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形势下纪念人民领袖120周年，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对毛主席最好的纪念，是进一步提高和端正对“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认识并务求实效，抓好结合当前具体实际贯彻执行毛主席路线这个纲，在防止和渡过近几年可能发生的大危机中决战决胜，把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关于真正把兵民放在胜利之本的位置上，必须更自觉地认清和处理好依靠领导人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关系。
领导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不充分肯定这一点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尤其是这样。因此，在十八大结束时，我们便提出对新领导人要“一看二帮三促进”。一看，就是不仅看怎么说的，还要看怎么做的;二帮，就是说得对又做得好的，要帮助和支持;三促进，就是对说错的搞糟的，要进行批评和斗争，促使形势向有利于拨乱反正、复兴社会主义事业方面转折。从整体上看，当前仍有坚持这一点的必要。实践告诫我们，在现实环境中即使领导人有回归毛主席社会主路线之心，过以下“四关”的难度也不小。这些关口，就是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决裂甚至不惜一战;敢于坚决反对邪改(邪路改革)利益集团特别是其中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司令部;敢于承认文革的“七分成绩”并搞社会主义大民主(简称民众民主);敢于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并自觉纠正自己在这方面的错误。并且，即使能过这“四关”，也必须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条。这是在于经过30多年的培植，资产阶级已有相当大的实力，其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特别是最反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的走狗，掌握着相当大的实权;修正主义理论至今还毒害着不少人，其中相当多的中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还相信补一段资本主义的课，搞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那一套才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在多个领域还占有优势，正重点演变和围剿中国，从而使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特别疯狂。因此，双方的较量最根本的是靠实力，是在于大多数人站在那一边。
这就要求我们务必进一步提高对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切实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唯物史观。毛主席认为，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绝不要突出个人。”(《毛泽东传》，第935页) 这就决定我们依靠群众路线救共产党要注意抓好两个方面：党内健康力量能够相信、依靠、发动、组织群众;人民群众能够以主人公的姿态，关心国家大事，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力。在这个问题上缺少哪个方面都不行。这样，我们才能在西化派搞“街头政治”时，将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转化成红色革命。从这里不难看出，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极其广泛、深刻的生死决战中，不把人民群众作为决定的因素，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是既不利于坚持兵民这个胜利之本，又不利于领导人在群众的支持下发挥应有作用，即对上层和下层的结合、体制内外的配合，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的。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只有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全面彻底地揭露党的黑暗面，才能逐步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两个彻底决裂”。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既非常伟大又特别艰难，甚至每前进一步都既很辉煌又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原因就在这里。也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当年搞反和平演变大演习，不使用下令撤职查办的方式而采取了大民主的办法。对此，我们务必要进一步加深理解和掌握。
关于进一步认清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提高结合当前具体实际贯彻执行毛主席路线的自觉性。
有些战友仍然认为，在没有武力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情况下，是不能把它(指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看作主要矛盾的。
实际上，由于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毛主席在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进入近代社会后便强调：“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別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三节)这就是说，只要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使处于帝国主义没有武力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仍然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当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后，这种矛盾更突出了。正是根据这一点，毛主席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指引我们夺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决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这是在于毛主席不仅一直讲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而且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前奏》，第16页]中国的现实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当前中国不仅私有制已取代公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而且28个主要产业被外资控制了21个;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原来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转型成了为西方国家提供廉价商品的“外向型经济”，早在2008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便达到70%以上，几乎超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明明知道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国家不会偿还却仍然坚持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买了它们的债券，基本上有去无回;西方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后，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救欧洲就是救自己”的口号下，又大量增购了西方国家的债券，可得到的回报却是美国对中国企业的严厉封杀和欧盟对中国贸易的大规模制裁，目的是要引发中国经济的衰退和危机;美帝国主义剥夺全世界所获得的霸权红利，大部分来自中国。并且，中国和美帝国主义建立了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网，2009年7月18日)。美国公开宣称，已出现的“中美国”就是“依附于美国的中国经济体”(华盛顿邮报，2008年9月21日)。《2030年的中国》制定的“改革路线图”即那个要使中国全面殖民地化的“6000天计划”，就是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转任世界银行行长后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伙搞的。中国赴美特使则把中美说成“夫妻关系”，实质上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小老婆。这些铁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已基本上演变成半附庸主义、半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这主要是在于它象欧洲一些国家那样搞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社会。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毛主席还有一个重要论断。1957年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毛主席为什么一直坚持“事实上在那里做”呢?这就是说，虽然根据外交策略的需要不公开提，但是如果轻视甚至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生死威胁，直至导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那就谈不上抓好国内矛盾，甚至加速蜕化变质，使修正主义上台。这是因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正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由此可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主要矛盾问题上，事实上坚持的是国内国外双主要矛盾论。
正确认识当前的主要矛盾，特别需要注意当前的新形势。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更加疯狂地大搞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更紧密地联成一体，使美国霸权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最大的剥削者、压迫者;美国霸权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急于促使中国不仅接受“中美国”而且接受“中美共治”，就是使中国不仅做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美国新军事战略把中国列为第一打击目标，把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中国家门口;战争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金融战、网络战、基因战等新冷战形式或者说没有硝烟的战争正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剧作家赵华认为这种对中国的战争是处于正在进行时而决不是合作共赢时。他的看法是有根据的。
从上述情况中不难看出，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说：“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首先要肯定，中国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要认清，从中国现阶段基本上处于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并且社会主要矛盾由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角度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般来说或者从总体上说，是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正象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时所指出的，在国内资产阶级或者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主要威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主战场包括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两条路线斗争上的时候，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便会在这种条件下成为最主要的矛盾。恰如毛主席所说，这不是唯心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有些战友仍然认为，由于毛主席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此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
满清政府的腐败，确实是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因。日本侵占我国大片领土也确实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恶果。但主要矛盾看的是这个矛盾在所有矛盾中的地位。大敌当前，这时不把反帝而把国内的其他事情作为首要任务，那是根本谈不上民族独立甚至会亡国灭种、丧失一切的。
有些战友仍然认为，党内已无走社派甚至健康力量，早就变质为资产阶级政党，因此“通过反修来挽救革命挽救党”便是改良主义，只有“另起炉灶，推墙拆庙”才行。在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甚至可以实行“左右合流”，以共同用暴力推翻当局，争得资本主义民主，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有的战友最近则公开提出，要重建真共产党，取代假共产党。
必须指出，不承认党内存在健康力量，从而把他们和西化卖国集团的斗争说成“狗咬狗”，实质上是对毛主席所说一些人会逐渐认识修正主义特别是其中的西化卖国主义的真面目，逐步向马克思主义回归;要组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等等政策和策略重视不够;对合法半合法斗争这一反对修正主义虚伪性特别有效手段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当前形势的尖锐复杂程度和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实情缺乏真正感知的表现。救党，是极有利的合法半合法反修手段;反修，才能真正挽救共产党。我们一直讲通过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指的都是救真共产党，救祖国和人民。至于“左右合流”，先争得资本主义民主，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苏联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在修正主义的党垮台后，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把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视为“非法”，以及我国近代实行多党制时陷入了更混乱局面的铁的事实，都足以证明这条路更危险。“重建炉灶，取而代之”比笼统地“另起炉灶，推墙拆庙”的提法大大前进了一步，对此必须充分肯定。但是由于事关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觉得仍有提点不同的探讨性意见的必要。首先，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今后会把和平演变中国的重点放在通过鼓动颜色革命，“推进宪政改革，结束一党专政”上;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正通过宣扬他们的宪章和“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权贵资产阶级(实质上是指共产党)的矛盾”，拼命推翻党的领导。其次，西方宪政民主即实质上主张实行三权分离和多党制，在党内和社会上尤其是干部、知识分子中有不小的影响。再次，前面所说的“左右合流，共同先争得资产阶级民主”的主张，在马列毛派内部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在半新型殖民地、半修正主义条件下的新式革命的具体办法，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根据毛主席路线及其战略策略和现实斗争经验来看，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还是坚持“通过反对修正主义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方针更“有理、有利、有节”一些。换句话说，也只有在这一步完全走不通时才能走下一步。这多多少少有一点象西安事变时的情况。从国内主要矛盾来看，当然继续扣蒋甚至杀蒋都顺理成章，但是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个最主要的矛盾来看，则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有利于稳定政局，防止内乱，救亡图存。正是由于正确处理了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关系，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不仅使自己的力量由于在统一战线内积极抗战而发展壮大，而且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垮蒋匪军，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现在进行半新型殖民地、半修正主义条件下的新式革命，也应当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关系。“重建炉灶，取而代之”，有可能增加否定共产党领导，形成实质上的多党制，从而导致我国陷于内乱甚至内战危险境地的风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务必要慎之又慎，否则那是会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无法弥补的天大损失的。
毛主席社会主义革命路线，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上;毛主席社会主义建设路线，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义革命路线，而且提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再加上指明了中国复辟后必然变成附庸资本主义，并为进行附庸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式革命提供了文革和武革两种有中国特点的成功历史经验，这是毛主席的三大贡献。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三大贡献，使他成为人类的大救星，成为永远不落的红大阳。这一点，一定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被更多的实践所证明从而为更多的人所认知。因此，我们只有进一步领会好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认清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当前的客观情况，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切实接受沉痛教训，从而不断提高结合新的具体实际贯彻执行毛主席路线的自觉性，才能干好复兴社会主义这个伟大事业。
在当前极其错综复杂并且今后几年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的特殊时期，我们应当怎样具体、切实地“正本举纲”，进行现实斗争呢?
由于水平所限再加上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我在这里只能谈一点粗浅意见，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以求集思广益，共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第一，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斗争的重点目标。即使在毛主席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时候，他也指出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文革的重点是斗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由此看来，在西化派炮制出宪章并提出要在十八大之前进行“三年决战”这一特定时间内，把反击这个叛党卖国集团作为斗争重点，在十八大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重点，并不违背毛主席路线的要求。今后，也应当这样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工作方针。
第二，要把反帝和反修紧密结合起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集团的斗争中，要充分讲清造成今天这样一种使中国成为美国附庸的既可悲又可怜的局面，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带来的最大恶果，或者说修正主义是制造投降卖国罪恶的罪魁祸首;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要充分讲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西化派，本身就是最凶恶的修正主义集团，揭露和反对他们屈服于甚至勾结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既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好突破口，又是对修正主义的最沉重打击。这样使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既有利于反修，又有利于反帝。
第三，充分地利用合法半合法甚至打点“擦边球”的手段进行更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推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附庸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具体方式方法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当时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决不应当忽略合法半合法的手段。例如，创立网站、上书建言、组成学习小组和红色网友联谊会、建立定期活动基地、操办合作经济组织，特别是去年“918”发动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主要口号的九月爱国运动和今年湖南的“新五四运动”等等，对于宣传教育群众，揭露打击敌人，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应当抓得更有实效。这样，才能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揭露政治骗子的真面目以给修正主义致命的打击;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搞出既避免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又继承反和平演变合理内核的新式科学文革，推进复兴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第四，通过建立“中美国”使中国成美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即新型殖民地，通过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政治上的附庸即“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的“小老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敢于公开宣扬并推行“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路线，敢于公开宣扬并推行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都表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才是实质上的主子即帝王;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则是儿皇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要敢跟他们斗。特色派首脑虽然表面上是最高领导，实质上是受到很大制约的。对茅于轼这样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拿美帝国主义的资金、公开宣扬汪精卫当汉奸有理的卖国贼多年至今不但不敢动根毫毛而且捧成在全国各地官场演讲的大红人，而对马列毛派则动不动就动用专政机器来镇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应喊响“敢打最大老虎，才是真正反腐”、“最大汉奸受审，才是以民为本”等口号，结合纪念120周年，结合反修，掀起一个揭发批判汉奸卖国贼的新高潮。
第五，要乘胜痛打落水狗，追究这些年来一些汉奸卖国贼配合美帝国主义大量进口转基因食品和种子的累累罪行。最近退回了几批美国的转基因玉米，是马列毛派和人民群众多年来坚持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斗争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要乘胜追击，千方百计使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近年来已有许多严肃的科学家经过大量实验，证实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胚胎异常等数十种疾病有高度相关性;美国军方曾提出‘新型生物战剂可以作为战略武器针对敌国平民人口长期施用并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转基因作物恰恰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如今向中国大肆推销转基因农产品的孟山都公司正是当年生产投向越南战场的橙剂生产商;早在2000 年全球的828位科学家就向各国政府紧急呼吁,叫停转基因，指出转基因作物违反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我们的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些年农业部在不让自己的幼儿园吃转基因食品、严禁奥运会等所有外国人活动场所销售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批准进口和种植转基因主粮让全国人民吃，把13亿老百姓当作小白鼠，并把人民的质疑斥为“无知”;转基因利益集团不顾我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德美亚等)造成严重生态灾难并严重摧毁养殖业(尤其是养猪业)的恶劣后果，在继续一意孤行大规模全面迅速地推进转基因粮、油、菜、果等产业化;有资料显示,中国转基因的积极推动者不少有美国资金和机构培养的背景，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的专家不少在销售转基因种子的公司都有兼职。这样，才能使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的宣扬和推行者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第六，抓好联系、组织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坚持兵民这个胜利之本，关键是抓好骨干分子这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发现、物色、培养、训练、提高他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严格要求他们，在大风大浪中考验和锻炼他们，使之尽快成长起来。象毛主席那样高瞻远瞩、博大精深，兼具文韬武略，创建丰功伟绩的人类大救星，不但前无古人，恐怕也很难后有来者。但是，他们应当有“千百万毛主席的小学生，合成一个新世纪的毛泽东”的雄心壮志。梅子网友说得好，每个骨干都学会“串葡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全国有几十万串‘葡萄’野蛮生长，一旦横向连接起来，那就成为谁都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这情势下，我们无产者的政治诉求，才不会被人忽视“(红歌会网2013年12月12日)。
第七，要和体制内以及国内外的爱国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陈奎元当年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就突破了主要防“左”的方针，提出重点反右，并抓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重庆模式的首要创立者说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从而大搞唱红打黑、三进三同、共同富裕;最近国防大学等单位推出《较量无声》等等，都说明党内并不是铁板一块。对国内外的爱国者尤其是党内健康力量，一定要更大胆地进行联合。关门主义是很有害的，必须坚决纠正。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讲了一段革命者不仅应牢记而且要竭尽所能去实践的话：“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毛泽东传》第1420页)容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附庸资本主义祸国殃民的罪恶，就是对毛主席的背叛，就是人民的罪人。由于今后5年内中国发生大危机的危险性在迅速增大，大危机会带来大灾难，但也会带来大机遇，引发一场大决战，因而在纪念毛主席120周年这个我们革命者最重要的节日里，我常向自己提一个问题：毛主席最希望我们在当前干好什么，自己应当怎么干?回答是，毛主席最希望我们决不容忍反共右派复辟变天甚至卖国投降帝国主义;我们应当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代人，已经67岁了。能在毛泽东时代生活几十年，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能在反帝反修反附庸的斗争中做点应当做的事，是生命的最大价值。因此，应当象魏巍、马宾、秦洪达、林伯野、李成瑞、恽仁祥等老同志那样，永远革命，决不投降。在即将到来的这场生死决战中，要象过河卒子那样，只向前不后退。
毛主席在天之灵在看着我们的实际行动，人民群众这些衣食父母在盼着我们打胜仗。同志们，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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