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在重庆模式座谈会上的发言

郭松民在重庆模式座谈会上的发言（元月2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

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薄熙来的选择》，有自由派朋友说我给薄熙来写了一封信，其实这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政治评论。我在评论中指出，从政治角度来说，重庆模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重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最近三十年，尤其是1989年以后，困扰执政党的最大问题就是合法性的焦虑。什么是合法性？不是说我有枪杆子，我就有合法性，我这里所说的合法性就是大家都要认同你的执政，认为由你来掌权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合法性。现在的国内的学界、舆论界，受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势的话语，那就是要经过选举才有合法性，不选举就没有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常识”，似乎是一种大家公认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乃至不管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学者，都承认这一点。但薄熙来在重庆的实验，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在现有的政治体制框架内，通过一种政策、路线的调整，可以重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合法性焦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有选举才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就会出现政治动荡”，我觉得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比如像突尼斯最近出现的事件，突尼斯是有多党民主的，也有选举，但是最后本阿里的执政合法性也丧失了。今天看新闻，突尼斯的政治动荡已经传到了埃及，埃及也开始出现街头骚乱，政治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但埃及其实也是有选举的，穆巴拉克的本届任期就是经过全民直选的。如此看来，单纯的选举本身并不见得能带来合法性，不见得就一定能避免政治动荡，关键还是要看政府的立场和政策，看政策是不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是不是会给大多数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安宁的生活？是不是让他们感到公平？等等。

摆脱“合法性焦虑”意义是巨大的。现在中国面临的很多的问题，比如疯狂的追逐GDP，不顾环境，不顾贫富差距，在对外交往中不断的退让，在领土、领海纠纷当中自欺欺人地说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实是中国搁置争议，日本、越南等“共同开发”——所有这些问题，追根溯源，都源自于合法性焦虑。刚才有一位老师发言说中国如果GDP降到5%以下就会出现大的动荡，这是对的，因为目前执政党的所有合法性都是建立在GDP的增长之上，所以它就没有精力去顾及别的方面，GDP对它来说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它才会疯狂的去追逐GDP。所以如果能够像重庆那样通过政策、路线的调整，重新获得工农大众的政治支持，重建执政合法性，降低甚至消除“合法性焦虑”，那么执政党就可以比较从容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一个人快要淹死的时候什么稻草都抓，但如果他在一条稳定的大船的甲板上，他就不会这样了，这是我对重庆模式的第一个看法。

刚才黄（纪苏）老师谈到一个观点：政府和执政党要超然，不要和某一个阶层的利益搅合在一起。我对此略有不同意见。在我看来，执政党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只能由某一个或几个社会阶层来组成，虽然作为执政党，不应该绝对的只照顾某一个阶层的利益，对其他阶层的利益就不顾及，但是有一个主要的阶层作为你的政治基础来支持你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性命攸关的。比如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做了很多其他时代领导者所完全不可能做的事情，比如改造知识分子，比如社会主义改造，比如反右等，可以用惊天动地，天翻地覆来形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而别人不能这样做？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共产党政权稳定的获得了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有着非常稳固的政治基础。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他就不怕得罪知识分子，不怕得罪帝国主义，也不怕得罪其他阶层。他敢于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敢于进行土改，从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敢于炮击金门，敢于和苏联翻脸，这些事情他都敢做，用毛自己的话讲叫“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那反过来，如果说你很超然，没有自己的政治基础的话，则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现在执政党为什么像小媳妇似的畏首畏尾，动辄得咎？就是因为它抛弃了自己的“原配”——工农大众，但资产阶级又和它同床异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它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唱红”的问题，好多人对唱红不太理解，在网上，左派右派都有些过度的解读。我对唱红的理解，就是一个重建文化自信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黄老师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些年执政党没有文化自信。从否定文革开始，然后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最后否定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一来，执政党给自己弄了一身原罪背在身上，理不直，气不壮，因为你以前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犯错误的历史嘛，这样你就是一个戴罪立功的状态，谁都可以教训你，没有自信，去推行任何的政策时候，别人一批评你就得马上回头。重庆的“唱红”，唱的主要是红色历史歌曲，主要是战争时期或者是建国初期的一些歌曲。这实际上是对执政党的历史进行了一个梳理，重新进行了肯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说到这里，我谈一个小插曲，最近郎朗在白宫，演奏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这就是一个比较自信的表现——我们是胜利者！反过来，假如说按现在一些自由派朋友的说法，抗美援朝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是你的一笔负资产，那当然你就不敢在美国人面前去弹这首曲子。重庆通过唱红重新肯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重新肯定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繁荣、富强而奋斗的历史，那么就重建了文化、历史自信。建立了自信之后，很多政策就比较好推行了。而且这个自信，不光是领导层自己的自信，也要让老百姓来认同，所以唱红就是一个重建自信、整合社会、增加认同的过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还有一点就是有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薄熙来还是要在重庆进行政治改革，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人去政息的局面。这个判断我觉得也是从一个约定俗成，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出发提出的问题——“法治优于人治”，这几乎也成了一个“常识”，但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我很怀疑。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人治，但创造了一个很辉煌的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领先于西方。因此我觉得，人治或法治，可能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关键是以什么样的人治？是有利于大多数人呢还有利于少数人？另外，法治是不是就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呢？我看不见得。比方说，小布什一上台，也翻烧饼，就对克林顿的政策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甚至根本性的调整，结果导致美国盛极而衰。再比如我们的芳邻韩国，前两任总统金大中、卢武铉都推行阳光政策，那时候南北朝鲜的关系比较缓和，也可以说是积累了一个很好的气氛。但是李明博上台以后也是人去政息，所有的政策全部逆转，金大中被气死，卢武铉被逼死，朝鲜半岛几次走到战争的边缘；再比如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实行民主制度，都是选出来的人，最后却选出陈水扁这样一个货色，陈水扁不论是从他治理台湾地区的政绩，还是他的个人品德，都是非常成问题的，可以说是把台湾祸害了八年。这样的法治，相对于一个人治，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优越性。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考虑。也许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人治”条件下的政策连续性问题，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个挑选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有很多创造性的思考；再一个就是赋予人民群众监督权的问题，我建议先恢复人民群众使用大字报进行监督的权利，经验证明，大字报对基层官员的监督是非常有效的。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之后，“人治”不见得就不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也不见得比“法治”差。

最后，我想谈一下重庆模式的前景。重庆目前的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通过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运用很充沛的财政资源，来调整各方面的利益。这个模式能不能长期持续下去？比方说，重庆鼓励农民进城，然后给农民提供“五件衣服”，这全都是靠政府拿钱的，但一旦政府的财政收入出现了问题，还能不能继续向农民提供福利？这是令人担忧的。我的看法是：任何“模式”如果最终不能体现为生产关系的变化，就是不能长久的，也不能被称之为“模式”。我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村问题，由于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城乡差距在继续拉大，大量农村人口被迫到城市打工，导致整个城市的工资水平无法提高，产业升级因为相对成本过高也始终无法完成。秦晖老师提出所谓“低人权优势”，完全是不懂经济学的表现。

三农问题为什么无法解决？主要是受制于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就是小岗村的神话，因为中国改革的所有的逻辑起点都可以追溯到小岗村，所以就没有人敢于戳穿这个神话（这真是典型的政治挂帅，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的思维模式），小岗村的神话不能否定，农村的生产关系就只能在私有制的框架内打转，要么“公司+农户”，要么土地向种田大户的手里集中。这样下去，迟早会出现大量的失地的农民。从中国的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王朝被推翻，都是因为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流民以后，然后被推翻的。如果这些农民进了城，又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既不能回到农村，又不能在城市里安顿下来，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力量。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改革、要破局、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要从农村的生产关系入手。去年夏天我和一些大学生到农村去做一些社会调查，我们发现，凡是农村保留集体经济的地方做的都是不错，最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因为这些产业是集体所有，那么非农产业获得的利润在农民当中就能够相对平均地分配，而不是集中在一小批人的手里，这样一来，就导致农民的生活水平整体性的提高，虽然不是大幅提高，但却是整体性的提高。从客观效果上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他们进城打工的人数就会减少；第二，他即便是进城里来打工，要价也会比较高。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整个城市工资水平的上升，最终导致贫富差距的缩小，以及产业升级的完成。当然农村集体经营的非农产业，主要应该是农村的金融、商业、农副产品加工与贸易等，而且需要政府的政策保护，否则无法和城市资本竞争。不破除小岗村神话，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一直在拉大，城市的工资水平始终是提不上来的，那么所谓内需啊，产业转型啊，所有这些问题都谈不上。所以我觉得重庆模式最终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一种“模式”，最终能不能为中国找到一条出路，关键的指标就是要看农村生产关系会不会有一个大的变化——重建农村集体经济，并依托集体的力量从事非农产业。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觉得重庆模式就没有完全超出深圳模式，顶多算是深圳模式的改良版，其前景也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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