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二十年是中国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只要再能赢得二十年的和平与稳定的发展，今天中国面临的海外挑战和国内矛盾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在发展中化解掉，任何力量都将很难撼动中国。中国今天最需要的是时间——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时间。但是，在经济和政治迅猛的发展中，中国文化发展滞后的危险已经开始给社会整体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带来了威胁。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足够强大的文化来凝聚国民精神，即使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与发展非常成功也难以在民心和舆论中获得认可，最终有可能让成功的经济政治发展毁于一旦。
今日中国文化发展的滞后，并不是指具体文化领域的落后。在众多的文化领域，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并不算慢。所谓文化发展滞后的含义是指中国目前的整个文化状态缺乏一个赖以立足的坚实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作为国民精神核心的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文化即使繁荣也只能是无法挺立的藤蔓。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些本身并不严重的国际国内问题之所以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在很大程度是今日之中国尚未在民众心中确立起精神上的立国之本——意识形态。
中国在上个世纪曾经遭受过泛意识形态化的极端主义之苦。但是，从三十多前开始，中国社会在摆脱意识形态至上的过正矫枉中，逐渐走上了去意识形态化的另一个极端。与中国的去意识形态化相反，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西方意识形态开始在全球急剧扩张。中国在与西方的意识形态竞争中逐渐转化为守势和弱势。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弱势已经直接威胁到当前中国体制的合法性，威胁到1949年现代建国的合法性。
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国家的发展正呈现出经济的衰退和政治文化扩张互为逆向的进程。一方面，西方经济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这场衰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复苏的迹象。由于产业的空心化，西方国家事实上已经相继跌入“发达国家陷阱”。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性工作的转移，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中产阶级急剧萎缩，国民“竞争能力两极化”已经成为西方社会难以医治的病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备受巨额债务煎熬的美国和面临欧元崩溃的欧洲仍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居于主动的进攻态势，以“普世价值”为旗号的西方政治文化仍在世界各地急剧扩张。
反观中国，以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独步世界，经济繁荣、公民自由、政治进步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固步自封的西方国家。但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却不得不常常处于守势，不得不经常面对“中国威胁论”的舆论压力。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一个细小的民事冲突很容易被上升到质疑体制合法行的高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成功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社会相应的政治回报。中国官方的政治文化已经在舆论中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在许多社会事件中，中国官方的政治文化已经无法在民间舆论的冲击下站稳脚跟。中国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跟随网络舆论摇摆。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全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反差现象？为什么正在走向衰落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仍处于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中最为耀眼亮点的中国在整个全球政治格局中却处于守势或相对弱势？为什么“良好的政治体制必然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福祉”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评判标准会在几十年间失效？原因无他，只因为西方国家在全球牢牢地占据了意识形态的高地，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已经被西方文化精英神圣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而中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年代以来的去意识形态化运动，虽然抛弃了不合时宜的僵化的旧意识形态，但却没有在普通国民心中建立起当代应有的意识形态。由于国家文化缺乏意识形态的根基，中国至今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体系。中国文化的繁荣只是一种藤蔓式的繁荣，整个文化缺乏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干支撑。
从表面现象看，西方国家常常是以非意识形态化和非政治化的商业社会自居，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通常被界定为贬义词。但事实上，意识形态恰恰是当今西方世界在全球竞争中最重要的力量。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个由一系列观念构成的体系已经彻底地渗透到国民心灵深处和各个具体的文化领域。无论是大学的讲坛还是酒巴里的吧台，无论是主流媒体的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还是好莱坞的大片，无论是纽约、伦敦、巴黎的经济政治精英还是为生计日夜奔波的贫民区穷人，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当主导着世界几百年发展的发达国家以完备的意识形态包裹着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与一个缺乏意识形态根基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舞台上竞争的时侯，双方力量的强弱和攻守态势的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
构建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这个工程的完成之日也就是中国的民族复兴实现之时。但对目前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有几个基础性的政治理论亟需奠定的。
第一， 中国现代建国的历史和逻辑。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现代中国国家的合法性问题。按照中国旧有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共在1949年的建政被简单地界定为代表劳工阶级的共产党政权取代了代表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政权。这种历史界定某种程度在微观上有一定事实依据。但从整个宏观历史发展的视野看，中共在1949年建政是中华民族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从一个积弱的古老文明国家脱胎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从表面现象看，中共在1949年建政只是两个政权更替的标志，但从本质上看，1949年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只有在理论上论证清楚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是从虎门销烟开始的，才能理解中国的国旗和国歌的真实含义，才能理解今天中国宪政体制的合法性。
第二， 中国的平民国家性质。中国在1949年确立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仅是中共的主观愿望，而且内在地契合中国两千多年平民文化的逻辑发展。中国从秦汉时期开始，封建等级制度和世袭贵族开始逐渐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到了隋代科举制的确立，中国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成。这种平民社会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形成像西方和日本那样的世袭贵族。中国统治者考虑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与贵族的权力平衡，而是中央政府的利益与平民大众利益的平衡。政府与平民的平衡一旦破裂，中国就会发生政权更迭。中国的儒家思想实质就是要在这样一个没有贵族的扁平社会构造出一种政治秩序。但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难以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如何把传统的儒家文化和现代革命建国的现实经验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平民色彩的政治哲学是构造中国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 正确界定改革在中国历与史发展的正确位置。1979以来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但是，这场深刻的社会改革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跟过去的历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学界和政界迟迟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正是由于这个缺陷，今天的改革常常被简单解读为对过去历史的简单否定，而对改革未来发展的也就失去了方向。如何从理论上界定中国改革的历史地位关系到今天改革的成功与否。
孙中山在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经验时发出了“行易知难”的感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实践理性优先的国家来说，理论落后于实践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话语权竞争激烈的时代，没有自己的、基于传统创新的意识形态，是很难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中国能否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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