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4月3日，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获得由告密者提供的一块超过260G信息的硬盘。该硬盘存储的信息涉及12万个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的秘密交易，其中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一些高官与富豪也深涉其中。
英属维尔京岛是与中国牵扯最深的离岸公司注册地之一，2010年是中国第二大境外投资者。离岸公司具有高度保密、减免税务负担、无外汇管制三大特点。很多官员通过持有秘密离岸公司来掩盖腐败行为。
学者江涌指出，在贪腐官员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接受跨国贿赂、在海外开设秘密账户的同时，这些官员、资料、账户都进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库。美国在需要时就会将黑材料抖出来，这也是美国操纵中国的重要手段。
一块硬盘撕开黑幕：或牵出大批中国高官与富商
从4月3日起，一块存储信息超过260G的硬盘，让全球不知多少富豪恐慌不已。调查显示，这块硬盘存储的信息涉及12万个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的秘密交易，其中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一些富豪也深涉其中。业内人士分析，其中中国客户涉及的不法交易恐怕也会因此曝光。
中国客户设境外实体比例最高
在对澳大利亚一项涉及离岸公司及欺诈丑闻的调查中，记者获得由告密者提供的一块超过260G信息的硬盘。硬盘中有约250万份文件，内容涉及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库克群岛和新加坡在内的10个离岸地，包含超过12.2万个离岸公司或信托的详细信息。
据分析，这些泄密文件揭露了大量富豪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开设离岸公司及银行户口的记录，包括汇款、公司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等数据和事实。这些信息使一些通过离岸金融公司受益的人浮出水面。
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客户设立境外实体的比例最高。其中，英属维尔京岛是与中国牵扯最深的离岸地之一，2010年是中国第二大境外投资者，仅排在香港之后。分析数据后发现，大部分在该岛持有资产的人士都居于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这也解释了为何其会成为中国第二大境外资本来源。英国组织“税制公义网络”估计，全球有多达21万亿美元资产存放在离岸“避税天堂”。
有官员借此掩盖腐败
从可确认离岸投资人的资金往来记录中不难发现，一些企业交易人员通过使用离岸实体来资助金融欺诈项目，或者从他国大规模基建合同中获益。同时，泄密文件还提供了一些金融犯罪案件线索。同时也有政府官员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持有秘密公司来掩盖相应的腐败行为。
根据调查，离岸服务机构在帮助客户掩盖信息时，要完成一系列程序。比如，离岸服务机构会编造出层次复杂的架构，囊括了信托、公司、基金、保险产品及所谓的“挂名”董事长和持股人。
许多国家开始调查犯罪者
据透露，某些离岸服务提供商通过揣摩中国客户的心理状态，调整其公司形象和宣传口径，提供“灵活”和便宜的离岸架构。某些被国际社会公认具有欺诈、逃税甚至有更严重刑事责任的离岸架构，可能被售卖给中国客户。
随着涉密信息不断披露，牵涉其中的中国客户的不法信息也会逐渐浮出水面。这些暴露在阳光下的姓名不仅有亿万富翁、公司高管，还有政界高官、国际军火商。事实上，不少国家已通过此次泄密信息，“按图索骥”追查上榜人士的不当行为，开始着手调查涉嫌欺诈和金融犯罪者。 据《中国证券报》
离岸公司
一些岛国建立一些特别宽松的经济区，允许外国人在其领土上成立公司，称为离岸公司。对这类公司没有任何税收，只收取少量管理费。离岸公司具有高度保密、减免税务负担、无外汇管制三大特点。
江涌：西方可利用海外账户敲打、操作中国官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老百姓真正亲历了“官吏清则海宇平”的古训。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下，“先富起来”成为大小官员的座右铭，捞钱贪腐像野草一般疯长于中华大地。
根据诸多研究资料显示，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占领中国民用市场)和国家利益(抑制中国科技创新)，波音公司和中央情报局联手，将中国民航总局高官拖下水。
落入圈套的高官，运用各种手法，最终令投入5.37亿(折合今天当有数百亿)研究经费、花费10年光阴、一代优秀科研人才、并成功试飞的“运十”下马，中断中国“大飞机之梦”。至今，在中国的航空干线上，飞行的尽是波音与空客的飞机。
随着改革开放，跨国公司把新的科技、管理带进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更新的、更隐蔽的贿赂手段。有人士类比，南美有一种杀人蜂，让人闻风丧胆，就是欧洲人带来的蜜蜂同南美本地蜂杂交的后代。
如今，中国的“土腐败”与“洋腐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如果再生出什么“新品种”，具备腐败“杂交优势”，治理起来就更难了。
更为复杂的是，跨国公司商业行贿在前，美国情报人员跟踪在后，在贪腐官员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欣欣然接受跨国贿赂、在海外开设秘密账户的同时，这些官员、资料、账户都进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数据库，成为未来、有的就是当下敲打、讹诈中国的把柄。
美国正是掌握了不少中国官员的贪腐和洗钱痛脚，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将黑材料抖出来，这也是美国操纵中国的重要手段。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美国等西方跨国公司暴露的涉华商业贿赂案件中，真正是政府官员所为的少之又少，目前“曝光”的主要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与销售人员，这一方面可以“定向打击”国有企业的形象，败坏国有企业的声誉，使国有企业成为不宜存在的企业。
另一方面通过对政府官员的包庇，进一步实现敲打与讹诈的目的，鼓励他们继续吸引外资，持续推进对外开放。
而那些涉案的政府官员，一旦东窗事发即可逃亡西方，被隐匿保护，实际上当中能被引渡回国的更是凤毛麟角。
笔者虽然不能妄自猜测政府官员“纷纷”在海外开设账户，但是汇丰银行公布其瑞士支行仅2007年一年从中国大陆吸收个人存款就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1600亿人民币，依常识论，所谓“个人”定不是一般平头百姓。
此外，仅仅中国各级官员出访、出游以及子女海外读书就业之辈难以计数，而由美国暴露出中国官员腐败凤毛麟角，难道这不是很蹊跷吗?
江涌：腐败问题是近代中国的顽疾
腐败于人是恶，于国是祸。纵观中国历史，“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断重复王朝更迭周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近代以来，吏治腐败不仅丧尽民心，而且成为洋人不断敲打讹诈中国的把柄。
晚清吏治呈现出结构性、整体性与恶性腐败的特征，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表现出“末世”的疯狂情结。此时的官场，完全是政以贿成、官以价论、刑以钱免。至新政时期，贪污受贿更是浸渗到官僚系统的各个层面。
“在上者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坦然无可忌惮;在下者辇金载宝，钻营奔竞，恬然绝无羞耻。”新政时期贪污受贿的典型代表当属庆亲王奕劻。奕劻纳贿“细大不捐”，其贪庸好货之名连外国人也熟闻。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就曾斥其为“贪得无厌的混帐亲王”。奕劻在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挟洋自重，吃里爬外。
光绪29年入军机，就在缙绅名册上标明天下官缺的优劣肥瘦，放缺任官以孝敬金银的多寡来定夺，“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记载，“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朝野为之侧目”的奕劻仅在英商汇丰银行就存储120万两贪腐得来的钱财。英国等西方列强也借奕劻的贪腐对其进行讹诈，这位庆亲王“以办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
在研究清末新政后，美国历史学家罗滋曼深刻感受到，“整个政界的腐败无能是那么的普遍”。当时《伦敦每日新闻》曾发表题为《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的新闻述评，指出当时的大清国已是“受贿者兼掠夺者的国度”。
继奕劻之后，争议极大的要数李鸿章。作为俄罗斯远东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从1896年开始，沙俄政府为了与英国争抢修建中东铁路及获得在满洲租借权利，先后实施了一系列贿赂中国官员的活动。“在华俄道胜银行存款中拨出百万卢布，作为对中国大臣秘密送礼之用”。
在1898年《中俄密约》签订后的次日(3月28日)，当时俄国财政部驻北京的代表璞科第付给李鸿章50万卢布。
按照《财政部档案》(全称叫《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中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的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李鸿章为了个人私利，出卖国家主权与利益，当时大清民谣“李二先生是汉奸”广为流传。
南京政府统治时期显然继承晚清贪腐遗风，“无官不贪,有吏皆污”。费正清认为“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是谓“抢尽了资财，失尽了人心”。
王春瑜主编的《简明中国反贪史》记载，在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公开揭露其贪污美金公债案，计1150余万美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宋孔两大家族敛取的钱财，基本都存放在美国。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
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关于中国使用美国贷款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对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腐败情况了如指掌，也是美国能操控国民政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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