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对中国的巨大挑战，我们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这种思潮主要是由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如英国的保守党等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第一强调经济的非调控化，主张市场万能。第二是主张私有化，反对公有制。第三是主张经济完全的自由化，而这个自由化又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公正的经济、政治秩序，反对发展中国家改变现有的很多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的要求。第四是主张福利个人化，反对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等等。这种主张是国际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当前新自由主义深陷危机之中，在世界上已经臭名昭著。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巨大优势，我国受西方危机的影响还不很严重，因此有不少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危害还认识得不够，还总想继续在中国推进这条道路。这可以说是不知天下大势的梦呓。
凯恩斯主义主要由各国的社民党、英国的工党等资本主义中右翼政党推行。在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后，这些政党的政策也吸收了很多的新自由主义因素，甚至趋同于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主要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力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克服资本主义危机，实现平稳发展。当前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 ( 比如私有或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 、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来克服中国面临的困难。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另一个冲击。其实，这条路也是不通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就是为了克服 20 世纪70 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而兴起的，但又不断地引发资本主义危机。这几年资本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式的克服危机的政策也没有完全奏效，导致世界危机还在深化。其实，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在 40 年代后曾经成功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罗斯福新政实施后几年并没有使美国就业和经济大规模好转，经济只是被维持住没有崩溃而已，其实增长仍很缓慢，后来美国是通过不断的战争才真正克服了生产过剩等问题。战后的繁荣除了与战争摧毁过剩生产能力有关外，还和科技革命和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力量壮大有关，不能将功劳主要归于凯恩斯主义。可见，指望凯恩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克服危机也是欺人之谈。
中国出现某些问题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是和这两种思潮在很多经济领域的重要影响密切相关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才是中国未来的正道。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四主型经济体制”: 一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二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模式并存; 三是国家调节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双重调节机制; 四是自力更生为主导，同时又多方位开放。
这种模式，使我们国家调节的力度、水平和有效性都超过西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强调民生和共同富裕，强调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新自由主义不必论，即使凯恩斯主义主张要保留相当程度的国有企业和国家干预，由于它不触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还是以维护私人资本利益为宗旨，因而实现不了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公共利益控制生产，克服不了各种矛盾和危机。
相反，不仅中国，而且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越南、实行 “市场社会主义”的白俄罗斯以及实行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委内瑞拉等国家，也都呈现出发展又好又快的新局面。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各种社会主义特征的新型经济体制模式，比美国等新自由主义和北欧等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框架更加有效。
中国需要在各种挑战中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机制，在当前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 注重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巩固和改善国有经济以及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注重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综合各种文献的估计可以得知，2002—2006 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乐观估计大概是 50%，悲观估计是在 40% 左右。研究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是个不争的事实。
和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相比，我国的差距也很明显。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普遍经历了一个上升过程。1952 年，美国的劳动收入份 额 只 有61% ，1970 年代 末 上 升 到 了 68% ，之 后 虽有所下降，但一直都维持在 65% 左右。1955年日本的劳动收入份额只有 40%，此后不断上升，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末期一直维持在 55%。
和美国、日本、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还有很大空间。如果中国的劳动份额能从目前的 40% 左右上升到 60%，劳动者收入将会有很大的提高，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过低与低附加值产业发展不无关系，而之所以会陷入低附加值产业发展模式无法跳出，主要在于我国的最低工资政策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落后产能不能淘汰，企业没有技术升级的动力。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工资太低，使用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因而英国发明的机器曾经只能在北美使用。
而要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必须发挥政府与工会两大经济主体的作用，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途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 发挥国家和工会两大经济主体的作用。第一，构建国家主导型劳动者维权机制，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首要条件。目前我国 70%以上的劳动者在非公企业就业，加不加工资主要由老板说了算，政府干预的空间很小。过去在西德，在企业董事会中的雇员比例制和收入共决机制作用下，工会依据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谈判雇员收入的合理增长; 在日本，企业依据职工工龄的增加而提高收入，这些措施都可以为我国借鉴利用。我国政府应当像当年英国政府一样向企业派出工厂视察员，对于侵犯职工利益的行为直接进行起诉，而不能仅仅要求每个单位的工会一对一地进行集体谈判。第二，加强工会力量，实现劳资共决。要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必须加强工会在工资决定中的谈判作用。通过劳资谈判，可以建立工资形成的共决制度。工资共决和利润分享制度可以抑制雇主对于工资的过分压低，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改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调整社会所有制结构基础上重点缩小国民收入在企业层面的初次分配中的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别，比只属于微调性质的再分配改良肯定重要得多。
2. 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第一，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劳资冲突的核心是利益分配冲突，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效缓解劳资冲突，必须建立劳、资、政三方协调机制。西方国家经过100 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有效的劳、资、政三方协调机制，而这一机制在我国还处于建设、探索过程中。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才能改善劳资分配，缓解劳资矛盾。第二，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工资决定的市场机制。但政府对工资的调节机制并没有相应跟进。在当前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滑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府的工资调节机制矫正市场工资决定机制，使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相结合，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包括两方面内容:
( 1) 职工工资增长的指数化。从劳动报酬的绝对量来看，劳动报酬应当使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收入量。要使劳动报酬增长与 GDP增长大体同步，必须采用指数化工资，即每年参照 GDP 的增长率制定工资的增长率。
( 2) 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增长和职工工资增长等指标挂钩。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降低，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增长却很快。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的快速增长，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政府不应当支持和批准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的不合理增长，而应出台法规，规定企业高管层薪酬 ( 含变相收入即福利) 和职工工资增长、企业劳动生产率、利润增长保持一定比例。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长期看，必须提高经济效率。要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靠高积累、高投资推动，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积累、高投资的主体是国家，而在向社会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高积累、高投资的主体既有国有、集体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积累、高投资表现为新增价值分配中资本收入份额较高，而劳动收入份额较低，这必然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压缩国内消费，不能发挥出国内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
如果我国现在严格实施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制度和职工福利制度，劳动收入份额就会逐步提高，高投资、低回报率的增长模式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变。企业提高资本使用效率，逐渐转向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和产业，可以实现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良性循环。这也是我国产业发展走出粗放型发展、进入集约化经营的重要条件。实现产业发展的这一转变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会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
巩固和改善公有制经济
公有制在生产力和价值双重标准上都全面超越私有制。从生产力角度来说，它比私有制效率更高; 从价值观角度来说，它比私有制更有利于公平。
私有制在发展过程当中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如说它每过几年出现一次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损失、发展的缓慢以及民生问题的倒退。危机的总根源，实际上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揭示的，是因为生产的越来越社会化，这个社会化客观上要求公有制，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是由私人来占有的，这个生产的社会化和私有制就互相冲突，这个冲突就要求实行公有制，以适应越来越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的生产、现代化的生产。
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从价值标准来看，公有制体现的经济平等肯定是要高于私有制。公有制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所有上是平等的，同时所有制的平等又会影响到分配。在分配上，简单来说利润不是个人得，而是集体的或者是国家的。集体拿了这些钱可以扩大再生产，可以搞集体福利。国家拿了这些钱如果合法使用的话，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这个价值观角度来说，公有制的公平程度肯定比私有制要高。
总之，只要是私有制为主体，肯定若干年后会出现经济危机的，马克思那个年代是这样的，当代也是这样的。包括瑞典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由于还是私有制为主体，因而仍然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共同富裕的典型，而且它的经济现在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
中国当前的生产力问题，如科技自主创新，以及公平问题，如缩小贫富差距，都有赖于巩固和改善公有制经济。但是竟然有人公开大讲特讲，说中国模式有两大缺点，第一国家宏观调控太多，第二国有企业太多，要像美国才对。
还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国企不要与民企竞争，国有企业只是拾遗补缺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典型的口号，这种观点所说的那个民不是人民，是私营业主和资本家，尤其是大的垄断资本家。西方资产阶级执政党以及他们的理论家就持这样的观点。这些国家是私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为私有经济服务的。平时如果某个行业是亏损的，或者投资收益比较低，私人不能干，就国家去干。干了盈利了，再卖给私人。什么叫资产阶级政府? 什么叫人民政府? 在国企问题上就是最典型的区别。人民政府允许私有制部分发展，按照邓小平的讲法是为了巩固公有制，而资产阶级政府是为了巩固私有制才发展一点公有制，两者性质是根本不一样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不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不要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们就看《江泽民文选》第 3 卷，有一篇关于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章，主张公有企业主要是指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包括非公经济的，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就是单指公有制。在美国出版的经济学大辞典中，当讲到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运行机制、调节方式可以是市场机制，但是公有制占主导，这是主要的本质性特征，西方有一些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
当然，国有经济的管理也需要改善。比如说利润，财政部或者国资委只允许交 5%的利润，后来又说 5% 到 15%。这个定得太死，应该根据每一个企业的情况，国家需要这个国有企业继续大规模发展，那么就是一分钱不交也是可以的，如果不太需要这个国企发展，那它就应该交超过 15%的利润。重庆规定国企的利润 30%交财政，然后财政里面 50%用于民生。其次是国企老总和员工收入过高，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国企强烈的不满。国企的管理层拿那么多的薪水，根本不符合国际惯例。北欧的一个国家的国企负责人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公务员的 1. 5 倍，当然也有更高的，但是没有高出十几倍的。现在部长一年工资也就 10 万左右，我们没有听说过哪个部长跳槽。国企员工的福利普遍高于私有企业，这个问题要有更具体的分析。三年前制定国资法，我就主张要加工人工资，当然我说加的对象不只是国企工人，还有私有企业工人。企业一般的职工收入包括福利，应该和高管层的收入和福利挂钩，绝对不能像美国，管理层增加了 300 多倍，工人只增加了百分之几十。第二就是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挂钩，和企业三五年内的利润率挂钩，还有就是和当地的物价挂钩，应该四个同步挂钩。但是这些还没有落实。劳动者的利益是应该靠国家来维护的，是应该由国家主导的。国家如果不主导这件事，事实上就是交由私人垄断、资本家垄断，那么工人收入问题就永远得不到真正改善。
建立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
1990 年至今，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为了巩固 “全球领导地位”，美国不断交替使用 “单边主义”、 “多边主义”战略手段阻遏多极化趋势，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能源机构和北约军事组织等，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推行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政策，使南北鸿沟越来越大，世界越来越动荡不安。
现代的南北鸿沟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垄断。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商品输出是主要特征;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是资本输出。现在，资本输出、商品输出仍然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上世纪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阶段的输出，其突出特征是知识产权输出，垄断也不是一般的资本垄断，而是知识产权垄断。知识产权垄断导致南北差距比过去更大。它是靠商标、专利，靠核心技术、技术标准、技术许可证转让等手段，来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发达国家是“脑国”，发展中国家是“躯国”，知识产权这个经济发展的脑袋被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控制了。
导致南北差距巨大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元霸权。美国通过美元的国际储蓄机制，合法地掠夺各国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以中美之间的经济交换方式为例，能很清楚地揭示这种掠夺本质。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生态资源、中高级人才等等各类资源进行多种类的生产经营，生产之后廉价卖给美国，美国就不生产了；然后，美国印钞票来换你的商品，你把赚来的钱又存在美国，等于又借给美国用，美国用的时候还不给你保值、增值，利息是负的，因为它大量发行美元导致美元贬值; 到最后，它还倒打一耙，指控你制造了经济失衡。
展望未来，超越霸权治理、实现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任重而道远。为了提升现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水平，必须首先改革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应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激励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治实体共同参与全球事务决策，提高其代表性和决策效率; 应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机制和表决权等，改变少数富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的现状，制定更有效的金融规则和危机处理机制，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 应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保证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决策并从中受益，确保贸易活动不损害民族利益和劳工权益; 应尽快确立全球统一的货币即“世元”，全球统一的语言即“世界语”; 取消美国控制下的北约和某些国际法律机构，重新建立联合国领导下的维和部队和国际法律机构。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
面对现实，发展中国家若要更好地维护本国以及世界劳动者的利益，就必须加强合作。合作对象有哪些呢? 一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说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中国、印度等国家加强了合作，对美国推行“气候霸权”起了重要的遏制作用。我们越是团结得好，合作得好，就越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二是加强政党之间的合作。现在是政党政治，尤其是对那些共产党或左翼党没有掌权的国家，只能通过政党的合作在国际上造舆论，使得各国的右翼力量受到遏制，国际社会因此而进步。三是加强全球工会的合作。因为除了共产党、左翼政党外，工会也是代表工人阶级、维护劳动者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四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学者的合作。因为他们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可以从学术和政策研究方面，从舆论方面，来促进世界更加和谐。媒体如果单独拿出来，就是第五个要合作的力量。中国要打破西方的政治封锁，打破他们在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上丑化、妖魔化中国的局面，就必须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媒体间的团结合作。中国现在外汇很多，媒体也很多，中国大的媒体集团应该主动地走出去并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重要媒体 ( 或采取其他合作方式) ，促使它们客观报道中国，维护世界公众的利益。当然美国等肯定会极力反对，那么，我们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出其虚假的经济自由和新闻自由。
有些合作要加强，有些则要削弱。比如，世界财富论坛以及世界经济论坛为什么总提要保护知识产权而不说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呢? 因为它是跨国公司支持的，所以强调的始终是片面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有利于巩固发达国家的各种垄断地位。对这种论坛，不必太热心。全世界左翼则搞了一个世界社会论坛，参会的非政府组织比世界经济论坛更多，出席的人也更多，对于当前的世界，这个论坛揭示了很多真相和真理。我主张中国应该派人去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甚至也可以在中国举办。这样，我们才能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有全面客观清醒的认识。再如，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大国要有大国的风范，要与其他国家平等交流，外交上要讲对等原则。美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哪怕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也根本没必要过于重视他们，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有很强的价值和政治偏见的。对待西方左中右学者的方式至少应是一视同仁的。这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家到底有多少见识呢? 面对全球危机，他们个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以至于英国女王不久前责问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个提出预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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