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4月6日讯 据星岛日报报道，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涉贪已被起诉，但案情尚没有公布，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主任公方彬大校近日在互联网上透露，网上传闻的很多涉案数字“已经接近事实”。他并称，【胡锦涛】军委主席时已得到报告，并指示严惩;习近平上任后指示一查到底。这是军方人士首次向外界透露谷俊山贪腐案的严重程度。
五十二岁的公方彬大校目前也兼任军科院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军队政治思想工作。
他于四月二日在其新浪博客发表了题为《谷俊山贪腐案证明了甚么》的博文，披露了谷案不少案情。
网上流传 基本真确
公方彬在新浪的博客文章中称，谷俊山案情和之前互联网传出的案情相当接近，如涉及的金钱、黄金、房产、茅台酒、名表、象牙、虎皮、字画等巨量财物。其中，纪检部门到谷俊山家乡一处地下室起获没有审出的五百五十箱茅台酒;谷俊山染指北京黄金地段军队地产达数十块，拥有三十套房，每套面积都在一百七十平米左右;在上海，一块军产地卖了二十多亿元人民币的高价，其中大约有百分之六属于谷俊山的回扣;有在其老家查获的数百箱茅台、黄金物件等财物装满了四大卡车。
笃信鬼神 常请大师算命
公方彬说，谷俊山的前任总后营房部部长、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因贪腐被判死缓，谷俊山不但没有引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为所欲为，“谷俊山比王守业更张扬、更胆大、更狂妄。许多贪官搞腐败是借制度漏洞偷偷做，谷俊山却是以违法违纪为本事。”
公方彬称，谷俊山不信马列，笃信鬼神，把一些“大师”、“仙姑”奉为上宾，经常请到家算卦看命。为了乞求神灵保佑，在濮阳老家大兴土木，在所谓“风水”最旺的地段为其父亲建造豪华墓园。被免职后，谷俊山仍对“年关一过，立马复职”的算命先生的鬼话深信不疑；被“双规”时，还在裤兜里藏一块小桃木，妄图以“桃”代“逃”。
公方彬还披露，总后领导曾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汇报情况，讲了两个多小时，“原来向胡主席建议把谷俊山调离总后，胡主席不同意，认为这样的人调到甚么地方都是祸害，是胡主席下决心惩处谷俊山，才将其绳之以法”，“习近平上任后，十分重视谷俊山贪腐案，先后十多次点到谷俊山，特别指示要一查到底”。
附博客原文：谷俊山贪腐案证明了什么
十谈反腐路径和方法
谷俊山贪腐案的主要特点
第一，贪腐数额特别巨大。谷俊山贪腐案虽然已经进入审理阶段，罪名已经明确，但犯罪事实尚未公布，即便这样，网上许多数字已经接近事实。包括，金钱、黄金、房产、茅台酒、名表、象牙、虎皮、字画等巨量财物。
第二，腐败性质特别恶劣。谷俊山的前任总后营房部部长王守业，因贪腐在海军副司令职位上被惩处，他应当引以为戒，结果不仅没有从王守业违法犯罪案件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为所欲为。机关和部队都反映，谷俊山比王守业更张扬、更胆大、更狂妄。总后领导谈到谷俊山的腐败特点时说，许多贪官搞腐败是借制度漏洞偷偷做，谷俊山却是以违法违纪为本事。
第三，社会影响特别坏。长期以来，我军按照党中央确立的建军治军目标，高标准，严要求，大力加强自身建设，保证了这支军队政治上的坚强，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谷俊山贪腐案揭发出来后，确实给军队形象抹了黑。有网民发贴：“自从出了谷俊山，三军子弟皆无颜。歪脖树下三尺绫，以谢人民养育情。如若阎罗知我心，来世不称军中人。”
谷俊山贪腐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出现的问题最大、性质最恶劣的案件，具有标本意义，深入剖析，对于加强军队反腐倡廉建设，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强军目标，十分必要。
谷俊山贪腐案的主要原因和启示
由于国家安危系于一身，所以人民群众把军队廉洁与否看得很重。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解剖分析谷俊山或其他贪腐案，只是关注犯罪事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贪腐案件，已经不是偶发，而是有相当的普遍性，新揭发出来的案件，数额越来越大，性质和影响越来越恶劣。所以，我们在这里解剖分析谷俊山贪腐案，重点还是挖掘导致贪腐的深层原因，找出症结、规律和克服问题的办法，为党和军队廉政建设找到突破口。
第一，信仰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力量之源，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弱化
谷俊山走上犯罪道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信仰信念动摇，精神发生蜕变，丧失了对各种腐朽思想的抵御能力。了解谷俊山的人都说他“一身病”，其中最致命的还是因信仰信念缺失而来的“精神病”、“软骨病”。谷俊山不重视品德修养和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排斥思想政治教育。他不信马列，笃信鬼神，把一些“大师”、“仙姑”奉为上宾，经常请到家里算卦看命。为了乞求神灵保佑，在濮阳老家大兴土木，在所谓“风水”最旺的地段为其父亲建造豪华墓园。被免职后，仍对“年关一过，立马复职”的算命先生的鬼话深信不疑。被“双规”时，还在裤兜里藏一块小桃木，妄图以“桃”代“逃”，躲过法律惩处。
谷俊山走上犯罪道路再一次说明，任何人不具有天然免疫力，失去了高尚的精神追求，很容易走向贪欲，甚至是自我毁灭。钱无罪，人有别。不同的金钱观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价值观不正确，把“为官”的目的变成捞钱，那么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人就不再是金钱的主人，而是金钱的奴隶。谷俊山长期搞生产经营，加上文化层次不高，思想政治水平低，行为处事很庸俗。开会时谷俊山很少能讲出几句有见识有思想的话，但到了酒桌上，哥们义气、江湖气全出来了，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匪气霸气十足，缺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人文素养和品德形象。
谷俊山因信仰信念缺失一步步走向犯罪，这对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具有警示作用。结合一段时间来，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到基层党员领导干部，那么多人违法犯罪，中央巡视组一般都会发现腐败问题，这就迫使我们思考该如何建设好全党的信仰信念大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严峻挑战。一位思想家说过这样一句富于哲理的话：一条鱼得了病是这条鱼的问题，所有的鱼都得了病是河水出了问题。失去信仰信念对于单个人的影响与政治集团的影响相似或相同，我们需要站到治党治国治军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这方面苏共和国民党都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苏共丧失执政权，根本在于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最后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是苏共最高层。在苏共执政后期，出现信仰信念蜕变的苏共高层，开始意识到自己借权力寻租获得的巨额财富为制度所不容，只要制度不变，自己随时被清除，只有改变制度，才能将钱洗白。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现象的出现，苏共政治局讨论解散本党，放弃执政权力，并且意见是那么一致。实际结果也是这样，俄罗斯新贵基本上脱胎于前红色贵族，新领袖身边的人也基本是前朝官员。由此可见，摧垮苏共的最主要力量来自内部，来自失去信仰信念的领导层。
国民党失败原因大致如此。1939年1月，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讲话中说：“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奄奄一息”，“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由于党的腐朽，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党员离开了党，而党外有才华的人又不愿加入，这是绝大的危险”。“除非国民党现在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否则历史不会给它第二次机会。”国民党的自我剖析充分说明一个基本道理，政治集团失去了政治信仰，必堕入功利主义，这时便没有了献身精神，只剩下利益权衡，当利益大于代价，趋之若鹜，当代价大于利益，便化作鸟兽散。国民党垮在丧失了革命初期由三民主义信仰而来的精神力量，党不再是先进组织，而成乌合之众。
反观自己，信仰信念一直是我党我军制胜的法宝，是获取精神力量之源。问题是我们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因环境条件变化而来的挑战。革命战争年代有生命相搏的敌人，冷战时期有假想敌，只要有敌人就会有牺牲，而牺牲最能激发神圣感，执政状态下没有那种程度上牺牲，神圣感很难激发出来。革命阶段党及其成员没有自己的利益，除了信仰信念的作用，也有环境条件的制约，执政阶段党仍然没有或不应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会影响到价值观和信仰信念。特别是市场经济大环境给所有人带来诱惑，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利益予夺问题，这种情况下稍有精神松懈就会被腐蚀。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与老板要相敬如宾，而不能勾肩搭背，相信其中有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考量。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新闻访问团到延安，看到中共领导层简朴而富于活力，回到南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龄跟了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从信仰信念角度分析问题，这是很能引发思考的。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转型而来的挑战。这种变化直接间接对党员领导干部带来信仰信念上的冲击。信仰信念属于精神的范畴，对科学理论高度依赖。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认识真理是一个无限的运动过程，因而真理是相对的，很大意义上解释真理的能力带有绝对性，只要能够解释现实，理论就会发挥强大作用。看一下宗教信仰，为什么在科学发展如此迅猛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就是因为其理论不断得到发展，能够解释现实，能够自圆其说。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科学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更多的是满足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但未解决或较少提供满足执政需要的理论。比如，《资本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弄清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也就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问题在于产业工人占主体时期是这样，进入当代，在工厂里出现了机器人，尤其IT产业、金融业、律师行业大多采取合伙人制度的情况下，剥削和被剥削不再那么鲜明，我们该以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尺度评价事物，显然出现了困难。与此相一致，当世界处在两个阶级和两种制度对峙状态下，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观可以解释世界，冷战结束，国家博弈开始由政治制度向利益和核心价值观转移，尤其“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理论开始主导世界，我们也提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要求“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走通“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命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一些成员精神迷失乃至蜕变。
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人在社会中存在于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追求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可能借助宗教信仰支撑精神大厦，如果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那么就意味着追逐功利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全部的目标，到这时必然发生蜕变，突破底线，走向违纪违法。谷俊山之流就是走了这样的不归路。延伸来看，这涉及的实际也是价值追求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什么样的价值是人生价值，怎样实现人生价值，何为幸福，怎样赢得幸福的问题。为什么习主席提出“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就是为了启发我们必须找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点，进而实现精神和价值追求的升华。
到这里，也就意味着给我们提出了实现理论突破的命题和任务，保证理论能够解释变化了的世界，让每个人都清楚怎样才能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并且可见可感可信。同时还要在重点人群上实现突破。目前党中央已经和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去年1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委委员、候补中委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开班仪式讲话中，突出强调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虽然讲话面对的是全党，但突出的是高级领导干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一再强调信仰信念问题。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再加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说明重心在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所以，突出强调高级领导干部坚定信仰信念，除了我党历来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及其该群体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影响更大，未必不是以苏共失去执政权力，逐步走向消亡的教训为鉴。
第二，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坚持权力在制度范围内行使
从谷俊山违法犯罪事实中看出，导致其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是擅权、专权、越权。在以权谋私上谷俊山无所顾忌。了解熟悉谷俊山的人都说，他是个不受制度约束的“特殊人”，基本规矩都不讲，什么事都敢干，不顾形象、不计后果。
谷俊山贪腐案再次证明一个道理，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考验。权力是把“双刃剑”，如果心中有宗旨和责任意识，有正确的权力观，就能把权力用在党和军队建设事业上，由此提升境界，实现人生价值，如果权力观扭曲，将权力私有化、商品化，注定走向堕落乃至毁灭。所以有人就说，“你若想知道一个人的品德，就赋予其权力。”还有人说，“当权力是一种负担的时候一切稳如泰山，当权力成为一种享乐的时候一切都完了。”其中阐明的是同一个道理。
谷俊山贪腐案除了证明权力不能滥用，不能私用，更引发我们思考，在自律失效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他律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科学制度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问题。这一点更带有根本性，也更具有挑战性。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中央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仅十八大以来就有数十名省部领导被查处。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去年1-8月份查办案件的情况，其中厅局级以上官员129名，平均每两天有一名落马。如此大的治腐力度，为什么没有产生当年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社会影响和震慑力?为什么象谷俊山这样的人能够边腐边升?为什么刘志军也动了买官的心思?这些透露出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说明着什么?是否属于社会上所说的打老虎力度不够的原因?
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如果只是从满足社会大众心理的角度去打大老虎，结果未必真正遏制腐败，搞不好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现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打大老虎的心理期待，每抓一个高官就形成一波网上狂欢。有专家甚至撰文，必须再打几只更大的老虎以取信于民。依照民众的情绪，抓贪官越多越好，职务越高越好。反腐如果进入这样的循环，结果注定不是积极和有效的。以国民党为例，其统治大陆后期也考虑在反腐上动手术，其中最重要的行动是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结果老虎没有打成，反而加速其政权垮掉。
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高发多发期，并且出现几个重要特征：一是由个体行为发展为群体行为，也就是窝案大幅增长;二是由规避法律发展到忽视法律甚至不惧法律;三是封建落后的文化和价值观与制度漏洞，几乎把所有人以不同程度牵扯其中;四是复杂的利益链导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等等。正是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打老虎一定意义上只能是震慑行动，属于扬汤止沸，根本的还是釜底抽薪，也就是制度突破。只有彻底解决中央领导所指出的“牛栏关不住猫”的问题，才能保证反腐不会出现“割韭菜现象”。这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情。
很多年前有人就提出谁来监督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问题。湖南郴州被判死刑的市委书记李大伦就对办案人员讲：“我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搞了好多年，搞一件成一件，我不点头就搞不成，大家都知道我有这样的分量，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凤毛麟角，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无论是纪委、检察院，还是报社、电视台都不敢监督我，也监督不了我。”李大伦所说的情况决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规律性。由此说明，我们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尚未实现科学化。既然存在漏洞，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腐败分子被治裁，不是制度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存在很大的偶然性，结果导致一部分人心存侥幸，导致腐败难以遏制，甚至继续蔓延开来。
如此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堵上一个最重要的缺口。这个缺口是“权力关到笼子里”，笼子的钥匙不是交予人，而是化作刚性的不能人为更易的制度。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真正实现权力运行和监督修正整个循环系统的封闭。从现实看，要封闭该系统，走西方反对党监督的道路不通，最具可操作性的是从权力运行机制和程序设计上实现突破。根据十七大报告提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理念和原则，中央主导完成顶层设计，以此保证政治主导权在党，进而出台反腐“阳光法”，这个法突出程序运行，使刚性规则达到不出结果无人能够叫停的程度，到这时便不再有人心存侥幸。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观念上的瓶颈需要突破。目前我们在处理贪官过程中不是没有忌讳，比如党的形象与反腐的平衡点在哪里?重视了前者，反腐必投鼠忌器，为什么面对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贪腐左右为难?为什么要等中央下决心，而不像世界上许多法治成熟的国家，包括总统在内，只要启动了司法程序，没有结果谁都无法叫停。美国的水门事件、克林顿桃色案，台湾的陈水扁贪腐案，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观念上能不能跨过这道坎，决定着科学反腐制度能不能建立起来，进而决定着能否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消除腐败。
第三，处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必须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谷俊山大搞庸俗关系，是其最终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拉一帮品味低下的人在身边，不可能产生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很难走在正确道路上。谷俊山搞庸俗关系，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在自己管辖领域和范围内拉帮结派，搞利益同盟。他热衷和地方老板打交道，与一些有来头、有背景的人交朋友，经常一起吃喝玩乐，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办事，大搞权钱交易。以这种方式交的朋友，不可能是真朋友，更不会是诤友。
从这些现象和问题中，我们不难发现，谷俊山之所以腐败，前面分析的信仰信念缺失与体制制度漏洞都很关键，再往深处挖就涉及到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都要受到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和左右。我们经常讲，产生大批思想家的民族，一定是伟大的民族，产生大批贪官的社会，一定有腐败的土壤和腐朽的文化。也就是说，评价一个社会和制度优越与否，很重要的尺度看其逼良为娼，还是逼娼改良。目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腐朽文化沉渣泛起的问题，一定意义形成了“笑贫不笑娼，笑俭不笑奢，笑廉不笑贪”，“能贪是本事，清廉是傻瓜”。许多人骂贪腐，并不是缘于价值观，而是心理失衡。厌恶贪官贪腐多不在过程中，而是贴上贪官标签，作出道德评价后。谷俊山在没有被惩治前，也是得到许多人赞美的，这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其扭曲的道德价值观，助长了其贪腐。
一个社会没有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文化，很难产生拥有高尚情操和品格的领导干部。中国传统文化中围绕官和权，附加了大量腐朽的观念和文化，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所改善，但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回潮，甚至有所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腐朽的东西，也便营造出腐败的温床，让每一个踏入官场者被重塑，且很难洁身自好。这一点从中国封建史中已经看到问题所在。历代王朝治腐鲜有成功者，有的采取罚奉银，不行，就给养廉银，也不行，逼得朱元璋采取严刑峻法，对贪官采取扒皮抽筋点天灯，还是不行。对此，武则天早有解释：“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人性的误区。”这里的人性应当是经过了社会和文化的改造。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可以说经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过程中也确实出现偏差或短板，用当年邓小平的话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没有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金钱拜物教，再加上对“文革”中“精神万能”的反动，又出现了“远离崇高”、恶搞英雄，人们的价值观因此偏移甚至扭曲。这一点从中央要求文化艺术界扭转“三俗”倾向来看，问题确实不小。今天的电视屏幕已经为勾心斗角的宫廷戏、张扬财富的物欲戏所占领。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久了，很难不被庸俗化。
怎样才能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关键。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同时，下大力气做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文化繁荣工作，真正形成激励人、引导人、塑造人的良好社会环境，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必会改善，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和价值观因此获得不竭的力量之源。这是一个浩大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
最后，回到主题上来。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惩处谷俊山具有宣誓意义和坚定反腐信心的作用
谷俊山不代表军队的主流，就如同刘志军、刘铁男不代表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主流。尽管这样，有些问题无法回避，比如“一身病”的谷俊山为什么还能升到总后勤部副部长的高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其某些能力满足了军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和全国都陷入经商热，谷俊山有赚钱的本事，这就为他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再者谷俊山胆子大，在整个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不科学、不清晰的情况下，容易让人误以为有本事。比如网上言论中有许多仍挺刘志军，认为他虽贪，但却干了些正事。如果将他们放在贪腐尚未揭发出来前，显然更能迷惑群众，同时迷惑领导和组织。
另一个是军队和全社会一样，制度建设处于完善过程，还存在监督检查和用人制度上的漏洞，这也是客观事实。反腐是个世界性难题，再完善的制度都无法彻底消除腐败。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曾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用当时的话说“在纽约的臭水沟里捞金。”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严重的权贵腐败。今天的中国尚未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就是我们处在制度完善过程中，这就难免漏洞和制度滞后，所以出现较为严重的贪腐问题，有其客观原因。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既要深刻检讨自己，找出问题的症结，尽快克服，同时也确应从惩处谷俊山中看到积极意义和价值。
一是处理谷俊山反映出党中央、中央军委坚定的反腐决心。总后领导第一次向胡主席汇报情况，讲了两个多小时，原来向胡主席建议把谷俊山调离总后，胡主席不同意，认为这样的人调到什么地方都是祸害，是胡主席下决心惩处谷俊山，才将其绳之以法。习近平主席上任后，十分重视谷俊山贪腐案，先后10多次点到谷俊山，特别指示要一查到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表明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军队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处。
二是处理谷俊山反映着我军有自净能力，可以清除发现的腐败分子。假如说一些贪腐案多因内讧、群众举报而清除，谷俊山案则是总后党委的组织行为，这反映出我党我军有刮骨疗毒的强大勇气，同时也反映我党我军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敢于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这是至关重要和特别应予肯定的。同样重要的是，谷俊山的案子让全军特别是决策层看到了问题及其症结，这恰恰诱发了改革的机会，提供了变革的动力。习主席和新一届军委领导上任以来，军队在治腐方面有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加强了制度建设。从去年初开始，连续出台了《厉行节约严格经费管理的规定》，最近又下发《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其中“将干部提升晋职与审计结果挂钩”。去年10月29日，中央军委印发《中央军委关于开展巡视工作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巡视工作规定(试行)》，这就把此前已经开展的巡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等等。这些注定会对遏制进而消除腐败产生积极作用。11月5号，新华社发布消息，军队和武警整风清退房子8100套，车辆25000台，这应当说已见成效。
三是处理谷俊山得到了广泛支持，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并且反腐越彻底，赢得的支持度就会越高。有人担心谷俊山作为总部领导，因腐败问题被揭发出来，会影响着军队的形象，短期和表面看有这个问题，如果以积极的姿态，辩证的思维看问题，完全可以确信，只要我们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最终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总后纪检部门到谷俊山家乡查封其违法所得时，当地的老百姓鼓掌欢呼，谷家雇请的一个看家护院的人，悄悄把工作组的同志引到一处地下室，起获没有审出的550箱茅台酒。其情其景，让许多同志感慨又回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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