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定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右派不爽了，说“这恰恰是心虚气短的表现”。此话背后的别有用心，我们暂不去讨论，有一点却值得深思：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共并不缺乏这三个自信，那么为何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共却要强调这三个自信呢？有道是，实力是自信的基础，没有实力何来自信？于是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支撑中共自信的实力究竟在哪里？
我先把思考的结论提出来：中共自信的实力，来源于中共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不是某个法律法规的狭义合法性，而是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或者说“正当性”。与“三个自信”相对应，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也有三个维度：一是理论合法性，二是道路合法性，三是制度合法性。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一、理论合法性
中共执政的第一个合法性，是“理论合法性”。所谓理论合法性，就是某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理论合法性是一切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一个政党，如果其理论主张都不合法，那么执政的合法性又将安在？
理论合法性之所以重要，就在于理论具有导向功能、辩护功能、凝聚功能、动员功能和约束功能。理论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一个意识形态缺失或者扭曲的政权，只能是迷惘的政权。不难理解，为什么推翻某个政权的努力，往往都是从颠覆其理论合法性开始的。前苏联的解体是这样，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府倒台也是这样。
在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合法性是神意（比如宗教信仰，君权神授）；在现代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合法性是意识形态（比如普世价值，民主宪政）。中共的理论合法性只能寓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还叫共产党吗？抛弃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还叫中国共产党吗？所以习近平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与资产阶级政党鼓吹的普世价值不同，共产党的理论合法性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优势，这个优势，就在于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所以，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维护中共理论合法性；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共理论合法性的优势将荡然无存。为什么面对普世价值的挑战和进攻，许多共产党员居然连招架的力量都不复存在？重要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已经被妖魔化了。
习近平同志说得好：“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客观地看，目前的主要问题，我以为并不是“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而恰恰在于很多中共党员早就“没有远大理想”了。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变，中共的理论合法性危矣！
二、道路合法性
中共执政的第二个合法性，是“道路合法性”。所谓道路合法性，就是某个政党在获取政权以及执政的过程中，所开拓的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的正当性。道路合法性是一切政权合法性的展开。对于中共而言，道路合法性的重要性在于：“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道路是一个历史概念，人类今天所走的道路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并且不断向着未来延伸。过去合法不等于现在合法，现在合法也不意味着将来就一定合法，合法与不合法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过程中总是要不断开辟新的道路，勇于创新，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恐怕才是正解吧。
在中共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历史是一笔厚重的财富。中共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生命书写的，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对于这个成果，后人当然不能只守成而没有发展，不能只消耗而没有积累；但是，更不能妄自菲薄，自废武功，数典忘祖。不论后人如何与时俱进，都应当是在继承发扬光大的前提下去发展，去完善，去创新。
习近平同志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认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这“两个不能”深刻地说明：不能因为道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的阶段性或历史性，就动摇甚至否定道路目标的确定性。正是这种目标的确定性，决定了道路在逻辑上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从而才保证了中共执政的道路合法性。所以，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后人怎样与时俱进，怎样诠释社会主义，都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丢掉了这个基本原则，共产党就会走上邪路。一个在道路上缺乏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政权，只能是“迷失大道”的政权。一个“失道久矣”的政权要想可持续发展而不翻船，难矣！
三、制度合法性
中共执政的第三个合法性，是“制度合法性”。所谓制度合法性，就是某个政党在制度构建上的正当性。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基本要件。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柱石，文化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保障。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范畴中，上述制度要件得到了深刻的剖析。
制度合法性是一切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任何制度的内在逻辑关系都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因此，制度的合法性将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加以说明：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实，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下，我们才能科学解读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存废与兴衰。
问题在于，不论怎样解读制度合法性，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若按民众的认可程度作为价值评判，在现代社会，似乎只有多党制下的民主和票选才具有制度合法性。问题还在于，倘若以多党制来构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那么，中共的制度合法性与资本统治下的制度合法性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人拿普世价值来说事，说“西方模式”是中国必须遵循的“天下模式”。与封建独裁相比较，现代社会的民主票选的确具有更高程度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作保障，票选的结果就只能是金钱游戏和资本作秀，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资本统治的社会，“政客跟着选票走，选票跟着选民走，选民跟着媒体走，媒体跟着资本走，资本跟着利润走”。这样的普世价值只能是资本实力的展示。通过不断替换资本代言人，所谓“民主选举”只是暂时安抚一下社会积累的阶级矛盾，其本质与其说更加具有了“合法性”，不如说是更加具有了“欺骗性”。
社会主义当然要搞民主制，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但这个民主，绝不只是“程序民主”就可以OK了，更重要的是如何落实“实质民主”。什么是实质民主？如果民主只是：在每四年投票选你根本就不认识的某个人当总统的时候，你能够民主一下，然后回到公司你该干嘛干嘛，依然是老板的奴隶；那么，这样的“民主”与其说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如说是人民被资本定期忽悠。
问题的本质在于：在一个经济权力私有制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劳动阶级的民主的。真正的民主应当是：你不仅有权选举国家总统，而且有权选举自己公司的总经理。若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不仅要实现政治权力的公有制，而且必须实现经济权力的公有制。所以，别以为有了一张选票，你就是主人了；普世价值离真正的民主还差得远呢！
在眼下这个经济权力私有制和世袭制依然强势的世界，中共执政的制度合法性绝不能以所谓“宪政”为标准，而应当以“立场”为标准。这个立场，不是精英的立场，不是有钱人的立场，不是资本的立场，而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坚定不移走共富道路”。事实证明，只有以立场为标准而不是以宪政为标准，中共执政的制度合法性才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有着很高的民众认可度！所以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当然，人民的立场必须要有人民来参与、奠定和监督，才能得到切实保障。如何把人民群众的意志真正融入中共执政的制度中去，毛泽东和他那一代共产党人做过许多探索（比如“文革”，比如“鞍钢宪法”）。尽管今天的人们对这些探索褒贬不一，但是，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不仅至今都在警醒着人们，而且也必将激励着后人前赴后继，继续创新。
四、结 语
以上三个合法性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有着内在联系：理论不被人们认同了，制度合法性也就摇摇欲坠了；道路被否定了，理论合法性也就没了底气；制度不能合法地运转了，理论合法性和道路合法性也就丧失了根基。三个合法性都被质疑了，执政的合法性也就几近崩溃了。
事情越来越清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不是GDP，不是把经济搞上去了就OK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不能以普世价值为标准，那种拿多党制说事的所谓宪政民主，只能是资本利益认可的合法性，并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里，合法性绝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
其实，从理论、道路和制度来分析，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明确而坚实的。在今天，合法性之所以成了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中共自身缺乏执政的合法性，而是在于有些人非要拿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为标准，有意无意地丢掉了中共合法性的自身优势。正在这种情形下，重申中共的“三个自信”，准确把握中共合法性的内涵，其重大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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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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