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基本需求影响幸福感

当欧洲债务危机在全球向纵深发展时，中国正努力推进提升其国民经济的“十二五”规划。这种推进在2012年面临诸多挑战：发达国家需求下降，中国内需尚未成气候，地产泡沫与影子银行系统随时令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爆发。过去几年，每个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上述挑战带来的生活变化，不论是地产泡沫、不断上涨的物价，还是低迷的股市，都给国民带来了切身的压力。

中国国民在走向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是否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在欧洲福利社会爆发危机之后，我们该如何理解一国福利与财政的关系？为此，《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王绍光教授。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其国民在哪些方面可能会承受较大的压力？他们的幸福感会有什么变化？

王绍光：说到幸福感的变化趋势，中国似乎经历了一个U形变化。“世界价值调查”从1990年开始就每隔几年在中国调查一次。1990年，中国感觉“满意”的人比重相当高，约为80%，此后十来年，比重开始持续下降，到2007年出现回升。感觉“幸福”的人比重开始也很高，1995年降到谷底，此后开始回升。

讨论幸福问题，一定要区分“过程的幸福”还是“结果的幸福”。吸毒的人过程肯定感觉“幸福”，但结果就不幸福了。反过来，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会指出，在高收入国家，感觉幸福的人比较多；在低收入国家，感觉幸福的人比较少。高收入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是提高幸福感的必由之路。然而，同样有大量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速越快的地方，反而幸福感越低。尤其是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也包括中国大陆），几十年来几乎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但是幸福水平却不高。依据“世界价值调查”的数据，哪怕到最近，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的总体幸福感还没有内地幸福感高。

这就引出了一个悖论：从结果看，经济增长有利于提高一国人民的幸福感；从过程看，经济增长不利于提高人民的幸福感。问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到底应不应该促进经济发展？

东亚现象早就引起各路专家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解释。很明显，经济增长过程一定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环境污染、强调竞争等等。竞争令人们感觉到紧张。东亚地区都重视教育，这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也带来普遍的竞争，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要竞争，学生紧张、家长也紧张。这也许与拉丁民族特有的文化相关。此外，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在经济增长很快的东亚地区，人们工作时间普遍比较长，这也会影响幸福感。

日报：中国人的幸福感与其他国家有无共性？就幸福感来说，是否有一些客观的指标可以衡量，能否介绍一些影响幸福感的具体因素？

王绍光：中国的情况跟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体很类似。这里有一个文化特点：东亚人民在被问到幸不幸福时，往往不会仅从自己的主观感受出发，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顾及家人、邻居、同事的看法，这也许是东亚人民对生活的满意度较低的原因之一。反倒是太平洋(601099,股吧)岛国或拉美等地的人，没太多这方面的想法，因此幸福感更强。

就幸福感来说，除了刚才说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过程之外，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人们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这里说的基本需求既包括衣食住行等影响生存的客观需求，也包括诸如亲情、友情、互尊、公正、自主等主观需求。大量跨国实证研究证明，这些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对幸福感影响极大，恐怕是影响幸福感最关键的因素。

第四个因素就是社会平等。近年来，有关平等与幸福关系的研究汗牛充栋。大量的研究发现，越平等的地方，人们感觉越幸福。

总的来说，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基本需求的满足以及社会的不平等都可以影响一个社会的幸福度。从这四方面看，中国的现状是，在满足基本需求方面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做得要好，收入水平居世界中等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人们感觉社会不平等程度太大。

日报：在“十二五”规划中列有“区域发展”、“社会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等内容，是否显示在经济发展后，中国有必要提出新的配套政策？

王绍光：的确是有些新的提法。在过去30多年里，头20年的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我曾批评那个阶段的中国政府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进入新世纪以后，社会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另外，从社会结构看，中国正经历一个重大的变局：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在历史上是首次。管理农村人口为主的国家与管理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不同，社会管理的方法必须创新。

当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快速而重大的变化时，社会管理方式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别的国家也经历过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它们那时也焦躁、迷茫、痛苦、不安。不过，其他国家走过这个过程的时间拉得很长，而中国则把别国几十年、上百年走过的路，压缩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完成，矛盾集中呈现带来的压力史无前例。

更何况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又开始进入信息社会，互联网用户已超过5亿人，手机用户超过9亿人。信息社会有两个特点，一是信息传递速度快，跨越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全球几乎都可以即时传递。二是信息不再是单向传递。以前，信息传递几乎都是单向的，现在信息往往是多向的，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信息的发布者。

所以，城市化与信息化都要求中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日报：具体到“十二五”规划，你觉得有哪些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新亮点？

王绍光：我觉得亮点挺多。你稍留意就会发现，以前叫五年“计划”，从“十一五”开始，改叫“规划”。计划往往带有指令性，规划则带有战略性、指导性。早期的计划指标大部分是经济指标，但是从“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就可以看到硬性指标慢慢转向经济以外，尤其是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

比如说医疗、教育、环保等方面都有比较硬性的指标，这都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社会方面的，这些对于人民幸福感有益。

刚才说了，提高国民幸福感最重要的一条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前些年，中国民众的很多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例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住房又太贵，这些都是很多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普通老百姓的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应该是有利于提高人们幸福感的。

还有很多措施是利于缩小差距的。既然中国人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低，缩小不平等肯定是有助提升幸福感的。中国社会变得越不平等，感觉不幸福的人就会越多。

不平等为什么会使人不幸福？因为对一般人而言，收入分为两种，一个是绝对收入，一个叫相对收入。按道理说，绝对收入应该最重要，收入水平越高，人们应该越开心。但实际上人们更看重的恐怕是相对收入，即相对其他人的收入。当各项条件都差不多（如年龄、学历等），工作辛苦程度也差不多时，如果某些人赚得更多，另一些人就会不高兴。

在新的五年规划里面，那些能够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地区内部、城市内部、乡村内部差距的措施应该是有利于提高人民幸福感的。

日报：中国目前的财政能力是否可以支持更多的政策工具提升国民的幸福感？

王绍光：政府要区分人们的“需求”和“要求”。需求就是我刚强调的基本需求。缺少这些东西人们就不能有一个有意义的、有尊严的生活。“要求”是超出基本需求的诉求。打个比方，一个女同志上街需要一个包是需求，需要一个LV那就是要求。

政府要关注什么？我想应该是“需求”。具体来说，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方方面面，如教育、住房、人们的尊严、对公正的期待，这些都是，也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如果让大部分人的需求得到满足的话，那就能有效地提升中国人幸福感。

这些需求都跟政府财力有关。比如医疗，这是非常昂贵的，连美国都负担不起，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只能负担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超出部分还得靠个人和慈善行为。随着财力的增长，中国医疗体制以后不仅应覆盖所有人，还应提供更高质量的覆盖。又如教育，其实也是很昂贵的。现阶段，能否解决农村学校学生的住、食问题，对财政能力是极大挑战。今后九年义务教育也许还可以往前后各延三年，包括学龄前和高中阶段。

2010年，中国建设了580万套保障房，今年已开建1000万套保障房，明年大概还会盖700万~800万套保障房。三年加在一起，是2200万~2300万套保障房，可供6000多万人居住，这相当英国的人口。盖这些房子是很花钱的。

上世纪90年代，我曾主张要增加财政收入支出，这是满足大家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但是我现在觉得，也不能走得太快，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包下来，恐怕是办不到的。如医疗改革，可以包括基本医疗，但可能无法包括所有的报销，这在中国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才能实现。

中国并不富有，它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要慎之又慎。最近几年，我不再谈提高财政收入，而更关注政府怎么花收上来的钱，关注预算监督。政府一定要谨慎花钱，要受到人民的监督，要让人民群众监督，这样才能使不多的钱花在刀刃上。

王绍光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