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绝对权力”，就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当然，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没有百分之百无条件的“绝对”。所以“绝对权力”也是相对而言有条件的“绝对”(起码这个“不受任何制约”就只能说是不受人为的制约，而不能说是不受客观世界的制约)。
如今在中国谁算得上“不受任何制约”?
——流氓头子黑社会老大：称霸一方，谁也惹不起，“不受任何制约”——不过必须在自己的地盘上，必须有“白道”势力“罩着”。出了自己的地盘，没了官府当靠山，这“不受任何制约”就不灵了。所以这“绝对权力”只能算暂时的、局部的、半地下的“绝对权力”;而且多为“绝对硬权力”——黑社会的“软权力”只能对内，对外实在说不出口：能说服社会承认杀人越货光明正大吗?即便是对内，善用“软权力”的黑社会老大也比较稀罕，层次也高不到哪里去。一般无非是“江湖中义字当先”，能达到梁山泊“替天行道”级别的恐怕属于稀有动物。能达到“绝对软权力”水平的实在罕见。
——贪官：大权在握，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一把手”即“一霸手”，谁也管不了，“不受任何制约”——当然，必须在自己的“独立王国”内，必须有“乌纱帽”。一旦罢了官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这种“绝对权力”同样只是局部的“绝对权力”(不过比黑老大高一等，不是“半地下”状态)，而且同样多为“绝对硬权力”——贪官连黑社会老大都不如，连“替天行道”的“理论根据”都没有。无论对内对外都讲不出象样的道理来，对外只能靠诈骗高压，对内只能靠威胁利诱，没什么象样的“软权力”，更谈不上“绝对软权力”。
——“主流精英”：既有“绝对硬权力”，又有“绝对软权力”，而且没有时间、地域、单位等具体因素的限制，名副其实“不受任何制约”。
1).“主流精英”不承认自己应受任何制约——现在在中国，“主流精英”还承认对自己该有任何制约吗?根本不承认。他们只承认理论知识，只承认书本知识，只承认学位文凭，只承认光凭书本知识、理论知识和文凭学位就足以当官，根本不承认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承认“主流精英”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的事实，不承认“主流精英”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的原则，不承认实践经验。这样他们就取消了对自己的一切客观制约。只许“主流精英”管别人，不许别人管“主流精英”。那么来保证“主流精英”不干坏事?“学者的良知”——“ 学者型官员有很高的自律性”、“比较重视名誉”、“有非常强的自律性，甚至视之为生命”……(靠这些空话就能代替客观制约防止腐败?真新鲜，如今中国的“主流精英”居然还有“学者的良知”?几厘钱一吨?)
2).“主流精英”的“改革”不受任何制约——本来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从目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举措都不能违背这个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但“主流精英”颠倒了这个主从关系，把“改革”歪曲成了至高无上的目的，取消了对改革的一切制约，改变了改革的性质，强迫人民为“改革”付代价。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就这样把“改革”变成了自己随心所欲横征暴敛、盗窃国库的工具。
鲁迅所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封建社会的人要受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理论体系的制约。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要受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理论体系的制约。“主流精英”的“改革”则不受任何伦理道德任何理论体系的制约。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就一笔勾销了任何伦理道德理论体系的制约。要涨价，就宣布“国际接轨”;要砍工资福利，就搬出“中国特色”——不折不扣的“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不折不扣的流氓。——世界上也只有流氓才最喜欢“不受任何制约”。
3).“主流精英”的“学术研究”不受任何制约——如今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成了“主流精英”专有的“学术研究”，都变成了只有“主流精英”才有资格过问处理的“专业性学术问题”。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到处插手，到处指手画脚，到处横加干涉：为判了死刑的黑社会头子翻案，为顾雏军之类奸商“正名”，为腐败猖獗欢呼，为房地产投机叫好，为秦桧李鸿章汪精卫鸣冤，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辩护，为八国联军叫好，为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抹黑。老百姓上访他们要干涉，讨工资他们要干涉，工人要求涨工资他们要干涉，春运铁路不涨价他们也要干涉……他们的“学术研究”简直是海阔天空无穷大，老百姓放个屁都成了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批准的“学术问题”。谁敢有半个“不”字，那就是“破坏学术自由”、“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主流精英”就这样把“学术研究”变成了“如意金箍棒”，随心所欲横扫一切。他们正是韩非子两千多年前就痛斥过的社会《五蠧》中危害最大的第一蠧：“儒以文乱法”—— 利用文章、狡辩到处搬弄是非，颠倒黑白，扰乱法纪，坑害国家。(正是这种“乱”把秦始皇逼急了，来了个“焚书坑儒”。)
4).“主流精英”“不负责任”的特权不受任何制约——“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原则。制定国家政策的人，要对所制定的政策负责。不管参与决策者的身份是“官员”还是“学者”都不例外。而“主流精英”却既要控制一切决策，又对决策的后果从不负任何责任。现举两例：
——“市场换技术”换了几十年，核心技术没换来，自己的研发能力却散了，市场还丢光了，全被外资控制了。“偷鸡不着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不得不重新捡回“自力更生”，强调起了“自主创新”。而当初极力鼓吹、决策“市场换技术”的“主流精英”呢?一个个全躲得不见踪影，半点责任不负。
——“教育产业化”把中国教育搞得一团糟，害了国家，坑了学生，苦了家长，唯独肥了教育奸商。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从教育部到“主流精英”一齐改口，矢口否认曾经主张过“教育产业化”。但是他们的白纸黑字能赖掉吗?且看北大经济教授萧灼基2000年的论文《发展教育产业的十大关系》摘要：
“把教育作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在教育产业中遵循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是发展教育产业的必然要求。”
“一个人受教育年限越长，教育投入越多，劳动收入也会相应增加。教育产业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把教育作为投资，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经营，像其他产业一样，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回报。这都说明，教育既具有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功能，又具有投资功能。”
“发展收费教育，一是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增加教育投入，为发展教育提供物质条件。二是可以按市场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收费教育形成教育市场。”
“主流精英”当初那么大肆宣扬“发展教育产业”，如今却装聋作哑，概不认帐，而且照样高高在上把持一切。他们“不负责任”的特权有任何制约吗?
5).“主流精英”的身份不受任何制约——比如“三头蛇”，既是“学者”，又是“官员”，跟商业也有一腿：“独立董事”、“顾问”、“咨询服务”……碰上“官”就变“学者”，碰上“学者”就变“官”，碰上“商人”就又当“官”又当“学者”，多重身份变来变去，哪种身份最有利就用哪种身份，什么样的制约也管不着他们。改革改了快三十年了，政府换了一茬又一茬，最高领导人也换了一个又一个，而把持改革决策大权的却“三十年一贯制”，一直由厉以宁、吴敬琏等“主流精英”在那里“千年王八万年龟”地手舞足蹈、“万寿无疆”。世界上把持国家大权近三十年的人有多少?格林斯潘那么牛也只干了十来年。“主流精英”比格林斯潘水平如何?七老八十了还死赖在台上不肯下，还说什么改革要“砸铁饭碗”、“废除终身制”，讽刺不讽刺?
还不仅如此呢。“主流精英”还有一种特殊身份：外国代理。拿外国“基金会”的津贴，以“学术研究”的名义为外国资本发表“论文式广告”(或“广告式论文”)，以“中国学者”的身份为外国利益服务。且看：
——《戴尔与中国经济增长》：“阐述了跨国计算机制造商落户中国所带来的巨大且日益提升的经济效益。”这份报告是由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项目研究小组经过6个月的研究而完成，北大付校长海闻教授担任项目研究小组的领导。——摘自朱大碌：“北大报告是不是汉奸言论?” 2007-3-21
——《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平新乔教授和清华大学杨大勇硕士一起合作进行的“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课题研究，填补这项理论空白。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总产值的影响乘数约为2.66，即可口可乐罐装系统每购买1元钱的中间产品和投入品，就会给其他部门带来2.66元的最终需求，从而增加中国经济的总产值;同时，可口可乐罐装系统的上游和下游经济活动大约创造了40万个就业机会。——摘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
拿外国人的钱，为外国利益服务，当外国人的代理，却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出现，以“学术研究”的名义下结论做广告——是贪官也好，黑社会老大也好，有这等本领吗?“主流精英”的能耐谁比得了?他们的身份变换有任何制约吗?
6).“主流精英”的“话语权”不受任何制约——董存瑞有没有舍身炸碉堡?跟他他共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亲眼目睹的战友们最有发言权。董存瑞结婚没有?他的亲人最有发言权。然而现在最有发言权的人说的话都不算，倒是中国影协党组书记、影协副主席康健民、导演郭维之类根本没上过战场、根本没闻过硝烟味、根本不认识董存瑞的文人、“专家”、“精英”们说的话反而才算。老军人文存著文反驳，被告上法庭，罪名是“恶意攻击”、“诋毁名誉”。当董存瑞的妹妹和战友忍无可忍，也拿起法律武器状告他们污蔑损害董存瑞的名誉时，他们立刻宣布自己是“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而且搬出年龄当武器：“导演已经很大年纪了，我觉得没必要再去打扰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告人家文存时怎么就不管“很大年纪了”?怎么就不说“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了?亲眼见证英雄的人还活着就敢如此肆无忌惮颠倒黑白，那些见证人均已不在的英雄又该怎么办?
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主流精英”可以随心所欲评价一切，解释一切，否定一切，颠倒一切历史是非。别人的见证都不算数，只有他们的想象算数，而且还振振有词，叫“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而反驳他们就是“恶意攻击”、“诋毁名誉”，动不动就告上法庭。——只有“主流精英”的“话语权”可以没有任何制约，其他人一概不可以。
7).“主流精英”的“专业领域”不受任何制约——“北大文科教授要管军”，是“愚人节”的笑话吗?不。是事实，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叶自成“中国海权从属于陆权应缓建航母”一文道出的事实。中国的战略武器该不该有，如何有，什么时候有，这一切该归谁管?是该归中央军委、国防部门的军人管，还是该归北大教授(而且还是“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的教授)管?搞国际关系的怎么管起军事装备战略武器来了?而且还管得那么具体：“应缓建航母”(缓到何时?比“永远不建”少几天?)难道北大教授想“投笔丛戎”、抢解放军将军们的饭碗，把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扩大到军事战略、武器装备?此例一开，岂不是要求中央军委和总裁装备部发展新装备还得报请北大教授批准吗?这难道不是“主流精英”染指军权的试探?这难道不是“北大文科教授要管军”?如果不是，那就更蹊跷了：西方国家刚一制造“中国航母威胁论”以阻挠中国发展航空母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的主任大人马上来了一篇“应缓建航母”，难道这就是他那个“国际关系”的需要?如此里应外合，如此配合默契，这“国际关系外交学”的“专业领域”倒底有多宽?
“主流精英”们的“专业领域”就是如此海阔天空无所不包，没有他们管不到的，没有任何制约。北大文科教授要插手军权仅仅是一例。
8).“主流精英”里通外国不受任何制约——贪官也好，黑社会老大也好，都不大敢明目张胆里通外国。“主流精英”则不然。只要打出“国际学术交流”、“国际接轨”的旗号便可以大摇大摆堂而皇之拿外国财团和“基金会”的各种津贴，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帮助外国资本毁灭中国民族工业，占领中国市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吃里扒外还理直气壮：没违反规定(他们可能制定出任何限制自己里通外国的“规定”吗?)
“主流精英”善于“舔洋痔”，便有了洋靠山，以至于国内谁也惹不起他们，连最高层都只能乖乖请他们上门“教诲”，不敢有半分得罪，否则就得面对全世界洋“精英”的“妖魔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裁”：“镇压知识分子”、“不尊重知识” 、“独裁”、“反民主”、“破坏自由”……
晚清中国的怪圈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如今是中国的事共产党说了算。共产党的事学者教授说了算。学者教授的事洋人说了算——或曰“洋钱”说了算，洋人的财团、“基金会”说了算。(不过也不尽然。“主流精英”见洋钱眼开，见人民币一样眼开。国内的“利益集团”给钱照收不误。拿了顾雏军的票子，便集会“证明”他侵吞国有资产“完全符合改革大方向”)。归根到底，“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
“学匪文霸黑社会老大”
人大前政治系主任张鸣教授说：“大学现在的风气是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一把手就是县太爷，机关行政人员是六房胥吏，教师们是三班衙役，学生是百姓，完粮纳税还战战兢兢。”“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不仅有官场的结构，还有官场的文化，官场的行事方式。”“现在中国高校体制行政化、管理官僚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学校里，当官的不仅握有行政资源，还有学术资源”。“现在官大学术大!你只要当了官你就掌握各种评审的权力，那么别人的晋升、评奖、拿项目以及学校的什么各种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学科基地的评审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你要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没有了，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
这令人想起鲁迅的话：“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
这种情况奇怪吗?一点也不。为什么?教授当官，学者从政，“学者型官员”，既是“学者”又是官，见了官便是“学者“，见了”学者“便是官。唐明皇是“三千宠爱在一身”，这里是“软硬权力在一身”，既有“软权力”又有“硬权力”，什么制约都管不着——这不就是“绝对权力”吗?这样的“两头蛇”、“三头蛇”尽管还没有取得全国范围的“绝对权力”，但已经取得了局部范围的“绝对权力”，遵循“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那任何人都不例外。官员如此，“学者”一样如此。只要满足条件，客观规律在任何地方都一样挥作用。只要满足石油生成的条件，不管是陆相构造还是海相构造都会生成石油。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地下还是在天上，只要满足“一个大气压、摄氏100度”的条件，纯水都一样沸腾。不管是“学者”、“院士”还是地痞流氓街头混混，只要满足“绝对权力”这个条件，就一定得到“绝对腐败”这个结果，就一定变成黑社会老大，不会有任何本质区别。要说区别就是因为这种“学者黑老大”有文化，所以不是直接抢钱，而是抢学术成果;不是直接用拳头逼别人听自己的，而是用权力逼别人听自己的。这种“高素质”的黑社会老大可谓“学匪文霸”。
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高校、学术界和社会出现不了“黑社会”?因为第一，那时的“软权力”能有效地制约“硬权力”。第二，那时讲理讲得通。为什么讲理讲得通?因为大目标一致，“上下同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目标一致，根本利益相同，有分歧也是方法上的分歧，非对抗性矛盾，有共同语言，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达到和谐。现在呢?上下之间有“共同目标”吗?有共同利益吗?有共同语言吗?讲理讲得通吗?如果当真把心里想的如实说出来，那就不太好听了——我就是要以权谋私，就是要损人利己，就是要损公肥私，就是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世界上只有羊跟羊的和谐，没有狼跟羊的“和谐”——当然，这是站在羊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站在狼的立场上，那狼吃羊就是“和谐”。但在狼看来是“和谐”，在羊看来就是罪恶，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就是无理可讲，就只能“不争论”，就只能暴力解决问题——这就滑向了黑社会。无理可讲就不讲理。蛮不讲理就是流氓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流氓才最喜欢“不争论” 。“没毛大虫牛二”说：“我没钱，但我偏要你的刀!”这靠“争论”实现得了吗?所以只能使用暴力。利益根本对立，没有共同语言，真正的动机见不得人说不出口，目的还非达到不可，那就只能来硬的。黑社会流氓靠有形的暴力，“学匪文霸”则靠隐形的“暴力”——权力。形式不同，本质一样。所以会让人产生黑社会的感觉。不管是谁，碰到这些“学匪文霸黑老大”都会有无理可讲、蛮不讲理、强词夺理、岂有此理的感受。这种感受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已经领教够了。董存瑞的战友妹妹已经领教够了。张鸣教授等普通教师和学生已经领教够了。饱尝“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房地产投机”、“国际接轨+中国特色”等等的苦头的普通老百姓也都已经领教够了。
一旦“硬权力”与“软权力”集于一身，那就很可怕了。那就是事实上的“政教合一”，事实上的“绝对权力”，事实上的“独裁者”，而且是有“系统理论”指导、有文化的高级独裁者。一旦“软权力”受到挑战，立刻用“硬权力”镇压。比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你不赞同老子的“地心说”就烧死你。(顺便提醒一下张维迎小朋友：当年被烧死的是布鲁诺而不是伽利略。虽然伽利略也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但他屈服了，保住了命。所以如果再要《理性思考》，记住别再哭错坟头，想哭布鲁诺却哭到伽利略头上)那时是用火刑这种显形的“硬权力”。现在的大学校长书记之类“学者型官员”也象教皇一样，“硬权力”与“软权力”集于一身：“学者”——“软权力”;“官员”——“硬权力”。谁敢不恭，立刻“硬权力”伺候。只不过不再用火刑这种显形的“硬权力”，而改用了“穿小鞋”这种隐形的“硬权力”，反正是用权力让你呆不下去。就象张鸣教授揭发的那样：“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没有了，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在圈子里孤立你，任何机会都不给你，不带你玩。要么你臣服，要么你滚蛋”。
“学者”有了“绝对权力”，不管说什么别人都必须信服。随便一通胡说八道都可以通行无阻，“学术”也就不成其为“学术”，而成为“霸王文章”了。翻翻“主流精英”的“论文”就可以发现根本不象学术论文。学术论文讲究的是严格严密严谨，每一个论断都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和数据支持，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一丝不苟，点水不漏。而“主流精英”的“论文”则到处是武断蛮横主观臆断，光凭假定推测想当然，什么证据也不要就随随便便下结论。比如这些论断：“学者型官员具有非学者型官员一些不能比拟的优势。首先，前者比较重视名誉。一些教授、博士生导师级的知识型官员，有非常强的自律性，甚至视之为生命。他们理论的前瞻性和工作能力往往也比非学者型官员要强。知识型社会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是专家。这有利于改善执政形象，提高执政水平”、“学者型官员有很高的自律性”、“现在知识型官员的选官模式方向是正确的，利大于弊。不仅应该坚持，还要形成经常性的制度”——说了半天，论据是什么?理论根据是什么?统计数据在哪里?什么都没有就提出来当结论，不是“霸王论断”又是什么?又比如，过去都说中产阶级主要由白领构成，而吴敬琏在2007年“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上宣布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中小资本家”，一不见理论根据二不见统计数据，空口白牙就下了结论，真不知道他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此“学术研究”算什么“学术”?纯粹信口开河，“语录式论断”。而“主流精英”现在除了这种不由分说霸气十足的论断之外还拿得出什么?“改革”近三十年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也该“摸”出点系统规律了吧?但看看这些“主流精英”，有哪一个能对这几十年进行全面总结，拿出一套全面的、系统的、完整的、严密的、令人信服的、适合中国情况的、能准确预测未来并指导中国经济活动的理论来?一个也没有。个个除了会引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个别结论、支离破碎的片言只语来糊弄人外什么都不会，一碰到实际问题不是胡乱解释就是“集体失声”，预测未来测一次错一次，比算命瞎子都不如。所以说这些拥有“绝对权力”的“主流精英”不是什么“学者”，不折不扣的“学匪文霸黑社会老大”。
“主流精英”夺取全国最高“绝对权力”
“主流精英”口口声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又是“政府缩权”又是“民主化”的闹个不休。实际上拥有“绝对权力”的正是他们自己，到处制造“绝对腐败”的也正是他们自己。当今中国谁有“绝对软权力”?垄断了“话语权”的“主流精英”。谁最腐败?既有“软权力”又有“硬权力”的“主流精英”，尤其是“学者型官员”，比如殷国元、李达昌、高勇、邱晓华之流。中国高校为什么如此腐败?因为“主流精英”在高校取得“绝对权力”最彻底，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学者当官”，又有 “软权力”又有“硬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规律得以充分发挥，高校的腐败想不登峰造极都难。高校的腐败如此，学术界的腐败如此。社会风气的腐败亦如此。君不见中国社会风气的腐败之风就是从“主流精英”掌握了“话语权”、取得了“绝对软权力”开始的。他们的绝对权力制造了绝对腐败，还拼命叫嚷“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腐败”，不折不扣的贼喊捉贼。
《墨菲定律》说：“当老板说要‘提高效率’的时候，他决不包括自己。”
当“主流精英”说要承担“改革代价”的时候，他们也决不把包括自己，而是毫不犹豫地全部强加给老百姓。
当“主流精英”说要“公平竞争”的时候，他们同样也决不包括自己，而是千方百计用“文凭主义”把绝大多数竞争对手干掉，以便自己稳操胜卷。
当“主流精英”说要“限制绝对权力”的时候，他们更是决不包括自己，而只是用来制约别人，帮自己夺取更多的权力，直至夺取全国范围内的最高“绝对权力”。这包括：
——夺取军权
第一个突破口：夺过去的权——军事历史裁判权。污蔑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英雄，这不是简单的历史人物评价，也不是一般的“恶搞”，而是要借此确立一个原则：上了战场的军人用血写的历史不算数，不上战场躲得远远的文人用墨水加口水写的历史才算数;前线军人亲眼目睹的事实不算数，高高在上的文人的凭空想象才算数。浴血奋战的要由信口开河的摆布;实战中打出来的要由舞文弄墨混出来的摆布;搞实践的要由卖弄“理论” 的摆布;“岳飞”要由“秦桧”摆布。此例一开，“主流精英”过问军事的权力就默认了。“秦桧”管“岳飞”的原则就确立了，新的“风波亭”就奠基了。这才是要害。
第二个突破口：夺未来的权——军事规划裁判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叶自成撰文“中国海权从属于陆权应缓建航母”。这不仅是配合国际势力阻挠中国建造航母，更主要的是借此确立另一个原则：“主流精英”有权干预中国的国防建设、战略武器系统的研制决策。而所谓干预，实际就是支配——反复玩弄“学术研究”、“经济第一”之类戏法剥夺别人的发言权，自己取而代之。
只要有了过去、未来这两个突破口，“主流精英”便取得了干涉军队事物的“软权力”，之后无非利用这“软权力”不断鼓吹灌输“国际接轨”、“文人掌兵”、“军队国家化”、“防止军阀独裁”之类，最后彻底掌握兵权。
——夺取政权
“学者型官员”是“主流精英”利用“话语权”这“绝对软权力”夺取各地区各部门“硬权力”的主要法宝：先当“学者”再当官，先夺“软权力”再夺“硬权力”，最后达到“清一色”，“学者型官员”一统天下。只要实行“文凭主义”，这就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没有文凭，不是“学者”，有资格当官吗?现在至少国家经济要害部门已经“学者型官员化”，甚至“北大党化”了，要么厉以宁怎么能夸口说：“我的学生许多都在国家经济核心行业进行着核心工作”呢?
但是“主流精英”仍然不满意，仍然嫌夺权速度太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办法：“政治改革”、“民主化”。
“民主化”不对吗?
表面上看似乎无懈可击：“民主化”，谁能说错?不“民主”，难道还“专制独裁”吗?
然而看问题不能看表面。“主流精英”的“民主”的实际含义不是民主，而是独裁，是“主流精英”对普通老百姓的“专制独裁”。
“主流精英”讲“民主”本身就自相矛盾。民主的前提是平等，是地位相同，权利相同。地位不同权利不同还讲什么民主?“精英”个个“精神贵族”，自命不凡，处处要高人一等，从来不认为该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根本不承认平等的人谈“民主”岂不是笑话?简直如同偷儿讲道德，婊子说贞操。
所谓“民主”，顾名思义是“民做主”。要“民主”，意思显然是伸出手来要的这个人还是个“民”，还没能做上“主”，也就是还没有拿到想要拿的权，正在伸手向有权的人要这个权，以便自己也能做主。所谓“民主”的实际意思就是伸手要权的另一种说法，不是要“软权力”就是要“硬权力”。如果给了权，那就“民主”了，如果不给权，那就不“民主”。如果从此权力你有我有大家都有，那倒也公平，说“民主”也说得过去。但如果这种伸手要权是“单向阀门”，只许我要你的，不许要我的，我拿你的权可以，你分我的权不行，那这个“民主”就是骗局了。因为这样的“民主”不过是一种夺权的工具，一种权术游戏。
喻可平一边赞美“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大骂“民粹主义”。 “法律精英”江平把为“重庆钉子户”说话的人一概斥之为“典型的民粹主义语言，典型的民粹主义思想”，宣布“不保护民粹主义”。“主流精英”对待不同意见从来就是这种逻辑：从不回答问题，而是专整提出问题的人。谁提问题谁就有问题：“没有资格”、“别有用心“、”不争论“……最后一着就是扣大帽子：“民粹主义”、“反改革”、“破坏和谐”、“极左”……就象大骂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男孩是“小孩子没资格发言”、“当众喧哗扰乱治安”、“别有用心侮辱皇帝”、“想出风头”、“愚昧，所以看不见皇帝的新衣”等等，唯独偏偏不敢回答“皇帝到底穿没穿衣服”这个问题本身。——不敢回答别人的问题，不敢平等辩论，碰上质疑就扣大帽子不准人说话，用不准别人发言、禁止揭开矛盾的办法逃避矛盾，还口口声声“民主”——有这样的“民主”吗?所以说“主流精英”江平之流用实际行动给老百姓实实在在上了一课：“民主”只包括“精英”，不包括老百姓。“精英”说话才叫“民主”，老百姓说话就叫“民粹”，“民主”是“精英”专用的，老百姓没份。“精英”夺别人的权可以，别人要“精英”的权不行。所以说“主流精英”的“民主”根本就是个骗局，“民主”是假，“独裁”是真。他们的“民主”不过是夺权的专用工具，向别人夺权时才用得着。一旦碰到别人向他们要权，“民主”就必然偃旗息鼓，束之高阁，决不再高喊“民主”而必定大叫“反对民粹”、“学术研究资格”、“纪律”、“法律”之类。掌握了这个规律，“主流精英”一撅屁股就能知道他们要拉什么屎：喊“民主”，那就是在夺别人的权;喊“民粹”、“学术研究资格”之类，那就是在禁止别人向他们要权。毛泽东说“民主有阶级性”好些人不信，现在“主流精英”亲自现身说法给人们上课，明明白白告诉你：“民主”只属于“主流精英”，老百姓不配享受。老百姓敢要民主就是“民粹”。这就从反面证实了毛泽东关于“民主有阶级性”的论断。
既然“民主”是“主流精英”的夺权工具，那么“主流精英”的“民主化”“政治改革”的真正含义只能是夺权政权，由“主流精英”自由挑选国家领导人，彻底废了共产党，由“主流精英”彻底掌握全国范围的“绝对权力”，实现“主流精英”对老百姓的全面彻底的专制独裁。
“主流精英”的“民主”意味着什么？
“主流精英”的“民主”意味着“主流精英”的“绝对权力”。而“主流精英”的“绝对权力”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工人、农民及其他普通老百姓现在还有什么政治权力?人大代表有他们的份吗?政协委员有他们的份吗?他们能当公务员吗?能当干部吗?能当国家领导人吗?他们有参与改革决策的权力吗?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力吗?他们不仅被剥夺了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力，而且被剥夺了决定切身利益的一切权力：没有“话语权”，不准上访，“不准恶意讨薪”，“不准拦路告状”，“不准自杀”，不准……除了当奴隶卖苦力任人宰割外还被允许做什么?国家的事，社会的事，老百姓自己的事，不管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做不了主，一切只有“主流精英”说了算。君不见不管发生任何事件，报刊杂志上喋喋不休的只有“精英”、“专家”、“学者”，何曾允许普通老百姓对切身利益发表任何见解?——老百姓自己的事自己不能讲，非得让“主流精英”出面“代表”，这难道是在法庭上吗?只有法庭上的被告才不能自己为自己说话，必须一切通过“精英”——律师代言。普通老百姓被“主流精英”偷偷摸摸弄成了“被告”，他们还什么当家做主的权力?没有，一点没有。半点没有。全部被“主流精英”们用“文凭主义”、“代表先进生产力”等借口剥得精光。就这样“主流精英”们还不满意：“下岗工人的日子比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强得多，怎么还不满足?”“为什么物质条件改善了还没有‘幸福感’?”
这话实在够无赖的。秦始皇还没见过电灯呢，照此逻辑，那是不是可以说下岗工人的待遇个个赛过秦始皇?
“下岗工人的日子”果真“比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强得多”吗?光看表面的有形的数字是一回事，综合有形无形收入、实际物价水平、实际购买力、实际开支、实际负担等进行详细对比分析是另一回事。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工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和精神状态可比吗?
当年的“国军”财大气粗，“共军”穷得连津贴都没有。偏偏那么多“国军”普通士兵一接触“共军”就死心塌地跟定了共产党，掉转枪口开火打“国军”，打起仗来象换了个人似的不要命——当了“运输大队长” 的“蒋委员长”跟今天的“主流精英”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肯当“经济人”?为什么放着有钱的“国军”不干偏要跟那“穷光蛋”的共产党走?
“主流精英”们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当年钱学森等精英不当“经济人”，放着美国的高薪舒适、优裕的物质待遇不要，非要不顾一切回到一穷二白的中国来。
要是单算物质帐，这一切永远都无法解释。因为“主流精英”的“经济人”钱串子脑袋看不到物质之外的东西。
(要是单以物质待遇论幸福，那当了“违命侯”的李后主的物质待遇不可谓不高，起码比普通老百姓强多了。为什么还没有“幸福感”?还要整天以泪洗面，念叨什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道理很简单：那些士兵在“国军”里不是人，没有权利，没有平等，任人驱使，任人宰割。当了“共军”虽然物质待遇差，但官兵平等，精神解放，有了主人翁的感觉。这是“国军”那点物质待遇换不来的。
同样，就算下岗工人的日子比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强，但工人在毛泽东时代的有主人翁的自豪感，人人平等的亲密感，有强大组织为后盾的踏实感，集体一员的归属感，无后顾之忧的轻松感，思想工作无微不至的关切感，奋发向上的激励感等种种充满光明希望的东西。这一切现在的工人有吗?敢奢望吗?这是几个小钱能换到的吗?
钱学森等精英违反“经济人法则”回国，是因为“不龟手药”型人才有真才实学，有自信，看重的是学有所用。发挥专长为国效力的成就感比单纯的物质待遇更重要——“舔痔”型“人才”永远不可能体会到这种感受，就象太监永远 不可能体会到男子汉大丈夫的豪情壮志一样。
“主流精英”们问：“下岗工人的日子比毛泽东时代的凭票供应强得多，怎么还不满足?”——这等于把工人农民由人变成牛之类牲口，拉犁挤奶鞭子抽之后，甩出捆干草吆喝：“嗟，来食!”然后问：你不是有吃的了吗?为什么还没有“幸福感”?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类型人才的最大区别。 “不龟手药”型的人才看重的是实实在在凭本事吃饭，宁吃穷饭，不屑 “嗟来之食”。“舔痔”型的“主流精英”则截然不同：“有奶便是娘”。只要有饭，“舔痔”何妨?吃“舔痔” 饭，“痔来之食”都吃得，“嗟来之食”当然更是小菜一碟。是“经济人”必肯“舔痔”，肯“舔痔”必为“经济人”。哲学不同，跟“不龟手药”型的自然格格不入。——所以“幸福感”的标准内涵读不可能相通。
“主流精英”如刘吉之流一口咬定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不存在阶级”，显然在为新兴的剥削阶级打掩护，免得被老百姓看穿——“护主之心”毋庸质疑。可惜这回人家不赏脸，一点不配合。人家现在正惟恐跟普通老百姓拉不开档次，正想方设法处处与众不同：住特等房，坐特等车，吃特等饭，进出特等娱乐场所，享受特等消费，设置特等交际圈，送子女上特等学校，建立特等富人区，鼓吹设立贫民窟让贫富彻底隔离……处处竭尽奢靡豪华之能事，跟普通老百姓划清界限，从大到小衣食住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事在用事实和行动无言而震耳欲聋地告诉老百姓：我跟你们不是一个等级的，不是一个阶级的，我优等，你们劣等。“主流精英”这边口沫横飞拼命掩盖阶级的存在，人家那边可毫不客气赤裸裸公开炫耀阶级的存在。“主流精英”这回马屁拍错了地方，“舔痔”舔着了一嘴屎，是咽下去还是吐出来?
“主流精英”唯一可爱之处是甘当反面教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中国老百姓：什么叫“阴险奸诈”，什么叫“凶狠毒辣”，什么叫“颠倒黑白”，什么叫“厚颜无耻”，什么叫“贪得无厌”，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什么叫“民主有阶级性”，什么叫“舔痔”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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