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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政策的政坛往事与令狐家族史

东方早报 · 2014-06-27 ·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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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阳村,毗邻黄河北岸,现有1600多人口,荆、谭、令狐为村里三大姓氏。澎湃记者 李闻莺图

  洪阳村,毗邻黄河北岸,现有1600多人口,荆、谭、令狐为村里三大姓氏。澎湃记者 李闻莺图

常乐镇后村令家旧址,原来的延安式窑洞已近乎被填平。 澎湃记者 李闻莺 图

  常乐镇后村令家旧址,原来的延安式窑洞已近乎被填平。 澎湃记者 李闻莺 图

 

  

1971年,常乐公社医院欢送令政策合影留念。前排右四为19岁的令政策。

  1971年,常乐公社医院欢送令政策合影留念。前排右四为19岁的令政策。

 

  

常乐中学,1965年-1968年,令政策在此读书。 澎湃记者 李闻莺 图

  常乐中学,1965年-1968年,令政策在此读书。 澎湃记者 李闻莺 图

  多年以后,当令政策面对纪检人员的审查,不知是否会想起,父亲带着尚未成年的自己回到故乡山西平陆的情景。

  当时,黄河水冲刷着沿岸的土地,熟透的枣子漫山遍野,孩子们大声朗读着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那是不久前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每个人讲起来都能活灵活现、备感亲切。

  或许,也是从那时起,令政策就该知道,故乡不是一个缺少故事的地方。

  这里走出过一位比孔子还早的圣人傅说,是唇齿相依、假虞灭虢、伯乐相马、按图索骥等十多个成语典故的发生地,也曾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见证了一个个血性男儿的决心和果敢。

  2014年的初夏,令政策也成为故事的主角。

  6月19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4天后,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令政策的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有故事的土地,生长有故事的人家。以平陆为起点,令政策和他的家族,出走、回归、再离开,演绎属于他们的人生。

  洪阳村令狐往事

  尽管在洪阳村的日子寥寥无几,但对令政策而言,这里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数百年前,他的先辈们在这里落脚,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当父亲带着他渡过黄河,踏上平陆,第一站也是此地。

  古地洪阳,位于平陆西南、黄河北岸,原属葛赵村。光绪《山西通志》提及的“洪阳渡”就位于此地,曾与茅津渡、太阳渡、南沟渡并称平陆四大官渡。

  如今的洪阳村,已是个新建的移民村。1957年,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建,黄河沿岸上千村庄陆续被淹。1959年,包括葛赵在内的周边村民搬迁到附近,形成了今天的洪阳村。

  村庄面积十六平方公里,1600余人,在当地算中等规模。村民主要靠种植枣树为生,洪阳的枣,在晋南一带已小有名气。

  村里有荆、谭、令狐三大姓氏,其中“令狐”因复姓颇为瞩目,甚至被误认为是“西域族裔”。

  实际情况是,令狐原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地名。《水经 冻水注》曾写到,“令狐即猗氏地”,所指位置即运城境内的临猗县。

  令狐族谱记载,令狐氏原是周文王的儿子毕公高的后代。春秋时期,毕氏后人毕万屡立战功,晋献公将他封在魏地(今天芮城、平陆一带),并赏赐魏姓。若干年后,毕万后代魏颗又立战功,晋悼公封魏颗之子魏劼到令狐地,并将令狐姓赏赐于劼。

  令狐后人多好学,出了不少举人、进士,尤其到唐代,朝中为官者数人。唐末以后,家族逐渐衰落,到明朝只留下两户人家,一户居住在平陆县狐家凹,一户居住在临猗县王鉴村。

  洪阳令狐家,便是平陆县狐家凹一支的延续。尽管这一家族已有2600年的历史,但对洪阳人来说,有关他们的记忆,只能追溯至令狐益三一代。

  令狐益三,普通农人,种地、行医,因人品贵重、医术高超,在村民眼里德高望重。这家人有四子一女,小名分别新颖、新吉、吉祥、四祥和五经,听起来颇有诗书味道。

  四个儿子中,四祥大名令狐野,人如其名,个性最为突出。他就是令政策的父亲。

  同样行医,令狐野没有直接继承父亲的技艺,而是投奔远在西安的表姐,学习西医疗法。学成归来后,令狐野在村庄开药铺,设门诊,还学习西医模式,加入了挂号程序。

  只可惜,这种形式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只算新鲜,却不讨喜。

  不久之后,药铺倒闭,令狐野前往平陆茅津、芮城等地再次尝试,效果都不尽人意。上世纪30年代,在一位同乡的指点下,他前往延安参加革命,就此挥别家乡。

  延安来的“十三级干部”

  上世纪60年代初,当令狐野再回到平陆,已是让同乡敬仰的“十三级干部”。

  按照当时我国公务员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十三级”以上就是高干,对应到部队为副师级,对应到地方为副厅级。

  一个开药铺小伙,如何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平陆令狐家族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身在延安的令狐野找到了施展自己的平台,一步步被提拔了起来。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核心机关以及红军总部从陕北保安迁到延安后,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改编后,中央苏维埃医院改称陕甘宁边区医院。

  据《陕西省志 卫生志》记载,1938年11月,边区医院迁至东二十里铺,调欧阳竞为院长,翁祥初为协理员,令孤野为医务科长,魏明中、汪石坚(锡曾)为医生。在此前后,由汪东兴、丁钱辉任协理员。

  1939年四五月间,因河防吃紧和敌机袭击,边区医院决定迁往安塞。身为医务科长的令狐野,直接参与并负责安塞新址的修建。

  医院在安塞开办后,令孤野继续担任医务科长。欧阳竞继续担任院长,副院长为高明,协理员翁祥初,边府特派员赵国根。

  1939年12月,由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保健药社改为卫生材料厂,专制各种丸散膏丹代替西药,供给各院各卫生所急需。李常春兼任厂长,令孤野担任副厂长。

  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边区政府重新任命梁金生任厂长,令孤野、劳东为副厂长。

  此后,令狐野一直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有消息称,他还在公安部工作,还曾担任过华清干部疗养所所长。

  在外打拼30多年,令狐野算是告老还乡。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洪阳,而是住在距离村庄十多公里的常乐镇上。

  其中缘由,还得从他的婚姻说起。

  令狐野前后有过两任妻子。第一任与他同乡,女方略为年长,家境殷实,还资助过令狐野读书。两人婚后育有一女,小名爱女。第二任在延安认识,对方也是边区的一名医护人员,两人育有四子一女。

  这两段婚姻,让他的家庭关系比较微妙。一位与爱女熟悉的洪阳村民透露,令狐野在延安时,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大女儿曾去看望父亲,相处很不愉快。而他的第一任妻子,28岁时丈夫就不在身边,一直伺候公婆。

  因此,这种情况下,退休后的令狐野就算想住回洪阳,大女儿爱女也不会同意。而另一种说法是,洪阳当时正处于移民重建期,条件简陋,令狐野自己不愿再回到村里。

  少年政策初长成

  无论如何,平陆县西南30多公里的常乐镇后村,令狐野终究安了家。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在延安结识的第二任妻子以及之后所生的五个孩子。

  那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五个孩子会因为自己的名字备受关注。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7年10月,时任党的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向媒体透露,父亲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五人姓名的由来。

  令政策,1952年生,是令狐野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如果不算同父异母的姐姐,他在家中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以及两个弟弟。

  在一些常乐人记忆中,少年时的政策并不出挑。他总是穿一件军绿色的衣服,又黑又瘦。1965年到1968年,令政策在常乐中学念书,学习属于中上,爱看书,文科尤其作文比较好,理科差一些。

  初中三年,令政策还是班里的宣传委员。据他的一位同学介绍,他们的班干部都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最能说明一个人在同学心中的地位。

  1966年10月,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令政策作为班上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跟着县里另外十多个孩子一同去了北京。这个名额,也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

  只是那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话不多,出身很好的干部子弟在想什么。他很稳重,不轻易袒露自己的内心,也不会把远大志向挂在嘴边。

  相比之下,参过军,又当过电影放映员的大哥令方针反倒让大家印象深刻。在常乐人的眼中,那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年轻人,毛主席语录歌张口就来,走到哪儿,都能把气氛搞得火热。

  数年之后,长子令方针在一次意外中丧生。失去大哥的令政策,以长兄的角色,肩负着一个家族的使命。

  关于令政策毕业后的去向,一些老乡的记忆和公开的简历略有一点出入。

  公开资料显示,1968年10月至1971年7月,令政策在平陆县常乐公社医院、国营硫磺矿厂工作;1971年7月至1982年2月,他在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工作。

  但据几位和他共事,以及给他办过人事调动的平陆老乡回忆,令政策是先去硫磺矿厂,再到常乐公社医院,然后直接调到省里。

  1968年,令政策初中毕业,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这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年仅16岁的他也轰轰烈烈,去了离家80多公里外的国营硫磺矿厂。

  这个国营硫磺矿厂,在平陆曹川一带的深山中。据一位和政策同批进入该厂的老乡描述,厂里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特别是空气,常常呛得人喘不上气。

  在厂里,令政策被分到了磺炉,干的都是体力活。同事们都觉得政策就是个孩子,很普通,在当年那批惹眼的年轻人中根本排不上号。没过多久,令政策就离开了硫磺矿厂,在常乐公社医院给病人抓药。他还是保持着一贯的质朴低调,一直到1971年离开。曾在平陆县人事局工作过赵姓工作人员回忆,当年省里要抽调一名机要员,县里的领导班子还为此专门开会研究。经过讨论,读过书,家庭成分好、各方面比较优秀的令政策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1971年7月,常乐公社医院为了欢送这个即将去省城的年轻人,特别合影留念。在那张33年前的老照片上,19岁的令政策穿着白色背心,坐在前排中间,表情青涩懵懂。

  正统到有些难以接近

  令政策离开平陆县后,住在常乐镇上的令狐一家,还在这里继续停留了十年。对于这个“吃皇粮”的干部家庭,镇上的人都充满好奇。

  那时的令狐野,还是被大家叫做“狐野”——平陆县姓令狐的人,都是习惯性地省去“令”字,不了解情况的人,常常会误以为对方姓“胡”。

  那时的狐野家,住在常乐镇后村西北方向。他们请人打了一个延安式的窑洞,12个门洞,大门在中间,两边只有窗,走进屋里可以向两边贯通,这样的房子,在当年的平陆并不多见。

  那时的这家人,孩子多,经济条件也不错,买东西总是一大包、一整筐地往回搬,让乡亲们甚是羡慕。不过,他们家用的东西、穿的衣服都很普通。孩子们穿件带补丁的衣服出门,也显得很正常。

  对于令狐野,人们对他最多的评价是,耿直、正派,就是性格火爆,是个典型的“老革命”。

  每年春节前后,县里、镇上,都会有领导上门慰问,自然免不了拎一些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每到这时,令狐野就会发顿脾气,让人家赶紧拿回去。

  他跟镇上的人走得并不算很近。偶尔聊天,令狐野也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就应该多吃苦,吃粗粮、穿旧衣服、不要讲究,不能乱花钱。

  有一年清明,令狐野带家人回村里扫墓,中午在老乡家吃饭。当时他们自带了馒头和蔬菜,意思是不让老乡破费。

  严肃、正统,甚至有些难以接近,这是当年人们对令狐野一家的普遍印象。很多年后,这种感觉在令狐野的孩子身上,有了变本加厉的体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令政策先后在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委机要局、山西省粮食厅、山西省发改委等单位担任领导。这期间,自然会有不少乡亲找上门,希望打声招呼,办点事情。

  只是在平陆,这类希望几乎没有实现过。

  曾经一位平陆副县长去太原找令政策,因为在楼下大喊政策的名字,事没办成,还当场挨了顿臭骂。

  两位常乐中学老同学也去太原找过政策,连办公室都没进去。他们在楼道和令政策碰了面,事情还没说出口,赶着开会的政策就匆匆告辞。

  还有一位洪阳老乡,带着孩子去太原看病。昂贵的医疗费让他们束手无策,希望找政策想想办法,同样吃了闭门羹。

  就连他的电话,也不能随便打。曾经有老乡辗转跟别人要到号码拨过去,没想到政策大为恼火,之后还追查号码到底是谁给的。

  不仅政策,令狐家的几个孩子也是如此。平陆人都知道,令政策的妹妹令狐路线在运城的大医院当领导,可别说同乡,就算是本家亲戚,去运城看病也托不上这层关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也难免让平陆人有些怨言。人们都说,平陆出了大人物,可没有跟着沾一点光。

  平陆的现状似乎也在印证这种抱怨。

  这座位于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地带的县城,至今没有摘掉国家贫困县的帽子。县城除了新修的几条马路,大多建筑设施都显得很陈旧。

  “平陆不平沟三千”——因为地处山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偏远一些的村庄更显贫困,不少人家还住在简陋的土坯房。

  渐行渐远的故乡

  或许是理念不同,让令狐野一家人与平陆渐行渐远,又若即若离。

  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运城地区为老干部令狐野安排了疗养和住所。令狐家在常乐镇上的延安式窑洞,也以将近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同村一户姓贾的人家。

  自那以后,平陆对令狐野和他的孩子们来说,再没有家的意味。洪阳村的人说,早些年,还能碰到这家人回来扫墓,后来就见不到了。

  前几年,村里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路浇上了柏油,因为这条路经过令家祖坟,大家都以为是令家人修的。后来才知道,修路是村里另一户发展比较好的人家操办的。

  2009年,令狐野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爱女因病去世。遗憾的是,爱女与父亲的关系到最后都没有修复。她的子女对外公也相当陌生,即使小心提起,也会得到“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淡漠回应。

  如今,年过百岁的令狐野,一直住在运城。平陆的亲戚朋友说,他们曾想去看看老爷子,但都被婉言谢绝,索性不常和这家人走动了。

  只是,当令家的孩子一个个走向人生巅峰,这个山西南部的小县城仍然会被经常提起。

  不少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走进令家人住过的院子,寻找令家先辈所埋的地方,感慨风水有多么好。

  也是那段时期,令家人也会偶尔回来。他们会带着第三代的孩子,走进这个曾经居住多年农家小院。原来的延安式窑洞几乎被填平,房子的新主人在另一侧盖了新的砖房、种了杏树,令家人走走看看,若有所思。

  作为老同学,高海(化名)最近两次见到令政策,分别是在2011年和2012年。

  2011年那次,他们在常乐镇街头偶遇。彼时,已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回乡扫墓,在镇上吃了一碗凉粉,刚刚起身,就被眼尖的高海认出。

  两人一同走回了母校常乐中学。校园里,最气派的建筑就是一幢5层高的教学楼,是2001年才建起来的。

  常乐中学的老师们说,在那之前,学校的教室都是平房,想盖楼房却一直缺钱。后来省里有个专门资助农村学校建设的款项,为了拿到这个名额,学校派人去太原找过令政策。

  令政策没有当面承诺什么,但100多万的拨款最后还是拿到了。因此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教学楼还是有令政策的功劳。

  令政策似乎并不想和家乡牵扯太多。每次回到平陆,他都行色匆匆,亲戚、老师、同学很少去看。平时同学们电话找他,也没几次能打通。大家小心翼翼地猜测,“政策可能是怕咱们找他办事,会比较为难吧”。

  不过,2012年“五一”假期,和大家少有联系的令政策一反常态,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就像40多年前当班干部一样,作为代表的令政策被推到台上发言,他用“三个感慨”、“三个感谢”表达了心情,言语里透着真情,又不失领导风范。

  那也是令政策跟同学们难得亲近的一次。参加那场聚会的多位老师和同学回忆,聚会时,令政策给每人都送了一台平板电脑,还跟大家保证,以后找他可以发短信,一定会回复。

  大家后来问了一下,这台平板电脑市场价大概一千多元。

  只是,很多人的短信可能还没来得及发出,令政策的命运就急转直下。

  2014年6月19日,中央纪委公布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4天后,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令政策的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此时,黄河北岸,平陆洪阳村令家祖坟前长满杂草,在夕阳下稍显寂寥。

  来源:东方早报-澎湃新闻

  (副县长找令政策“办事” 楼下大喊其名字当场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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