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02月21日发布署名“笑蜀”的一篇文章《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揭示了实现中国继续稳定与发展的关键：“通过共富和改革承诺的兑现来稳住民众”。其实，所有人类的问题，无非就是民众的生产与生活问题;所有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无不是民众的不满与反抗。社会层面上如此，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如此。只有“共富”的社会经济，才是真正健康合理的经济，也是人类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人类文明发展至今，贫穷与失业、经济危机、阶级分化与对立等事物存在的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畸形和变态。
当今中国只有走通共富之路，才有前途和希望。马克思主义为共富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为共富提供了现实基础。共富之路无疑就是一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为基础，以按劳分配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特征，以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贫穷与失业、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社会动乱等社会弊端为目标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
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共富。作为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是有理论基础和客观现实需要的社会发展理念，而不是那些泛泛而谈、内容空洞的民主、自由、富裕、平等、正义、法治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用来标榜、粉饰自己的概念和名词。
从习近平执政一年来的政策、言行上来看，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其实已经初露端倪。正如笑蜀的这篇文章所认识到的：“在习近平眼中，‘毛左’和自由派都属于所谓的‘极端’。他要排除两极干扰，争取中间群众。拿什么争取?第一是‘共富’，这是对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拿来主义’”。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虽然会继续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称号，但将明显烙下习近平自己的印记。这个印记目前来说就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即非老路也非邪路却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实现民众共同富裕的理想和需要的公有制市场经济之路。走通这“第三条道路”无疑是真正的大智慧!
笑蜀把“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简单定位于“高度实用主义，但绝不逾越红线”，明显是过于肤浅，是小看习近平的智慧了。迄今为止，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明显与以往不同。在各种场合的表述中，虽然还没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但已无中共以往那种内容空洞、含糊其词、自相矛盾的官话、套话，并以实际行动在走自己的道路，坚决、果敢、明确地不走老路和邪路。这说明习近平已胸有成竹，只待时机以恰当方式去推行而已。
笑蜀在其文章中说习近平实现其“第三条道路”存在两大根本性障碍或不确定性因素，一是政治危机，二是价值危机。笑蜀所谓政治危机是指官僚集团的阻碍;所谓价值危机是“警惕宪政”，即拒绝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笑蜀的这种认识明显表现出其思想的局限性。
第一，官僚集团并非铁板一块，并非顽固不化。习近平完全可以坚决的态度和柔性的手段，在确保一定官僚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其“第三条道路”的改革与发展目标，满足中国社会和人民稳定、发展与共富的客观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以国企和政府官员为主体的官僚集团完全可以转化为“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对于官僚集团成员来说，逐步走向与国人共富的道路未必是一件坏事。只要习近平让官僚集团看到其决心，看清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官僚集团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是可以转变的。习近平的反腐败战略无疑就是这种努力之一。
第二，在没有实现共富目标，成功构建科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前，搞“宪政”无疑是一种错误的极端行为。接受宪政，就是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所谓叛徒，就是在走邪路。笑蜀一方面认可共富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决定行作用，一方面又把“宪政”置于首要地位，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充分表现出笑蜀本人极右派思想者的本质。
“宪政”其实是一个浅层次的、表象上的东西，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性因素。宪政是个问题，但宪政并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真正具有根本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理想和主义”，即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显然并非是是宪政，而是基本经济制度。走通习近平“第三条道路”的根本关键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经济制度，而非宪政民主。构建出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决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败与否的根本关键。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取决于民众的意志和要求，而当前中国民众的意志和要求不是宪政民主，更是平等的经济地位、共同富裕的生产与生活。笑蜀把“警惕宪政”当作习近平的“价值危机”，表现出一个资本主义自由派思想者的思维局限性。
笑蜀说：“当下社会最抵触的，恰恰是绝对党权，以及保卫绝对党权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暴力，即专政体制”。其实，抵触“绝对党权”的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诉求，并非是占社会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观点和利益诉求。在当下环境与条件下，宪政其实与人民共富的目标需要背道而驰。因为当下中国的经济特点是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宪政民主，这对民众来说是种“利空”，劳动人民将进一步贫穷与失业，中国社会会进一步贫富分化、出现不断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劳动人民的要求之一可以是“宪政民主”，但在“宪政民主”之前，应该有一个更为重要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共富”。没有共富，宪政民主对于普通劳动者人民来说其实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一旦建立资本可以决定一切的资本主义，宪政就只会成为资本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劳动人民的利益将受到巨大危害。宪政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意味着现在泰国、印度或乌克兰的那种社会局面。在宪政民主与共产党的领导之间进行选择，要看那一种方式更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习近平“警惕宪政”所表现出的是真正的大智慧，而不是什么“勇气可嘉，但识见有限、智慧不足”。只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傻子，才会搞什么宪政，步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解体、社会动乱与民族倒退、人民贫穷困苦的后尘。
第三，除了以国企和政府官员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阻碍之外，习近平实现其共同富裕的“第三条道路”目标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就是资本家集团的阻碍。的确，“要推进全面改革，官僚集团一定损失巨大”;但同时，要推进以共富为目标的全面改革，资本集团的损失会更加巨大。这将让资本集团丧失绑架社会，主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手段和方式，让其无法再持续高效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官僚和资本向来都是阻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水平两大反动势力集团。官僚的反动作用表现在传统政治经济制度弊端上，资本的反动作用表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弊端上。习近平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推动中国社会的继续稳定与发展，不仅要克服官僚集团的阻碍，更要化解资本集团的绑架和要挟。
资本集团不等于私有企业主集团。事实上，只有站在资本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大资本家阶级才构成反动资本集团，广大中小企业主没有条件，也并不太关注社会与国家政权事务，他们的关注与普通劳动人民的关注基本相同，就是如何实现自己更好的生产与生活。因此，共富的社会经济与局面可能有损于大资本集团的利益，却未必有损于广大中小企业主的利益。
资本集团代表极右势力，以资本经济的绝对基础地位来维持和发挥自己具有根本决定性的影响力。要想在中国走通共富之路，必须克服极左和极右这两股反动势力的束缚才行。官僚利益、资本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在当下的社会制度中，是对立和冲突的。没有共富之路，民众的利益就会受损，中国就不可能继续稳定与发展下去。而民众的意志和需要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因素。官僚和资本家们各个聪明能干，普通的老百姓和民众们现在也都不想再做傻瓜和垫背的。资本家想要通过争取“宪政”来获取国家政权，进而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民众则需要通过实现共富的社会制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平等权利和地位。
笑蜀说：“所有薄弱环节中，最大的薄弱环节在于，习近平和邓小平一样怕社会，怕失控，怕乱，所以不敢动员社会。他也知道社会这个基本盘的重要，渴望通过共富和改革承诺的兑现来稳住民众，打造他的基本盘，但在承诺兑现之前，没有谁会真的相信他。而兑现承诺并不容易”。那么，习近平兑现“共富”的承诺，实现其共富的“第三条道路”真的不容易吗?只怕也未必。
一方面，共富已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完全可以在稳定、繁荣的前提下，实现共富的目标。关键在于，中国要确立出一种真正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所有问题的关键都在于我们社会的生产方式。私有企业的生产必然产生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弊端;国有企业的生产也必然产生和导致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一系列弊端。我们只有建立一种更为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克服和解决我们整个社会的各种问题和弊端，实现一种共同富裕、真正自由民主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因此，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能不能行得通，关键取决于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如果不能确立一种真正社会主义的，比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先进合理的企业制度、社会生产方式，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第三条道路”可走，中国社会就只能要么是极右的资本主义，要么是极左的封闭僵化的老路。那种国家和资本家混合的“混合所有制”显然不伦不类，不符合经济常识，也不可能持久。“混合所有制”的实行，客观上只能导致国企的私有化，导致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和失败。
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支持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国有企业、国有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都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是劳动者的自由与解放;而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老路却是权力分配，是统一、计划和服从。
因此，实现一条以共富为目标的“第三条道路”其实也不难，只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要求，创新发展出一种真正按劳分配的，真正由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企业生产方式就可以了。共富的社会，必然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从而必然也是由人的劳动，而不是资本来决定收入分配的社会。以资本决定一切生产与分配，按资分配的私有企业制度符合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导致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以国家权力决定一切生产与分配，按权力分配的国有企业符合官僚阶层的利益，导致全社会的“共贫”，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而以劳动者的劳动决定一切生产与分配，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方式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将导致全社会的“共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
推行和发展一种真正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的企业制度显然并不困难，也并不直接侵害官僚集团和资本家阶层的直接利益。因为推行这种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无需剥夺资本家的资本，也无需剥夺官僚集团的权力，而只是为社会上的劳动者提供一种生产与创业的新方式、新途径而已。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生产方式将以其自身内在的积极性、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需要，赢得劳动人民的认可，逐渐占据社会的主体，从而一个崭新的社会和文明得以在自由、稳定与繁荣中诞生。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方式不破坏，只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害，显然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只要习近平愿意，并切实地去执行，则没有不成功的道理。
显然，笑蜀说“以我为主，杂糅百家，就是‘第三条道路’，就是习近平模式的灵魂。也可以说不伦不类，很可能属于新的政治乌托邦，而且是没有实力支撑的政治乌托邦”，这大谬不然!只要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是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充分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和意志，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经济性、政治参与性，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那“实力”就会大得不得了，上下结合，左右开花，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具有划时代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将在习近平“等三条道路”的指引下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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