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写在2012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前一天
本文作于2011年上半年。关于共济会的有关影响，限于种种条件，只做了浮光掠影式的探讨，目的主要是引发思考。文末有一句话：“面对近年来中国国内社会觉醒所带来的形势和内政外交的迅速发展变化，美国内心充满失落，其实是相当恼火的。但是，越是如此，越是要警惕敌对势力在当前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刻，亦即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关键、敏感时刻，出什么幺蛾子。”近来的事实证明，“幺蛾子”出大了。基辛格一贯是中国的上宾和“朋友”，也是彼得伯格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和召集人，“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却以望九之年，不顾劳顿，不远万里前往重庆考察，美国副总统拜登也不辞辛苦，前往考察，不久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大战也是大戏被推向高潮。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发展演变到今天，真正是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近来其博弈不仅高潮迭起，而且精彩绝伦，“好戏”连台。这不，明天新的一轮“中美对话”又开始了，对话也是博弈的一种形式。我就不信中国老是处于下风，老是被动，就不能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前两年“对话”，最多一次美国代表团来200多高官，深入国务院部委找便宜占，不胜其烦，这次人很少，且只谈两天，不完全是因为中国太忙。风是会变的，归根结蒂，风随势变，现在全球变局是“势”变，中国国内的两种地缘政治势力的博弈也在发生“势”变，两者都在深化，美国出招，中国可以接招;美国可以设计，做局，中国也可以将计就计，因势利导，破局而出。
美国与新中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已经六十多年，算起来有两轮：毛周时代，算是第一轮，中国以一弱对美苏两强，对美国算是打了个平手，犹如朝鲜战争，中国打平，就是胜出。胜出就迎来新时期，但新时期中美博弈的形势大大复杂化，原因之一是中国有些一厢情愿，且缺少防人之心，所以美国老是占先机，占尽便宜。总起来邓小平时代和后邓时代，算是第二轮，这一轮中美博弈结果如何，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双方腾挪的资源空间都已经不大，各自退让的时间也很有限，特别是美国，色厉内荏，气、势都明显地大大减弱，根本是大势已去。中国目前困难多，但却是一轮地缘政治复兴的大势初起。行至水穷处，且看云起时，“且看”不是“坐看”。原诗是“坐看”(参见唐王维：《终南别业》)，那是道家思想，儒家讲究入世，且中美博弈关系中华民族命运，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置身事外而“坐看”，需要为中国助力加油(不是添乱，更不是摆乌龙)。
共济会对战后美国发展和世界政治的影响
郑彪
美国和前苏联是对20世纪世界格局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但是从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作用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显然社会主义苏联的作用总体上是积极的、进步的，而美国的历史作用要复杂得多。这一点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这20年的历史中，尤其看得清楚。不妨设想，20世纪世界上如果没有苏联，会是什么局面?这从苏联解体以来的20年世界变局的严峻现实也可得到证明。世界上如果没有美国，人类历史会是什么样?从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演变看，如果近代没有欧洲殖民者登陆北美，屠杀几千万印第安人，鹊巢鸠占建立美国，1945年苏联在欧洲战场上战胜德国法西斯，红军的坦克和皮靴就不只是趟出一个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而是打出一个红色的欧洲，那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雅尔塔协定和冷战，也就由苏联或苏中主导战后日本的改造;而在那种欧洲一片红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国等一系列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很可能带来亚洲一片红，则欧亚大陆一片红，苏联也就不必搞什么修正主义，中苏也不至于反目，20世纪下半叶就是一轮社会主义全球化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在欧洲老资本主义走向衰落时，美国却是一个新兴的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刚刚步入帝国主义的国家，不仅成为欧洲老资本主义的第二梯队，而且美国挟其强大的地缘政治优势，是历史上欧洲任何一个老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可以与美国争锋的，只有苏联和中国这样有强大地缘政治潜力的国家，如果当初中苏联盟牢不可破，哪怕像美欧那样有一个貌合神离的大西洋联盟，世界也不会变局至此。而中苏分别面对美国，结果是苏联终由于缺乏强大而持久的政治意志等复杂原因，没有抗住;而中国也被迫同时应对两个咄咄逼人的超级大国而走过了一段极其艰难和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以，美国对20世纪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极其重大，如果这种重大影响的政治主流是积极的、进步的，则人类社会现今的处境会好得多。遗憾的是，千年之交的人类社会被美国这个唯一的世界领导者带入空前混乱和动荡的濒危境地。孟子曰：“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32)(《孟子·离娄上》)美国不幸就成为了一个
“不仁而居高位“的国家，得以播其恶于世界，成为最主要的世界乱源。
美国建国至今才两百多年，从崛起到成为世界霸主，又不旋踵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其深刻的地缘文化、政治经济的历史背景。尽管美国号称自由世界，但是对于操纵美国和西方政治的“影子政府”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内幕”，地球人也只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媒体披露才有所了解。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经公开提醒公众警惕“军工综合体”控制美国，他显然明智地回避了由犹太人创立的共济会：身为总统，他焉能不知美国“军工综合体”的政治背景?所以“警惕‘军工综合体’对美国的控制”不过是一句婉语，其实早已经控制，表明艾森豪威尔总统实际上认为美国是一个由军工综合体及其幕后势力控制的国家。现阶段国际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在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的当属犹太人创建的共济会，可以将其定义为西方‘基督教-新教’上流社会与犹太教的秘密联盟。这种联盟的基础是金钱——犹太人作用的强大工具。特别是共济会的政治目的在于保证犹太人平等，包括推翻君主政体(如2011年在中东和东北非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引者)，破坏天主教会的作用，使世界民主化。在世俗化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平等的犹太人使自己的货币实力转变成为对所有其他人来说的不平等，逐渐将社会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33)((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俄罗斯学者对西方民主本质的认识如此透彻，值得中国人借鉴。这里顺便指出，由于宗教的原因，俄罗斯人对犹太人的政治动向的观察相当敏锐，早在19世纪中叶著名哲学家B.索罗维约夫就指出了一个据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犹太人不仅利用宽容异教，而且在最先进的民族中得以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财权和大部分定期刊物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直接的和间接的)”。(34)((俄)B.索罗维约夫：《犹太人和基督教问题》，1884年版。转引自上书，第66页)可见，当代美国掌控世界货币和主要媒体的事实，可以旁证其与共济会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已经有足够的资料证明，现今西方最高层政要、企业巨头、银行家和精英分子多是彼德伯格俱乐部(西方“影子政府”的第二层组织)的成员，可见共济会对20世纪乃至今日美国发展和世界政治的巨大影响，应当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而俄罗斯学者对当代共济会的认识也应当足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和借鉴。
二次大战后初期，美国占资本主义工业的50%，黄金储备的70%。美国经济在两次大战中暴发起来，军事工业中储备了大量先进技术，同时从德国得到丰厚的技术和人才资源。这时美国达到其经济发展的顶峰，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宝座，那是美国历史上真正的鼎盛时期。1945年建立联合国，名义上是出自1943年美英苏中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倡议，实际上主要是美英推动，至少部分地反映了西方共济会关于建立“世界政府”的构想，所以国际舆论长期指责联合国是美国的工具，不过是指出一个事实。也正是这时，大约在联合国成立十年左右，艾森豪威尔总统警示美国已经被军事工业综合体控制，(35)(早在1913年美联储已经被私人资本控制，参见威廉·恩道尔所谓《金融海啸》。彼得罗夫说，近八十年来，美国社会日益具有黑社会性质，应是指一次大战前后以来的时期。参见(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于宝林、杨冰皓等译：《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而美国工业就开始走上衰落的道路。其表现，一是在所谓“英国模式”影响下，“在产品质量上的系统欺骗成为流行趋势”，工业资本更喜欢在流通领域“贱买贵卖”，而不愿意继续像过去在生产领域靠提高产品质量获得利润。(36)((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旷野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122页)金融资本的流通公式是G—G’，所以金融资本家历来能挣快钱。工业资本的这种“英国模式”的心理本质上是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表现，对金融资本来说却正中下怀，于是美国的制造业就滑坡了。以美国的汽车制造为例，“1957年以后，底特律不做必要的改进，不使用现代化的工厂设备，也不提高技术生产力，而是开始投机取巧。到1958年，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牌汽车使用的钢材量只有1956年的一半。不用说，结果必然是公路死亡率剧增。”(37)(同上，第122页)这反映出美国政治上衰落，导致经济上走了邪路，近年来日本汽车等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大量召回，也表明在走下坡路。于是美国国内钢产量的需求和供给相继下降。汽车消费者的支出相对增加，但是由于广告和媒体轰炸，真相被巧为掩饰。美国工业靠欺骗消费者以弥补下降的利润，“陷入系统自杀”，如同跳伞者离开机舱后，一开始享受自由落体的飞翔快感，待到伞未张开，便成自杀了。西方所谓“后工业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反映在结构上，就是工业衰落，也是文化衰落。这一切在经济学理论上却被概括为“货币主义”，实为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落末期产生的庸俗辩护理论，也是泡沫经济理论，却被美国用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工具。
美国和某些发达国家工业衰落的表现之二，就是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市场转移，造成本国经济空洞化、基础设施落后化，而工业资本伴随着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向国际市场。战后经济恢复和一度迅速发展的欧洲，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大大超过美国，导致美国资本输出大量流向其它发达国家。这些其实也是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国际市场有高额利润，何必在国内投资?根据1967年1月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总统报告，1962-1965年美国公司在西欧国家投资的利润率在12%至14%之间，而对美国工业进行同样投资的利润率还不到这个水平的一半。(38)(同上，第124页)这一切引起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经济结构发生大变动。这既是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表现在观念上也是由挣快钱的思想推动。由于美国垄断资本已经不需要在本国市场投资赚钱，在海外可以赚大钱，甚至利润也不需要回到美国，而“银行也悄悄地游说华盛顿保持现行政策”，表明美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被垄断资本和政府“忽略”了，毕竟赚钱要紧，其实两者都已经开始利令智昏。于是欧洲美元市场开始形成，而美国经济进一步衰落，世界货币体系的危机更加深化。
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朝野都认识到，美国经济需要振兴，当时实际上有两个方向：正途是调回海外资本，同时运用财政和税收政策，以合理的利润引导垄断资本投资于国内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技术进步，同时也积极开发第三世界国家市场，拉动内需和外需并举，这样对美国经济是利好，对世界是负责，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一贯标榜的(世界领导嘛!);另一个方向，就是走帝国主义的老路，也是邪路，即靠发动战争拉动内需和外需，刺激经济，并攫取巨额利润。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说，美国政府要警惕军事工业综合体绑架，也是指这个危险。肯尼迪总统倾向于走正途，并通过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带动投资和科技创新，但是这样做不符合军工综合体的利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美国政治一到节骨眼就动杀机，包括对总统下手，应是一种政治传统，是否是彼得罗夫所说的“黑社会”的一种标志?据披露，美国历任总统，自华盛顿起到小布什、奥巴马，只有被暗杀的林肯和肯尼迪不是共济会会员，其余都是。(39)参见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于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上台，改弦更张，发动越南战争，走了邪路。美国舆论说，“作为总统，约翰逊从来不敢违抗强大的华尔街利益集团”，(40)(同上，第127页)“在高参们的参谋下”，约翰逊总统刚一就职就推翻了肯尼迪总统的决定。个中原因，据恩道尔说：“约翰逊是来自德克萨斯州偏僻小镇的政治家，对国际政治几乎不懂，更不要说货币政策。有人故意误导约翰逊总统，使他相信，在东南亚发起全面军事战争将会解决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的许多问题，并且可以向全世界显示，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美国依然是有办法的。”(41)(同上，第124页)话是这么说，其实他懂不懂，都是一样，美国的大政方针绝非总统个人决定的。关键是总统要代表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懂不懂政治，包括懂不懂国际政治，并不重要;懂不懂货币理论更在其次，真佛也不能哪一本经都懂。政治家如果真懂国际政治，货币理论这本“经”由专家(歪嘴和尚除外)一念就懂个大概。最可怕的是政治家不懂政治，不懂国际政治，也不懂经济;更有一桩不足取，就是思想退化，方向错误，以西为东，指鹿为马，善恶不分，忠奸不辨，自信实为迷信，于是盲人骑瞎马，权越大、越勇敢(鲁莽的别名)，越是逞匹夫之勇;再被“第五纵队”打入，专听身边歪嘴和尚或远道来的洋和尚胡乱念经，夜半临深池而不自知，还一个劲胡乱“重建”。原来戈氏嫌“改革”(俄语РЕФОРМА)不够劲，创造了“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很直白，就是把社会主义大厦“拆了重建”。中国改革发动非常清醒和慎重，80年代特别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后来一度流行“闯关”，也是指价格改革，后来“闯关”闯出通货膨胀的祸来，被中央叫停以后，这个词就从改革词典中销声匿迹了;到90年代中叶以后，摇身一变，又流行“攻坚”一词，含义较复杂，见仁见智，也似有主张“攻坚”以后“重建”的一路，至于重建的是什么，到后来逐渐透亮，原来是以美国为目标模式。就中国改革而言，学术界崇尚和照搬西学的热情和劲头一度与俄罗斯也相差无多。最重要的一个差别是，中国历史上有反对照搬外国经验的传统，现实政治中也一直有强大的抵制西化的力量，所以全盘西化内部劲头和外部推力虽大，硬是行不通。一般以为，全盘西化行不通，在中国只是近代史上的事，殊不知还有久远的例子。中国南朝就有佞佛而亡国的，如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年在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雅之君，文治高于武功，但是佞佛。佞佛，指沉迷于佛事，梁武帝以佛法治理国家，是一种政治西化，结果导致“侯景之乱”，亡国祸身。当代世界有沉迷于西学而亡国的，就是苏联。戈、叶乱政，苏联解体，俄罗斯蒙难，原因很多，但西学和第五纵队祸国是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据何新援引的资料披露，西方共济会在俄罗斯发展了一些高级会员，近年来戈尔巴乔夫出掌由洛克菲勒财团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和组织1995年彼德伯格俱乐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证明戈氏被指在台上时就加入共济会(1989年)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共济会“这个神秘组织通过‘休克疗法’和‘500天计划’直接介入了苏联解体进程”，“戈尔巴乔夫和共济会世界政府之间的中间人是乔治·索罗斯——金融商人兼以色列特务。索罗斯1987年在苏联成立了所谓索罗斯基金会。1990年他资助了摧毁苏联经济的‘500天计划’。”(42)(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和该页注释)更惊人的是，何新指出：“共济会之手近年已伸入中国。主要通过跨国并购以及虚拟资本市场操控，试图把中国的金融、经济和产业实体以及政治结构拆散、改组、统合;最终掌控于其巨掌之下。”(43)(同上书，新版序)朋友，读到这里，你是否也为中国捏一把汗呢?
艾森豪威尔所说“军事工业综合体”是指以军工-金融-石油为核心和代表的垄断资本集团，幕后是共济会。恩道尔说，是他们怂恿华盛顿发动越南战争，战争是掩盖利润最好的借口。其实美国经济就是一部军事化机器，靠战争赚钱像吃鸦片一样上瘾，二战以后接着是朝鲜战争，然后就是越南战争。参与策划越南战争的，也是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到70年代初卸任成为世界银行行长，证明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早有旋转门直通世界银行(经济)，这种官商一体化机制绝非偶然。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工业和整个经济又向军事转型，为了在政治上加以掩饰，冷战和热战都成为千百亿美元军事支出的借口，共产主义成为恐吓人民的怪物，政治背后的一切都披上反共的意识形态外衣加以掩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落后的问题，诸如交通运输、电力电气设备、供水系统以及其他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状况，更加恶化。这一时期大学扩招政策吸引数百万美国青年涌入高校，缓解了失业。大学梦曾经是美国梦的核心，“但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教育)变成了低质量的大规模生产，标准被刻意降低了”;而为了“引导”青年避免“讲政治”，使其不关心美国政府在干什么，在一种叫做“性‘花颠’(flower power)派”的反文化思潮流行背景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了一个绝密的、代号为MKUItra的研究项目，美英科学家使用致幻剂和其它改变情绪的药物进行试验。(44)((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旷野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项目引发了众所周知的嬉皮士运动”，流行乐和摇滚乐如滚石乐队英雄多是倡导麻醉药品的先锋，“神秘的非理性正在取代科技进步，迅速成为数千万美国青年的信仰”。(45)(同上)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用毁灭道德、文化和美国未来的所谓“后工业化”方式在攫取利润和积累资本，政治上纯属饮鸩止渴。“年轻新锐的精英层，他们满脑子个人享乐和对国家目标冷嘲热讽，开始出现在美国大学校园，从哈佛、普林斯顿和其它一些所谓精英大学开始。哈佛大学教授曾用影响巨大的十二字箴言描述他们：‘敞开心灵，追随感受，摒弃主流’(turned on,tuned in, and dropped out)”。(46)(同上)与此同时，为了使得美国企业和管理人员也不“讲政治”，不去关心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精英们究竟在干什么，是否在“闷声发大财”，由国家培训实验室聘请心理学家承担教学，普遍推广一种“T群组会议”或称“灵敏度训练”的新式培训。“这么做的结果是使智力变得迟钝，并为人们接受即将到来的冲击做好准备。人们沉湎于增加对彼此缺点的了解和感受上，这样他们才不会看到国家正在失去其目的性。”(46)(同上)“国家失去目的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持续减少对工业、科技和社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在精神上“麻醉”人民。在战后美国经济衰退和制造业外迁背景下，这种政策无疑是雪上加霜，结果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病综合症爆发：贫民窟、吸毒成瘾和失业在北方工业城市像瘟疫一样蔓延。就业竞争加剧，使得北方城市中的熟练白人蓝领工人被迫与不那么熟练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竞争，而政府支持的暴乱分子却乘机制造骚乱。其目的是将为经济问题引起的冲突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以削弱工会在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在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也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刻，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暗杀。这些暴乱分子由福特基金会提供支持，这也是约翰逊政府“大社会计划“和”向贫困开战“的内容。(47)(同上，第130页)恩道尔指出：“美国金融集团准备把19世纪英国的殖民式掠夺强加于美国，操纵‘种族战争’将是他们的武器。”(48)(同上)在20世纪50年代，白人蓝领工人还是“美国工业活力的源泉”，转眼之间，就被贴上“反动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标签。“随着势力强大的银行实行不投资政策，这些工人眼睁睁地看到整个社会结构崩溃，充满了恐惧和困惑。”可见，20世纪70-80年代美英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也有着深刻的国内背景，由于美国思潮引领这一轮全球化，这些美国国内的做法就成为带领世界各国先后走过的和正在继续走的路，对世界各国的发展发生了广泛和深刻的消极影响，也难以否认上述思潮和做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受害者遍及社会各领域各阶层，不独是青年，其目的在于削弱这些国家的综合实力。
美国是近三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无法否认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效果不俗。据披露，共济会早在19世纪已经与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代表李鸿章有勾结，国共合作年代更对蒋介石政府下了巨大的赌注，包括出重金资助其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9)(参见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当前，“共济会的真正意图，一是吸光中国的外汇储备，二是通过经济内需化，让中国由外贸盈余国变成外贸赤字国即负债国和严重通货膨胀国家——从而使中国经济逐步坠入拉美、非洲那种债务经济的无解之套。在此过程中，随着经济不断恶化，内部压力增大，中国必然会发生动乱，从而中国政体也将发生蜕变和解体分裂。”“其实，共济会的最终目标，是把中国的多数贫困人口垃圾化，分解成极其贫困的无组织元素，然后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大幅度‘清除之’。这是一套早已设计有序、有步骤地系统消灭地球垃圾人口的方略。”(50)(同上，第47页)长期以来中国发展很快，但是问题和隐患也不少，特别是流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和政潮，大都来自美国或与其有关。总起来看，近三十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之大，最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泛滥的一段时间，随着2002年以来中国一系列大政方针的调整，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宣布绝不“改旗易帜”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明显式微。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动了太多的脑筋，下了太大的赌注，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之类寄托了太大的希望，所以面对近年来中国国内社会觉醒所带来的形势和内政外交的迅速发展变化，美国内心充满失落，其实是相当恼火的。但是，越是如此，越是要警惕敌对势力在当前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刻，亦即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关键、敏感时刻，出什么幺蛾子。
(本文为拙著《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第三章“当代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若干理论和实践分析”的第一节的第三个目，该书定稿于2011年6月，今年2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201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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