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邓小平先生诞生110周年纪念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与这些活动相生相伴的还有关于其历史功绩的评价问题。客观地讲，功过评论是既有共识也有争论，最大的共识是他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更多的争论是有关他历史功绩的定量与定位。
在我看来，评价小平先生的历史功绩，最好搞虚评，只走粗线条，不作细评。如果要做实评细评，就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大原则，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小平先生个人的尊重，脱离这一原则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只会引起更大的争论，而不可能取得共识。那么，到底如何正确评估邓先生的功史功绩呢?我认为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还原1976年以后的重大历史事实
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最重要的依据是事实，事实清晰了，结论不难作出。1976年至小平先生逝世，中国可以记入历史的大事不外乎：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小平复出，“改革开放”的最早提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华的退出，H的主持，H的退出与Z的换位，Z的退出，不愉快之事，香港回归，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
粉碎“四人帮”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这件事本身与小平先生无关，当然也就无关功过，在这件事情上面做过多文章显然不具有客观性，尤其是不能籍此与小平功过产生联系。
恢复高考是“文革”之后后的一件大事，大多国人都把这个功劳记在了小平先生身上，而真正了解这件事情始末的人又说最早批示恢复高考的是华国锋同志。到底真相如何?希望官方有个权威性结论，把早期的学者建议——领导人批示——会议记录——批文等过程公示就清楚了。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大部分知识分子感谢小平先生是因为他们认为小平给了高考的机会，如果真相不是这样，恢复高考的功劳该记谁身上就记谁身上。
小平复出。这是与小平先生个人有关的大事，正是因为小平先生的历史地位很高，所以，他的复出自然也是重大事件。那么，必须要问，谁是小平先生复出的第一推手?是谁最终拍板小平先生的复出?如果说小平的成功是伟大的，那么，这两个人的功劳不能忘记，因为是他们给了历史这个机会，谁埋没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功劳，实质上也是轻视小平先生的贡献。小平自己在复出之前做了什么样的主动铺垫?复出之后作出了哪些改变?是如何迅速改变权力结构的?
按通常的叫法，毛主席去世后的时代称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也就是说，之前的时代不怎么改革，也不怎么开放。实际上，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可以讲是进行了感天动地的改革，也取得了极其伟大显著的成就，二十几年时间，把整个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不改革怎么达到?至于开放，确实因为战略需要(两弹一星)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大陆入常，与日欧等西方国家建交，与美国握手恢复邦交谈判等，都表明大开放的步伐已经于70年代初就迈出去了。不承认过去的改革和开放也是可以的，就当过去没有达到质变吧。那么，是谁最早提出改革和开放这样的口号呢?或者说谁最早提出“改革开放”这样的口号?谁最早提出，谁就应该拥有署名权，而围绕着这个口号奋斗的人都只能是思想者的执行人。从事实角度看，华执政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步伐已经比之前有很大加快，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前人的经济基础和前人开创的国际新局面基础之上的。另外，“特区”是一种新尝试，是不是小平先生最早提出来的?如果是，堪称伟大。
“两个凡是”到底是什么回事?因为这件事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一段佳曲，因而对围绕它身上的一些历史事实必须得到还原和澄清，“两个凡是”是否构成政治错误?它是否真实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进程?它是否成为华先生希望借此实现个人专制的政治保证?它是否是一种临时性的“政治遗产”寄托(华稳固政权的策略)?还原历史有利于还原很多人的真实形象。(这个问题的评价很难客观，因为政治的精髓在此)
华的辞职。单从媒体导向结论，华的辞职是着眼于更好的改革开放。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华若不辞职，就构成了改革开放的障碍?紧跟着就有很多问题：华到底在思想上有哪些保守性?华的行动到底阻止了哪些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华的政策到底是否符合稳步改革和原则开放的要求?这些问题都需要给出具体事例证明，否则，很难向历史交待。如果华的步骤是符合历史环境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那么，后面的事合理否?
H和Z两位政治人物的进退。如果说华的退出是因为阻碍了改革开放，那么，这两位大人的进退规律又是如何?这两个人优缺点是什么?这两个人是政治泡沫的产物还是政治谋略的产物?另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是：华、H、Z三个人身为国家一号，为何这么容易退休?这是中国特殊历史进程中的奇怪问题，这也关系到“事实终身制”和“隐性终身制”的争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隐性终身制”可能比“事实终身制”影响更坏，因为它制造了一种“KL政治”的不正常生态。是否还可以作另一种理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幕后比幕前更有戏?福兮祸兮?
不愉快的小事。现在，很难有人会对其重新定性，但是，对参与这件事的主要当事人应该有个大致评价，当然是建立在各自角色的基础之上。到底属力挽狂澜之举还是属中断进步历史之举?对人民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作用?是反腐转折点还是腐败新起点?这很关系一些人的功过评说。
香港回归。“一个国家可以有两种制度”这种想法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出现过，当时主要想适用到台湾统一上面，后来，小平先生灵活地运用到香港回归上面，应该说是有创造性的思想，在整个回归谈判过程中，小平先生的勇敢机智和坚决态度起了关键作用，居功至伟，历史不能忘记他的功绩。
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单干)。从历史某些阶段的需要看，当时的政策应该没有什么错误，虽然从长期看分田单干并不利于农业生产，但是，它有效地释放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也急时缓解了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整体上讲，农村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后来，中央没有根据条件变化对农村进行更好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怪小平先生的承包制，后人自有后人的责任。
国企军企调整改制。从现在了解的情况是，小平先生成核以后下马了大量军工企业，军转民的力度空前，有部分企业后来直接就垮掉，尤其是象“运十”、“芯片业”、“战略军工”等下马影响深远，军队耽误了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机遇期。国企改制的大面积推广是小平之后的事，但是，国企大范围退出破产的指导理论仍然是小平的理论(摸、猫、不争论，“总设计师”这个提法不准确，小平自己都说摸石头过河，自己都强调猫抓老鼠，哪有总设计?有总设计，就不会到今天还找不准路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到底是否能够兼容是另一个大问题，本文不便详论，但这个理论在中国的成形是有过很长时间争论的，应该说小平先生为这个理论的最终面世作出了杰出贡献。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有一件事必须得问问，小平先生有没有必要搞“南巡讲话”?背景是什么?退休后作全国性指导合不合适?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终身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有何区别?这个理论到底算不算一种经济理论?
重大事件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回答好历史重大问题，就能够评价准确历史中的人物功过，否则，只能说：树英雄人物是历史的某种需要。
第二，必须正确评估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成就得失
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历史政绩及地位，政治遗产和经济遗产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构成要素，对小平先生的评价也不例外。因为政治改革的话题较为敏感且几十年来进步缓慢，此处不便多谈，尽可能把重点放在经济领域。
改革的基础是什么?任何改革都讲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基础是一穷二白，工业化接近于零，建设难度于世最艰。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建设以后，中国实现工业整体布局的完整性，且在很多产业实现了国际产量优势，较为落后于时代的是轻工业和农业。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运动事实。改革取得如此明显成效的原因也在于此，把农业和轻工业一放开，整个物质生活就变化很快。然而，正如郎咸平先生所讲：让中国领导人去非洲搞改革开放试试?没基础怎么改革开放?改革一代把着力点放在影响民生的两个领域，应该说是抓对了路子，是值得称颂和赞扬的，也是很值得书写的历史功绩。
改革的依靠是什么?所谓改革的依靠应分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依靠，一是人民依靠。政治依靠取决于高层共识，华的执政与辞职都是平稳的，尤其是辞职过程未现较多私心，保证了经济改革的平稳性和政治层面的稳定性，为其他同志推行自己的想法提供了保证，而小平先生的定海作用较他人更为突出，其权威性就是一大保障。人民依靠是最大的依靠，是改革开放取得快速进展的最重要力量，物质的原始动力和精彩生活的诱惑力也是吸引人民群众更快适应新时代的重要因素，“改开”说具体一点就是物质诱惑的释放，是人内在私欲的释放，它能够在短期内催生特殊能量的爆发，效果显著的原因就在这里。
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源动力是什么?一是地下资源的高速利用，二是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开放，三是市场无限地向世界开放。象中国这样大的一个统一市场，资源、劳动力和市场都自由了，想不短富都难，中国的资源丰富，足以让一批人先富起来，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足以让一部分资本家先富起来，中国的市场开放，足以让外资发展起来。小平及其同事看准并选择的动力源应该是很有水平的，尤其是在初期，正所谓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有了这三个动力，不可能抓不到老鼠，不可能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可能不获得支持。小平先生的成功是实用主义成功的典型范例。
经济高增长的质量如何?前面提到三个基础动力源，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中国近几十年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卖初级资源或以初级资源为主的产业不可能产生高效益，以贱卖劳动力为主的生产活动也必定是低端无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以市场换技术的外企引入也不可能真正换来核心技术，所以，整体上讲，快速发展的表面影像下隐藏着诸多个低质的真实，也埋下了经济包袱的隐患。但是，当人们还处于对物质高速追求的激情阶段时，很少有人愿意冷静思考质量的重要性，享受的重要性掩盖了一切深层次矛盾的隐性危机。
经济高增长的影响如何?由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推动的高速增长发展一定阶段必然无以为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显现，于是，中国就祭出了房地产这个新的低技术高需求法宝，住房商品化改革是一项重要决策，它在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民对财富的理解新思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住房财富论已经转向到神经质的地步，以“土地”为依托的中国经济越走越低质化，越走越被动化，高增长又开始无以为继了，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高增长付出几百年都难以修复的环境破坏和上百年都难以修复的道德沦丧。不难发现，中国的人口红利让低质量高速度经济维持了很久，并还将维持一段时间，但终究维持不下去，“高增长”这个概念应当逐步从中国人大脑中退出，只有退出，中国才能慢慢走向科技型发展道路，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外交遗产的正负问题?以小平为核心的经济改革派奠定了近几十年发展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也是众多改革派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不得不说，为了换取快速发展的结果，中国也付出相当多的外交代价，包括对西方的无原则妥协，包括对国际规则的无原则让步，包括对外交协议的不合理包容，“让步换外资”和“韬光养晦换朋友”两大理论留下的祸患至今仍负债很多，还将延续相当长时间的清债期。
第三，如何正确处理一个人与一班人的功过关系问题?
在评价毛主席的功过上面，很多人习惯于把功劳都记在他人身上，把过错都推到毛主席一人身上。评价小平先生该用什么标准呢?是不是要把改革开放的功劳都堆在他一人身上?或者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其他革命元老的历史贡献如何分配?把中国近几十年的成绩都浓缩在邓小平一个身上是否合适?现在的宣传感觉是：一提改革开放，全是小平的功劳。
小平先生曾经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定位，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如果把邓小平理论也归结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成立吗?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成立的话，那小平先生的完美形象可能要受一点影响，如果不成立，则似乎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的思想都不是毛泽东本人专属，那其他人的理论为何就只由一个人专属呢?
小平先生还给毛主席的功过给了出“三七开”的定量化评议，这也是很容易引起争论的结论，如果不想引起对小平过功评议出现过大的争论，建议不要以类似方式定量化，一定量化就必定要引出历史资料的公开化，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小平先生所经历的很多具体大事件都无法公开，对于“重大事件不能全公开”时代的伟人，最理想、最合适的功过评价就是粗线条评价——小平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一个时代，需要塑造一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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