厦将倾，能否亡羊补牢挽狂澜于既倒，乃是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所思索所专注的头等大事。此时此地，重庆模式横空出世，对 “内向型”腐败愈演愈烈，“外向型”殖民经济日益深化的中国，不能不说给人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
普京新政，令人刮目相看。虽然美国及其中国奴才都不高兴，但那不过是回归一下民族主义，对买办金融稍加制约，算不上“走回头路”，更谈不上“复兴”。振武和售武，吃的还是“专制”年代的老本，此外只好卖能源。重庆模式则深刻得多，多方面大胆探索，着实难能可贵。
不过，30年积重难返，重庆模式任重道远，必须稳步前进不断深化，并获得认可推而广之，但这亦非易事。
改革就是改公有制，就是“国退民进”，大环境下，“静音流失实乃必然”。全局依然继续“深化”“不动摇”，局部能“走回头路”吗？
要说 “先进生产力”， “两参一改三结合” 倒是名副其实的“创新”好“中国特色”， 然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能行得通吗？
必须冷静估计当前情势。
经济上官僚买办资本早已“主体”，不光“姓资”，而且多半“姓殖”，紧紧绑在跨国资本的“全球化”列车上，国有经济在向成官僚资本或买办官僚资本蜕变——它目前还是“一把双刃剑”，买办精英极力以“反垄断”为名剑指国企，目的就是将其彻底瓦解，以免为诸如重庆模式所用。
外向依附性极强的民族资本，未见民族意识的觉醒。
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官僚买办资本的霸权王国，左翼仅仅在网络上有一片红色根据地，犹如当年瑞金苏区。知识阶层在“专制”的控诉声中“告别革命”整体性地皈依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年代，白色文化“围剿”不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全民抗战开始，沈从文发一不协和音，立马遭遇一片嘘声，以致今天右翼谈及此事仍不禁悻悻，如今连张爱玲都成“海派文化之母”了。30年“思想解放”营造出的殖民买办文化环境何止“不问姓社姓资”！是非荣辱颠倒，人民的爱国的乃至一切民族的健康的东西都横遭践踏，文化生态环境一片乌烟瘴气。连反对重庆“唱红”的右翼都不否认：“港風台雨、靡靡之音流行了二十年……中國的耳朵聽慣了軟男玉女的嗲腔，硬邦邦的‘紅歌’已被三十年的歲月洗涮掉斑斑血跡……中國已經被‘黃黑’兩色整得乾柴烈火”。
拨乱反正，任重道远！
想一想毛泽东当年建设“先进文化”的艰难历程吧。批判电影《武训传》和以《红楼梦》讨论发端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就已经显现出和者盖寡的苗头，更不用说后来的“走资”话题了。以毛泽东不容挑战的崇高权威，尚且“拥护的人不多”，如今，妖魔化毛泽东已经成为时髦，历经30年 “传统” 颠覆，拨乱反正谈何容易！掌控话语霸权的右翼买办精英，已经成为搞垮中国的最反动的势力。
中小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被流行文化和“市场经济”成功洗脑，艳羡富贵不动摇，身沦“房奴”依然未醒白领淘金梦。浑浑噩噩是资本统治的需要，如果说茅台酒和中华烟的畸形价格是官场腐败的温度计，那么，媒体的低俗化娱乐化化则是大众市民化浑浑噩噩的风向标。知识阶层觉醒者虽然越来越多，但左翼网站的关注率依然很低，垃圾文化、钱与性，还是主旋律。
工人阶级下岗分流以后市民化，农民工刚刚进入工人队伍，还处于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代。在“截访”的高压下，“跳楼索薪”式的原始形态的经济斗争尚未推开，劳资矛盾形式还限于个别偶发的 “群体事件”，通钢式的政治斗争和洛阳刘三英唱红，还寥若晨星。
在高层，以赵紫阳班底为代表的买办汉奸势力遍布政经领域，各级政权在资本的“保驾护航”中权钱黑结成一体，形成房地产“铁三角”，权力迅速资本化。
对外，韬光养晦不动摇，官僚买办背倚跨国垄断资本，“全球化”标识下，“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以对付无产阶级，买办汉奸势力甚嚣尘上，严重压抑威胁共产党内的爱国左翼力量——《南方》和《炎黄》的嚣张就是明证。
多年来，凡是娱乐业为资本“保驾护航”，不令而行有令不止，不利于他们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即使是高位执政，根本处触动他们的利益，都难免遭遇他们的强烈抵制和抵抗，难免康梁式的结局。
谈论社会主义伟大复兴，未免为时尚早。
重庆模式是应该力挺的，GDP硬道理也该软一软了，在“不问姓社姓资”改革中，多一点真正的“执政为民”的东西。“不问姓中姓外”必须当头棒喝，尽快叫停，上下努力大声疾呼，切实转变发展模式，不要让科学发展观变成空话。中国能够在“为洋人打工”的道路上及早回头免坠深渊，也就谢天谢地了。（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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