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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婵释禅:“重庆模式”究竟是一种什么模式?

听婵释禅 · 2011-02-09 · 来源:
重庆经验重庆经验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重庆模式”究竟是一种什么模式?  

   

听婵释禅  

   

关于“重庆模式”,至今仍在思想理论界,尤其是在左翼思想理论界还有很大的争议,一种对“重庆模式”庸俗化、虚无化,甚至否定化的思潮正在汹涌泛起。若在鱼目混杂的整个思想理论界存在这种现象,是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然而在一向以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的社会主义左翼存在这种对“重庆模式”的庸俗化、虚无化,甚至是否定化的思潮,就让人感到莫明惊诧了。这除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之外,这种现象仍然可以认为是“认知和理论水平”上存在的问题。而出现这种理论认知上的争呜和差距,主要是一些人抛弃了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实质,用老旧的思想理念和思维定势去诠释“重庆模式”所产生的结果。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抽象、概括和总结”。如果以往的某些理论不能“准确合理地解释”实践,那么这种理论就需要发展和完善。虽然“马列毛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当时还没有做到“准确合理地解释”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却把这一切明白无误地干出来了。缺的只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罢了。而听婵释禅所做的这一切的理论探索,正是想把20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主义实践”,通过“理论的语言”抽象、概括和总结出来。  

   

听婵释禅认为,社会财富“分配”环节是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下“定义”的唯一的衡量和评价标准。对于市场经济之“分配”环节来说,其是具有“归属性或是阶级性”的。市场经济之“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是“没有”归属性或是阶级性的。也即任何国家、任何所有制企业、任何家庭和个人等,或是重庆,或是深圳等“生产”的商品,特别是在“过剩的市场经济”阶段,只要有“钱”,都可以通过“交换”的方式用来进行自主“消费”。只有社会财富的“分配”,那绝对是“谁的就是谁的,决没有半点免费午餐的味道”。所以,判断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性质”,和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的社会制度下“定义”,就只能以社会财富的“分配”环节来做为唯一的衡量和评价标准。为了“准确合理地解释”什么是“重庆模式”,以及其与“深圳模式”在发展方向和道路上的本质不同,我们先把听婵释禅 给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按公权力分配”等概念所下的“定义”罗列出来。  

   

一是“社会主义”的定义:是指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做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分配方式,并“主导和统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分配,而“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则处于“极为次要和补充”的社会财富分配地位而形成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  

   

      二是“资本主义”的定义:是指以私有制为基础,“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 做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分配方式,并“主导和统领”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实现“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和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手里集中和转移”的社会财富分配,而“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则处于“极为次要和补充”的社会财富分配地位而形成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  

     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归根到底,就在于“社会财富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还是由少数人独享”的问题。  

   

四是“封建资本主义或是叫官僚资本主义”的定义:是指以私有制为基础,在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上同时采用“按资分配、按公权力分配、按劳分配、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等四种基本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并以“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为主,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为辅的“混合过渡”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社会基本经济形态。  

   

五是“按公权力分配”的定义:就是指代表国家、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行使社会财富分配职能和权力的政府、企业主、家长等的主导者们,根据各层级组织内部全体成员的意愿和诉求,运用“公权力”对各层级组织内部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产资金资本利润等财产、国家安全、国家财政收入、国家外汇收入、基础设施等各层级组织里所有成员“共同所有”的社会财富”进行公平正义性、均衡全局性、平等民主性、公正合理性、协调可持续性、科学发展性等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  

    “按公权力分配”可划分为:一是按管理和安全的分配方式。二是按公平分配方式。三是按公益分配方式。四是按公共分配方式。五是按需分配方式。六是其它公权力分配方式等。  

   

      任何不带偏见并理性的学人,都可以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实践中,看出他们主导的“社会制度”是以“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为主导且占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分配份额,并较充分地体现“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崭新社会制度。我们把这种“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分配制度叫做“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这两种分配方式的根本载体和实现形式。 而“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则处于“极为次要和补充”的社会财富分配地位。这就印证了上面的那个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  

   

而“重庆模式”正是通过不断地强化和扩大“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主导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尤其是“突出”强化和扩大“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主导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并不断地压缩和限制“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尤其是“突出”压缩和限制“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动态式的“分配方式组合形态”模式。按着“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听婵释禅所下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重庆模式”不正是在“进行着”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回归的伟大实践吗?而对于“重庆模式”这种社会主义回归“量变过程”的熟视无睹和庸俗化、虚无化,甚至否定化,对于一个真正思想者来说,都是不能原谅的,至少是需要其提高认识的。  

   

重庆拿出5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这种国民经济的二次分配就是“按公权力分配”方式。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就是实现“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分配方式之一。许多人一提“马列毛的社会主义”,就只认可“按劳分配”方式,而对通过政府、国有企业等“按公权力分配”的“住房、医疗、养老、教育、公益福利、公共基础设施、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文化活动、外交活动”等的财政支出却从来都熟视无睹,难道那个“毛泽东时代”这些方面的财政无偿支出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而人们对当代那种“上不起学、看起了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水利等基础设施长期吃老本”等满腹牢骚的报怨,难道说不是在期待“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回归以修复这种“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的缺失吗?重庆拿出5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难道说不是用于这些方面上吗?重庆做了,别的地方没有做,难道说重庆不是在“引领”社会主义“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回归吗?  

   

而“深圳模式”却是通过“私有化、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不断地强化和扩大“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主导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并不断地压缩和限制“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主导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而走向了与“毛泽东时代和重庆”相反的社会制度发展方向。“深圳模式”的私有化道路,私有制企业发展已经达到了99%的份额和数量,发达了资本家,从而强化了社会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和转移的“按资分配”方式。私有化过程又引发了“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的泛滥成灾。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涉贪20亿元人民币为例,就通常意义上的贫困县来说,一般一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一个亿,许宗衡一个人涉贪20亿元,就相当于20个贫困县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一个县按有30万人口计算,那就是许宗衡一个人侵贪的社会财富就相当于六百万人一年的劳动所创造的财政收入。1:6000000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所具有的“占有社会财富份额”的巨大能量了。那无数个许宗衡的“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和无数个资本家的“按资分配”,又是怎样的惊天地、泣鬼神地占有巨量财富份额啊!  

   

“深圳模式”的市场化道路,就是把原来“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打碎,并通过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养老市场化、住房市场化、公共基础设施私有化、市场化等等,压缩和限制“按公权力分配”方式的空间和保障作用;通过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工的“五种福利”的缺失和血汗工厂极低的工资来压缩“按劳分配”方式所占有的财富分配份额。这就是“深圳模式”在前三十年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这就是“深圳模式”所走的并且也是已经走到尽头的封建资本主义道路。不信,你就用深圳三十年的实践,也即“深圳模式”与慈禧老蒋的社会制度,以及上面关于“封建资本主义”的理论定义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而在这里之所以说“深圳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因为必竟我们现在还是叫“社会主义”,不管某些人在“社会主义”身上加上多少“色”,“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实质是不会变的。既然仍然要搞社会主义,一旦人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那种滚滚洪流、追求和热望就会势不可挡。“重庆模式”已经诠释了这一切。  

   

现代人为了说话的方便,往往用一种模糊或是中性的语言来回避和挣脱意识形态束缚,用“模式”来说事,也许更能模糊那种意识形态争议,但明眼人难道说连这种大是大非的“道路和路线”之争还看不出来吗?妓女就是妓女,再怎么“失足妇女”,实质上的问题也改变不了的,这种语言上的投机取巧和瞒天过海,虽然已经成了当代的时髦和无奈,但不管叫什么,不管精蝇们如何变幻花样地造词忽悠,做为一个真正理性的学人,这点“实质的东西”总应该能把握吧。而“重庆模式和深圳模式”这“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的正好相反的“道路和路线”也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叫“重庆道路”或是“深圳道路”可能更准确、更贴切一些。“模式”这种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万金油”,还是去他妈的吧!所有的“模式”通过上面的有关“社会主义”等的定义去检验,都会露出他那 “路线和道路”的本质。左翼不是整于唠叨“路线和道路”吗?给你这样关于“社会主义定义”等的强大的理论武器你闲置他N年不用,却整天唠叨一些不堪一击,毫无理论说服力的“臭氧层子”,社会主义回归,指望你那连在理论上都说不清、道路上不明确的理屈词穷的废话,也只能是做做白日梦罢了,更不要说在完全没有“理论方向”的前提下进行你的社会主义实践了。  

   

下面我们以“实证”的方式来证明“重庆道路”的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伟大回归实践。薄熙来和重庆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通过“唱红打黑、五个重庆、民生十条”等的具体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并促进“城乡统筹,缩小城乡、贫富、区域三大差距的具体方式、路径、措施和操作方法。  

   

一是“唱红打黑”。“唱红”,就是倡导天下为公、大公无私、互助合作、公平正义、平等民主、以人为本、劳动光荣、公有制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也就是为实践“按公权力分配和按劳分配”方式铺平道路。因为“红”,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平等民主的“按公权力分配和按劳分配”方式。“打黑反腐败”和“开征房产税”等,就是压缩和限制“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和按资分配”方式的分配空间和财富占有份额。  

   

二是“五个重庆”。“宜居重庆”,“宜居”你得先有“居”。“公租房”:是延用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住房建设模式,土地政府出,税收减免等,虽然市场化一些,但大钱还等于是“按公权力分配”之公平、公益分配,才能比市场出租价低许多。廉租房:政府出的钱更多,更具有“按公权力分配”之公平、公益分配之特性。旧城改造等:政府有补贴,也体现一定的“按公权力分配”之公平、公益分配之特点。“房产税”:限制某些人多占有住房资源,是一种反向“按公权力分配”。  

 “畅通重庆”:那铁路、公路、高速、立交等等的建设,不是中央政府和重庆市政府、国有企业等公有制单位出大钱,指望那些资本家,那是一样也别想干成。这无疑是“按公权力分配”之公共分配。  

 “森林重庆”:种树、种花、种草、建设公园等等,那可不是靠捐几个小钱可以解决的,没有强大的政府财政投入,一年种十年的树,连想也不要想。这无疑也是“按公权力分配”之公共分配。  

 “平安重庆”: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公安警察队伍,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也是“按公权力分配”。老百姓有了安全,就等于间接获得了不受损害的公共利益。  

 “健康重庆”:政府投入建设的各种公共体育设施、公园、旅游地等,都是为老百姓健康服务的。也是属于“按公权力分配”。  

   

三是“民生十条”。重庆今后5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实现全面小康。基尼系数代表着贫富差距,目前重庆是0.42,要想办法降到0.35。城乡居民收入比要缩小到2.5:1左右,以人均GDP衡量的“圈翼”差距缩小到2:1左右。保证130万留守儿童每人每天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个鸡蛋,有营养午餐。落实好医疗、教育等问题。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让500多万城乡老年人老有所养。要让老百姓享受到西部地区便宜敞亮的住房、优质的教育、充分的就业和全面的社会保障,幸福指数居全国前列。要使市民有充分的幸福感,关键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众的幸福感。3000字,3000亿。这3000亿元,肯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靠资本家那种想把“剥削压迫合法化”的假仁假义的汤汤水水的捐赠来解决,全要靠政府财政等的投入,这无疑又是“按公权力分配”方式在起作用了。  

   

四是重庆通过发展经济,发展企业来扩大就业,就是增加“按劳分配”的份额,虽然还不能克服私有制“按资分配”的泛滥成灾,但重庆国有企业第三财政的支撑作用也在日益显现。这在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重庆能积极地扩大社会主义的因素,跟“深圳道路”相比,又怎么不是一种向着社会主义回归的巨大文明进步呢!  

   

总之,不管是“重庆模式”也好,还是“重庆道路”也罢;不管是改良主义也好,还是革命主义也罢,重庆反正是按着“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财富共享的实践”法则,反正是按着听婵释禅所概括总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义在向着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着回归和靠拢。而在一个大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没有如此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是根本做不到的。这就是领袖的意义。  

而去掉所有纷繁复杂的外部表象,经过抽象、概括和总结,“重庆道路”的实质就这样简单并指向明确,那就是:“通过强化和扩大“按公权力分配和按劳分配”的主导地位和财富分配份额,通过压缩和限制“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分配空间和财富分配份额,向着财富共享的社会主义回归”。这就是“重庆模式”,或是“重庆道路”向着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迈进的全部历史和现实意义。  

 2011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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