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网站昨日发布的《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显示，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昨日向早报记者表示，在学界，相对于前几年有大量的劳动力存在，大家都认为人口红利将要消失，但完全消失还要等到几年以后。人口红利消失的前提取决于现有制度是否变化，如对中国的退休制度进行改革，人口红利就能多持续几年。
城镇化与市民化
国家统计局在报告中指出，“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尽管未来几年会有小幅波动，但对劳动力供给问题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全国人口年度抽样数据还显示，2011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其中，2011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达到51.27%，比上年上升1.32个百分点。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昨日向早报记者表示，应该注意的是，现在的城镇居民统计中包括一部分农民工。他指出，很多劳动力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理所当然被划分为农村人口，但以后出去到城市打工，根据户籍制度，还是农村人口。但根据居住地原则，已是城镇居民，这在统计上往往反映不出来。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也认为，从城镇居民统计中包括大量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角度而言，城镇化比例有点虚高。不过，任远更愿意用“城市化不彻底”来形容现在的城镇化比例。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则提醒到，人口结构的转变也会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其中之一是城镇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二是农民进入城市后，城市各方面资源供给包括生活资料、水、电、交通等都会进一步增加压力。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城镇化，还应是市民化。”李实称，市民化需要很多政策的配套，如推进改革户籍制度；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社会保障实现广覆盖，不以他的身份而有所差别；消除收入歧视等等，要做的工作很多。
人口红利还能有几年
有观点认为，劳动力比重下降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中国必须加快制度性改革，以“改革红利”替代行将消失的“人口红利”。
不过，李实昨日指出，人口红利取决于劳动力所能赡养的人口的比例。现在的老龄化过程有两个成因：一是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二是出生率本身的下降。由于属于儿童或青少年的人口比例也在降低，劳动力的总量还没有降低。目前，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并没有减少。人口红利可能还会持续几年。
李实指出，针对老龄化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适当调整就业政策。中国的退休年龄基本是最低的，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现有的健康条件是能延后退休年龄的。“如果把工作年限再往后推三五年的话，人口红利就有了。”
在李实看来，完全可以采取一个更加灵活的退休制度，比如延迟到65岁甚至延迟到70岁，关键要在退休金的建设上建立一个激励制度，让他去做出选择。
苏海南向早报记者表示，人口红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能干活的人要多，同时要有活干。中国现在虽然出现了局部用工荒，但整体上看劳动力仍然供过于求，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去年还能达到9.2%，预计“十二五”期间保持8%增幅的可能性问题不大，今后十年还可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结合这两方面，一是能干活的人多，二是可干的活也不少，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将保持一个较长时间。
中国已接近超低生育率 人口红利将一去责任编辑：zhangshaoling 发布时间：2011-08-15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这即将发生的剧烈变化，意味着什么？
2010年4月底，国务院公布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结果所显示的中国人口结构转变速度之快，印证了许多人口学者的担忧，也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生育率继续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的人口结构变化的呈现，对于中国这个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来说，蕴含着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变化。
虽然在人口学界至今仍然争论于数量巨大的人口对中国而言是压力还是红利，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却是，在过去的30多年中，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一大有利因素。
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这即将发生的剧烈变化，意味着什么？
人口结构的转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原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很多争论提供了实证的答案。结果表明，对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此前的认识是滞后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对本刊记者说。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2.22亿，占16.6%，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总人口比重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
数据显示，0~14岁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
“预期未来的人口变动将以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相对稳定，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递减和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主要特征，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对记者说。
在此之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已在人口学界引起担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已低于官方宣称的所谓1.8的警戒线；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1992年，中国人口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生育水平为2.1），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此后，生育率水平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缓慢下滑，至今已经持续了约19年的低生育率，原新根据六普少年儿童人口规模推算，生育率水平在1.5左右，已经接近超低生育率。
“50~60年代的生育率过高、人口增长过快以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国民经济的崩溃，形成了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即通过降低过高的生育率来放慢人口增长速度，但目前我国的年人口增长速度在5‰以下。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求我们对原来的认识进行反思”。顾宝昌说。
人口老龄化进程是伴随着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减少而实现的。1953年，中国老年人口为0.45亿人，只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1.78亿人，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4/5。
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3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分别在1950~1957年，1962~1963年，1964~1971年。“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这一代人现在正在步入老龄化，从时间上来看，在整个“十二五”期间，老龄化的速度还会继续加快。未来30~40年，变动将会是最为剧烈的。”原新说。
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于中国而言，显然过快。六普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为34%，少儿抚养比为22.3%，老年抚养比为11.9%。而此前联合国的预测是，到2015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为27%，老年抚养比为13%。可以看出，中国的少儿抚养比下降速度早已明显地快于联合国的预测。
“大学招生现在都在抢生源，许多中小学校都关闭了，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从我们身边就能感受得到。”顾宝昌举例说。
人口红利的消退
从第六次普查数据来看，年轻劳动力的减少速度也在加快。根据统计，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
人口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必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在经济学上用人口红利一说或许更能有效地进行描述。
所谓人口红利，其核心是劳动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劳动人口比例越高，抚养比例越低，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并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能够减少经济发展中资本边际递减带来的影响。
在过去的40年中，由于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博客专区)影响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在老龄人口没有加速增长之前，为中国经济提供了30多年的人口红利，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中国的就业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在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之外，成为了另一个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
“改革开放的30多年，正好处在人口转变的这一区间，创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较优势，因此可视为人口红利期。”原新说，“但这只是一个机会，将人口机会变为人口红利现实，需要综合的因素，错过这一机会的国家也大有人在。”
而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
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是由于年轻劳动人口的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也成为日本经济因此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种人口转变的速度，使得人口红利来得快，结束得也快。”原新指出。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指出，日本、韩国、中国这3个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人口转变的过程都更快，尤其是韩国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历史相比，中国的死亡率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均期望寿命从40岁上升到70岁用了不到50年时间，而西方国家历史上均用了100年左右时间。中国妇女生育率从每人生5个降到生两个用了25年时间，西方国家用了约75年。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时间之短，也导致未来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早地到来。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通过对抚养比的测算研究，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将在2015年到来。
“中国的人口特征是‘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开始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意味着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未富’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走在世界的先进行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没有比较优势，老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新的比较优势迟迟不能获得，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蔡昉认为。
认知的分歧
对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经济学家对此或许更为敏感，而在人口学界，对于这种变化的分析却并不一致。不同的认知，对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评判相差颇大。
有部分人口学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强劲发展，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的数量扮演的是一个更无关紧要的角色。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催化剂是中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进行的深入的体制改革。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人口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压力，而不是红利。
对此，王丰则认为，“人口红利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产生的劳动力供给变化与劳动生产率两者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中国过去30年来的经济增长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两者并不互斥。”
“就业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靠减少人口来解决就业。欧盟国家年轻人失业率在20％以上，而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很低。”他对记者说。
“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数量之间并不矛盾，中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就是从劳动密集型企业上起步的，中国的就业率比印度高很多，印度虽然推崇软件业等高端产业，但很多的低端劳动力就业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原新说，“不能把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割裂开来看，生产率的提升仍然不能替代劳动力数量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来自日本，在人口红利期消退之后，日本的劳动率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缩减已给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顾宝昌则认为人口现象往往是通过综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人口红利的争议并不能掩盖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影响，“沿海城市的民工荒是一种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差不多50岁了，年轻的劳动力供应不再像过去那样供不应求。”
“并不否认经济结构要进行转型，但劳动力队伍的老化仍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影响，年轻劳动力一年比一年减少，不应该用整体劳动力规模仍然庞大来掩盖或否定年轻劳动力不断减少的趋势。”他说。
“有人说劳动力短缺将会促使中国产业升级，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人口学者易富贤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其实产业升级减少的只是对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而中国目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劳动力的28%，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第二产业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过度降低，也意味着国力的下降。 中国需要的不是降低第二产业的比例（只是需要优化结构），而是增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第三产业对人口素质的要求更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发达国家70%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过剩”，还占总劳动力的38%。但过剩的是中老年劳动力（由于年轻劳动力的不足，使得老年劳动力比例显得过大），他们既不能补充第二产业，又不能补充第三产业。
此外，还有一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于没有兄弟姐妹的分担，只能留在农村照顾父母。中国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怪局面：由于年轻人口的不足，第二产业无法补充，第三产业更加发展不起来，农业人口却又无法转移。
未知的挑战
“对未来趋势的争论在人口普查数据的面前是很苍白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是我国过去几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顾宝昌说。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人口低增长的时期，但从来没有过超低生育率的时期，而由低生育率导致的老龄化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从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跨过历史的分界线，社会结构从农村为主转向了城市为主，人口迁移、流动上发生的变化，这对将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
“现在的农二代和农三代跟他们父母辈的需求已经不一样，而随着中西部发展速度的加快，劳动力的就近移动也成为常态。”原新认为这也是人口结构变化对产业转移和出现诸如富士康自杀事件和“工潮”现象的人口因素。
这些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已逾越了人口学和经济学，成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依靠单独的人口政策，并未能进行有效的改变。
但这些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并没有在“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得到政策上的体现，“说明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挑战认识不足，这种转变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但对此我们还缺乏认识、准备和经验。”顾宝昌说。
“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原新指出。
“即使生育政策调整了，也不见得就能解决将面临的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但如果生育政策都不准备调整，说明我们对面临的人口挑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缺乏起码的认识。”顾宝昌说。
“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是不可重复的。”王丰认为。而显然，以牺牲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的人口红利已然很难再长久持续。高储蓄率，廉价的资金成本支撑的外向型和投资型经济也面临转型，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财富获得的分配不均也导致了未富先老的改革瓶颈。
不思改革的代价，可能将伴随人口结构性矛盾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三年后中国人口红利或将枯竭 发展转型紧责任编辑：lintingting 发布时间：2010-11-10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由于中国生育率较长时间保持较低水平，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年之久，社会上对中国人口变化和政策选择的讨论也日趋热烈。在这些讨论中，人口红利成为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词汇。
粗看上去，人口红利不难理解，即由于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然而，由于对这一词汇的准确含义和估算方法缺乏了解，在讨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时，有很多误解，也常见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和断言。
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一种极端是根本不认可这一说法，断言人口红利根本不存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其中不乏人口或经济学者）认为，人口多并不意味着可以带来红利。他们会问：中国历史上人口一直很多，为什么以前没有带来红利？如今世界上人口多或人口增长很快的国家比比皆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并没有享受所谓的人口红利？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控制人口的宣传教育，不都是在讲人口越多越落后，而中国近年来历史性经济腾飞不正是因为我们全力控制了人口增长吗？同时，人口增长快的地方不也常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吗？贫困地区的家庭不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吗？
对人口红利误解的另一个极端，则认为人口红利不仅过去有、现在有，而且，在未来30年甚至更遥远的未来也会有。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把简单的人口增长或劳动力年龄（20岁-60岁）人口增长与人口红利划等号，认为只要人口在增加，人口红利就可以源源不断。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学者，也包括某些制定就业、社保有关政策的高级官员。这种认识的一个极端版本是“人口红利与日俱增，不可替代”。
以上两种对人口红利的误解，均出于对人口经济学中讨论的人口红利的概念与计算方法不了解。
人口红利如何计算
人口红利是过去20年间人口经济学界提出并验证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20世纪后半叶诸多国家所经历的人口历史性变化的观察和分析。这一历史性变化就是，在20世纪，世界上众多国家的人口期望寿命翻了一番，人们平均生育子女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人类生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段时间堪与20世纪相比。
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一般都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20世纪后半期，世界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爆炸性人口增长。按公元1750年时的人口增长率，世界人口每翻一番所需时间大约是1000年；按1950年时的增长率，则不到120年，而到2000年，仅为40年。也正是由于20世纪后半叶如此急速的人口膨胀，才会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从高死亡率和出生率决定的人口快速增长，转为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决定的人口低增长，被称为人口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增长，除了其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还有一个历史性机会，这就是造成人口红利的机会。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有一大批人陆续走完儿童、劳动年龄、老龄的生命历程。这批人处在劳动年龄时，便创造了人口红利的条件。人口红利泛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具体是指在给定的经济条件下，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的时间差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人口红利其实是生产与消费的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的经济后果。以往经济学研究主要考察人口总量与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此不同，人口红利研究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并不一定就有所谓人口红利。实现人口红利，一个简单条件就是这些新增劳动力必须能够就业、创造财富，否则，无所谓红利可谈。因此，在计算人口红利时，一定要把不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条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剔除出去。
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一个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个更富有生产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远不限于增强体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还有几年
使用人口和经济发展数据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计算表明，人口转变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起飞中产生了历史性的、相当可观的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腾飞与人口红利的产生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经济发展而言，可谓如虎添翼。
使用不同方法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所得出的结论是相近的。但是，由于数据与方法的不一，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规模的估算有所不同。
蔡昉、王德文等学者使用回归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人口红利。美国学者使用类似方法得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红利所造成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和东西方中心经济学家梅森和本人使用有效抚养比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是，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约为15%。
左图是使用抚养比的方法，对中国1982年至2050年人口红利的估算结果。2000年后的结果是通过预测中国未来人口变化（假定出生水平维持在2000年官方认定的每对夫妇平均生1.8个子女），和以2000年时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消费的年龄模式为假设模式而得出的。有效抚养比在2013年以前均呈上升趋势，在1982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上升速度最快。2000年至2013年间（上图深色部分），抚养比仍呈上升趋势，但速度趋缓。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有效抚养比在此后呈不断下降趋势。
因此，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即将竭尽，不久将成为制约人均收入提升的负面因素。如上图所示 ，由于人口老化，中国有效消费者人数将持续上升。人口红利即将在2013年由正转负。
第二个人口红利？
以上所述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即所谓的第一个人口红利。计算这一人口红利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不变。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一假设条件加以改进，提出了伴随人口老龄化有可能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论述。
理解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关键，是生命周期财富的概念以及它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与第一个人口红利相比，第二个人口红利基于年龄结构变化对财富创造过程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加速资本积累，从而加剧经济的资本密集度，进而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在传统经济学中，人口因素对资本累积的影响是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来衡量，它假定储蓄率为常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概念拓展了新古典模型，将储蓄和财富都视为内生变量。
然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生命周期财富总量的变化，并不等于第二个人口红利会自然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产生取决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基本条件是，随人口老化新增的储蓄必须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市场，才能提高劳动者人均产出，从而产生人口红利。
代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转移支付或贷款。在这三种方式中，只有资本积累才可以影响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而其他形式的财富转移则不会。例如，如果退休人员的消费需求是靠家庭或政府发起的转移支付来满足，便没有所谓第二个人口红利可谈。这种做法能有效地在各年龄段人群间进行资源再分配，但它不能创造资本。而且这种再分配通常依靠政府税收政策来实现，而对就业者过高的税收反而会削弱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如上所述，人口老化有可能通过储蓄与资本积累带来新的机会，可能产生第二个人口红利，但这绝不意味着人口老化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这是因为，建立有效、可靠的资本市场绝非易事。过去两年中，全球金融危机与众多退休基金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最好的警示。
人口老化与中国转型
讨论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要考虑未来经济增速、劳动者收入水平、资源依赖性、环境保护、贸易关系等，更要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依靠大批廉价年轻劳动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贸出口、来料加工为主的发展模式，无法长期继续下去。
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在未来20年内，这个人群组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缩减近20％。面对中国年轻劳动力人数的变化，中国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转向发展高技术、低消耗、低污染产业，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强化人力资源开发。
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供给的下降，与老年人口的增加一起，会促使社会转型。这个转型会使一般劳动者的收入能够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也是一个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普通劳动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是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基本条件。同时，只有广大劳动者收入提高，家庭和个人才能不断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以适应转型后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
这个转型也要求中国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与医疗体系。这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健康，也影响到居民的消费行为。未来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1.65亿，增加到2020年时的2.4亿、2030年时的3.4亿，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低生育率、家庭养老受到严重限制的环境中，如果住房、医疗和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均存在巨大或较大的不确定性，居民的消费支出很难有持续性增长。
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历史性机会与条件。目前，这个人口红利近乎竭尽，关键转折点将发生在2013年。这必将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更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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