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众多红色网站刊载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6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93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指出了一种社会现象即：共产党已成准地下党 上课都不敢公开讲马列讲毛主席。特别是高校领域，“党成了地下党，党不过组织生活”，“谁要在这个课堂上公开的讲马列主义，讲毛主席、讲党，人家把你看到精神病一样的，你会在生活中、业务上受到种种的歧视和打击。”7月3日，红歌会等网站刊登南开大学艾跃进教授的文章
“中共不应也不能再沦为地下党”，肯定孔文的观点和指出的现象，且又例举了高校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党沦为地下党的种种现象。笔者也在高校工作，非常赞同两位教授指出的高校和意识形态领域这种现象的客观事实。现实生活中，岂止高校和意识形态领域，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经济领域、政治生活、文化领域几乎都有这种现象。我们号称8000万共产党员，几乎各个社会组织都有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党委存在，从形式上来讲，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实际的领导权还确实掌握在党的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不能说共产党是准地下党。那么孔教授这里所说的“成为准地下党”的含义什么呢?我认为有三层含义：一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党的组织生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客观存在不仅仅在于形式上的党组织存在，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党组织存在，也就是必须有正常的党的生活内容。笔者在高校多年，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生活会基本上没有召开过。退休之后，除缴纳党费之外，没有任何党委和基层支部召开党的组织生活会。我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党员也都有这种情况。不仅高校存在，其它领域也都存在。二是不敢公开宣传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凡是公开真正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毛主席都会遭到歧视，这些文章除极少数刊物之外，相当多数主流媒体都拒绝刊用。而歪曲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肆无忌惮、畅通无阻。大学学报尤其为甚。即使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只是从纯粹的学术角度，把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当作一个类此康德、黑格尔的杰出的思想家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或者只是一味赞美和吹捧所谓当代中国特色、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三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自觉运用党章、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开展学习、集会、纪念、演讲、罢工等行为时，程度不同地遭到官方强力阻止甚至动用武力压制。如这些年来，人民群众每到和逝世纪念日举行各种集会、纪念活动时，官方总是寻找各种借口直接、间接阻止、压制。对组织负责人进行跟踪、监视、谈话、威胁甚至拘捕、判刑。如2009年通钢事件中，政府竟然出动数千军警。艾跃进老师2013年底到郑州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机场和饭店遭到层层阻挠。上月张宏良教授到洛阳演讲学习习近平讲话也遇到类此遭遇。全国此类事件更是比比皆是。笔者接触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拥护者经常这样感慨地说，这世道究竟是怎么啦?明明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成员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正大光明的行为，在号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却受到当局者的如此待遇，许多活动不得不采取地下或半地下的活动方式进行。因而常常发出疑问：这还叫做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吗?艾跃进教授文中特别指出：“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堂堂正正执政了65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成为地下党的?!”笔者紧接着这一话题，分析中国共产党究竟为什么成为“地下党”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消弱和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重要条件是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因此从一大党章开始，无论其党章具体内容修改过多少次，但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实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章尽管没有修改这一思想。但在那个所谓“五十年到一百年都不改变”的党的基本路线却悄悄消弱、贬低了了其指导地位。其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作为整个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总的指导思想，而是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前提下，与“改革开放”并列起来作为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手段、方法。笔者认为，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手段、途径、方法的话，“四项基本原则”就绝不是手段、途径、方法，而是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共产党的各项事业的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如果把“四项基本原则”只是看作经济建设的手段、途径、方法，这难道不是消弱、贬低和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地位吗?如果对这个党的基本路线表述做修改的话，笔者认为应该改为“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改革开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应该把自力更生思想放在改革开放之前，目标中应该删去“和谐”二字。这不是本文重点，不再赘述)
另外基本路线内容中即使有“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但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如果歪曲和修正其基本内容，那么就不是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是偏离、背离“四项基本原则”。例如“四项基本原则”中重要两条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清清楚楚写着，马克思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社会主义就是经济上的公有制、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社会制度。固然马克思主义包括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要促进和解放生产力。但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发展生产力。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所谓“解放思想”的口号之下，以从毛泽东晚年思想中解放出来为由，实质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解放出来。邓大人讲过这样的话：“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实际是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有片面性，他要从传统书本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以这种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能是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地位吗?也正是在其带头“思想解放”之下，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质疑、歪曲、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几乎所有的基本观点都受到质疑和否定，照抄照搬西方思想家的观点，改头换面，而且标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这场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如同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一样，古今中外一切腐朽糟粕性内容换上新的外衣迅速在中华大地上蔓延。理论界以这种所谓质疑、批判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为荣。谁坚持原有的基本观点，谁就是“极左”、“教条”、“保守”、“僵化”。这样的文章铺天盖地充斥于各种学术刊物和国家及省市的申报科研项目中，而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击批判这种错误思潮的文章公开发表难之又难，此类申报项目得到批准更是凤毛麟角。
1995年以来，中央编译局开始出版新版的马恩和列宁选集、全集、文集，2004年中央又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且把马克思主义单独作为一级学科，下设多个二级学科。这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应该起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近十年的实践看，不仅效果极其微小，且负面作用极大。据笔者观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人特别是握有权力和资源的所谓学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的学说理论，去研究和回答中国当今重大的现实问题，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学科当作获取个人名利地位的敲门砖和工具手段，因此他们的研究方法不是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单纯迎合权力者的需要和处在强势地位的错误思潮，什么项目或文章好通过、好发表，就研究什么，且在申报项目、发表文章和研究生点、评奖等各项活动中，同其它学科一样也到处请客送礼、烧香拜佛。而握有资源审批权力的大学者在项目审批、研究生点申报等不是以是否真有马克思主义水平和能力为客观标准，而是以关系和行贿为标准，且为自己谋取更多私利。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其硕士点博士点、硕导博导及大量硕士生博士生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但究竟有几个有真才实学呢?有几个能够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呢?其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数量极其之多，又有多少能够真正回答当今社会重大的现实问题呢?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极其严重挑战的时候，又有几个能够站出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呢?甚至个别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教授充当了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然而他们中的某些人却利用马克思主义学科获取的项目、奖项、荣誉称号满天飞，获取的研究资金多之又多。这种号称“马克思主义”专家、教授、博导实则水货的学者们的所作所为本身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和行为不仅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而且导致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威望急剧下降，且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各种口实。
第二，偏离或背离了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消灭私有制”的最高纲领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政党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共产党也不例外，夺取政权共产党要依靠阶级斗争，共产党执政之后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问题在于在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其阶级斗争的职能和阶级属性是否根本改变?马克思主义是给予否定回答的。《宣言》中所强调的发展生产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进行的。而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是否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政权和公有制还有可能丧失掉?是否还存在旧制度复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此有许多明确而肯定的回答。毛泽东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从苏联产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客观现实，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当代出现的大量资本主义现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真理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不同程度遭到否定甚至彻底否定。虽然理论上还承认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认为其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实际生活中，根本不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当代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如社会腐败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当代腐败就是中国当代社会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当代腐败者从世界观角度就是典型的剥削阶级世界观，其所作所为表明其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我们党的文件、领导人讲话和主流媒体从来不从这一观点认识和解决中国当代腐败问题，而是借助于西方思想家“权力滥用”思想解读腐败现象。这难道不是共产党人放弃自身阶级斗争职能的典型表现吗?由于中国当代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再加上近些年来主流媒体和各种文学作品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妖魔化。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把腐败原因归结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许多人不明事理，受这种观念影响，导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威信在一些人尤其在青年中日益下降。
再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人们的认识一方面受认识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人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的现状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同时也受认识主体自身条件的限制。主体自身条件既包括知识结构、思维水平，在阶级社会里也包括阶级立场，特别是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中国当代社会，人们对社会历史问题几乎都存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认识，固然与历史条件和认识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阶级立场的不同。但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彻底否定，党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基本上不提阶级立场问题。一些当权者把人们对社会历史问题的一切认识包括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认识，只是看作纯粹的认识问题、学术问题，甚至对明目张胆地公开歪曲、反对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文章、书籍等一律看作是学者们的学术问题，对其公开在主流媒体、学术刊物和国家出版社发表极端错误的文章、书籍都看作是思想解放和学术民主的表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允许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有不同认识，但三十多年来，恶毒歪曲和攻击毛泽东现象愈演愈烈，就绝对不是单纯的认识问题，其中就直接或间接反映认识主体根本对立的阶级立场。少数人对毛泽东的憎恶，实质是对中国革命的憎恶，是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憎恶。他们把自己数十年积累的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憎恶情感通过对毛泽东的丑化、歪曲、贬低一古脑地发泄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实质也是中国当代社会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极其突出、尖锐的表现。而恰恰我们的一些领导者不从阶级和阶级立场、阶级斗争上认识问题，更不敢组织人民群众对这种现象和行为给予有力的批判和反击。反而程度不同地打击、压制那些竭力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客观上必然导致对反毛、非毛现象的纵容和变相支持。如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前后，中央报刊只是登载几个知名人物反驳对毛泽东污蔑的几篇文章，各地方媒体转载。各种媒体、学术刊物和地方刊物基本不登载来自基层群众这方面的大量文章。
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还表现在其阶级属性上。《宣言》中公开宣称共产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其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的重要文件、领导人讲话多年来，也一再讲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些论断是正确的，实质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不同的表述方法。但这些思想喊出来是一回事，能否真正信仰它并内化为自身内在素质又是一回事。近些年来由于私有化改革的逐步升级、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私有观念的大肆泛滥，相当多的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程度不同地不相信甚至完全抛弃了它，中央党校个别教授甚至鼓吹共产党也有自身特殊利益。他们信奉人本性自私论，总是从个人政绩角度，从个人能否升官、发财角度认识和处理各种事物和人事关系。而在公开讲话中仍然冠冕堂皇地把自己打扮为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由此表现了人格方面的说一套做一套的极端的、典型的虚伪性。因此造成许多群众一听到领导人讲话、教师讲课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等正确思想时，也完全看作虚假的。如笔者课堂上提到大学生应该树立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学习价值观时，曾遭到个别学生的嘲笑。问其原因时，这些学生回答说：“那都是假的。”
《共产党宣言》中把“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定为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阶段不同，各国共产党人可以有最低纲领。但最低纲领不能从根本上背离最高纲领。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把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最低纲领是正确的，强调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也是正确的。但现实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却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为名，把社会主义改制、发展中国的私有化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其重要理由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只有在产权制度上分清你的我的也就是私有化，实行按资分配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为了替这种所谓“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于是抛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错误论断。而思想理论界的一些人借此大肆把西方思想家“人本性自私论”拿来在主流媒体那里大肆兜售，并以此进一步“解放思想”，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体制是主观主义经济、是违背客观规律的经济，是违背人性的经济。于是又以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为由，把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体制照搬过来，并戴上“社会主义”的桂冠。稍微懂得一些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人都懂得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偏偏非要与社会主义强拉硬扯在一起，由此给人们一种错误认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又不敢公开打出资本主义的旗号，而标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导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急速下降。同时这种改革的最重要危害性之一就是进一步促进剥削阶级私有观念的泛滥，使相当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扭曲的认识。以扭曲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看待世界，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有科学正确的认识。
第三，偏离或背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社会主义民主
唯物史观一个极其重要原理就是群众史观理论。笔者在多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把群众史观称作唯物史观理论的两大基本支柱之一(另一支柱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群众史观认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这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的，以往的历史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从历史的本来面目角度揭示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而且要求人民群众能够自觉意识到自己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自己要为社会主人地位而奋斗，也能够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界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使大多数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学说。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是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少数人的专政和对大多数人的真正意义的民主。但理论上承认是一回事，实践上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现实生活中障碍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阻力极其巨大。而这种阻力主要一是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思想根深蒂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二是制度建设上抽象肯定多，具体落实少;三是某些权力者已经是走资派和腐败者。因此在实践中如何真正建立具体的民主制度，具体落实人民做社会主人的民主权利，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毛泽东早在夺取政权之前的1945年就在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建国以后，也一直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通过“四大”最大程度地具体落实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文革后取消“四大”实际是取消人民群众的具体的民主权利。文革虽然失败，但文革实践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就是告诫人民群众要自觉做社会的主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利用党章、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利用多种途径、形式、手段、方法如上访、罢工、集会、演讲、写建言书、上网发文章等等表达自己真实的愿望、要求，对党和政府路线和政策的批评意见、建议、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等等。这是人民群众以群众史观为理论依据，自觉做社会主人的典型的具体表现，也是真正意义的共产党执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体现。但是由于握有各种权力的一些领导者头脑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史观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他们头脑中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思想极其严重，他们中的有些人又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和严重腐败，所以他们极端害怕群众，不敢也不愿意让群众发表揭露、批评、反对他们的意见，于是编造各种理由以所谓“违法”为借口，动用专政工具，对人民群众的上访行为层层截访，封闭网站，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压制群众集会，监视、监听、拘捕积极分子，迫使这种拥护共产党执政的人民群众的自觉活动处于地下、半地下的状态。这种现象近两年不仅没有收敛，且愈发严重。毛泽东说过，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根本区别。号称共产党的某些执政者如此对待人民群众究竟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呢?是否说明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部分已经改变颜色呢?是否证明毛泽东晚年关于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一系列论断的真理性呢?
当代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极其之多。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实质就是当代中国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善良与丑恶即真善美与假恶丑两种对立现象的表现。这种对立表现在整个社会各个领域、各个组织、各个地区、各个角落之中。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任务绝不仅仅是经济建设，更为重要的领导职能和责任就是正确区分具体的真假、善恶、美丑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努力高扬生活中的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即扬善抑恶。即使在整个经济建设中如何进行、如何分配等问题上也存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但是非常遗憾地看到，现实生活中相当多的领导把扬善抑恶的职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自身经常美丑、是非、善恶不分，甚至黑白颠倒，因而也就不可能做到扬善抑恶。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自身就是本部门、本系统、本组织假恶丑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甚至利用权力扬恶抑善。笔者2007年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论道德建设中的领导行为》(发表于2008年《道德与文明》杂志第2期)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揭露和批判。而当今社会共产党沦为准地下党的现象恰恰就是当今领导行为中不辨是非、善恶、美丑，部分领导扬恶抑善的具体的重要表现之一。纠正这种现象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最重要的就是各级党组织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消灭私有制”的最高纲领，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提高自身善恶、真假、美丑、是非的分辨和处理能力，强化各级党组织的阶级斗争和扬善抑恶的社会职责。不从共产党自身入手，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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