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美国西雅图少年尼古拉斯·鲁宾。
该照片由尼古拉斯本人提供
一个发现国会捐款玄机的16岁西雅图少年向本报独家揭秘
金钱与民主，在美国到底哪个重要?尼古拉斯·鲁宾，一个16岁的美国少年，恰如《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喊出一句让美国冒冷汗的话：“国会议员有些是红的，有些是蓝的，但都是绿的。”
蓝的是民主党，红的是共和党，至于绿色，则是美元的颜色。尼古拉斯发明的“绿色国会”网络浏览器插件，揭开美国国会的盖子，让大家看到了金钱在国会中的作用。
“国会议员有些是红的，有些是蓝的，但都是绿的。”
16岁的美国西雅图少年尼古拉斯·鲁宾(Nicholas Rubin)自学网络编码，推出了一个名叫Greenhouse(绿色国会)的网络浏览器插件，用以帮助人们浏览美国国会议员政治捐款的内容。上述语句就是尼古拉斯为这款插件设计的“格言”。
“绿色是美元的颜色。”8月26日，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访问时，尼古拉斯谈到了这句格言：“这款软件的意义就是告诉人们，不管议员是民主党(蓝)还是共和党(红)，他们都逃不开金钱(绿)的魔力。‘绿色国会’就是要揭开美国国会的盖子，让大家看看金钱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国际金融报》记者也下载试用了尼古拉斯的这款绿色国会软件，果然，只要将鼠标放在任何一个国会议员的名字上面，就可以浏览该议员每一笔政治捐款的内容，包括捐款数额、捐款行业等。
尼古拉斯告诉记者，他从7年级的一次演讲开始就迷恋政治金钱的话题。“我发现普通人很难了解到有关国会议员捐款来源的信息。我设计的这款软件，就是为了方便人们追踪政治捐款的来去。”目前，这一款软件2012年的数据更新完成，正在更新2014年国会选举的新数据。
“绿色国会”一经推出，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尼古拉斯告诉记者，他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我了解到的是——无关个人信仰，年龄或者国家，人们总会对政治腐败的话题产生共鸣”。
当然，“绿色国会”揭开的也只是美国政治捐款的一部分。在这个被献金笼罩下的国会政治，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更加长远的历史。美国献金制度的最新变化是今年4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违反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为由，取消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额上限的法案。换句话说，捐赠人想给多少人捐，就给多少人捐。
在两院选举如火如荼、政治献金愈演愈烈的今日，联邦法院的这一裁决可谓“火上浇油”。美国政治捐款将迎来怎样的新模式?金钱对候选人事业的影响究竟几何?企业、PAC们又将如何在新的金钱大战中平衡博弈，把握国会两院的政治风向呢?
捐款无上限：“固化”的政治献金体制
所谓捐款无上限，其实就是对现有献金政治体制的一种“固化”，这也就说明美国政治对于金钱的依赖，越来越深，不可自拔。
“这跟言论自由没有多大关系。”美国Brownstein Hyatt Farber Schreck律师事务所的一名游说人员对联邦法院的判决不以为然，认为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一个托词。
这位来自著名美国游说一条街——K街上有执照的“国会说客”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说：“目前的情况是，只要捐赠人想捐，钱总是有办法捐出去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栋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4月的裁决是对美国现有政治献金体制的一种“固化”。
其实，K街“说客”所说的办法、以及王栋所讲的“现有政治献金体制”，指的就是近年来在美国政治献金体系内所向披靡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简称超级PAC)。
超级PAC的出现，也是美国政治捐款法案推波助澜的结果。据美国原有法案规定，个人对每位候选人捐款不得超过5200美元，对候选人捐款上限总计不得超过4.86万美元。算下来，每个捐款人一次只能给9名候选人捐款。
然而，2010年1月的“联合公民诉讼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个人、企业向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款的上限，只要捐款不直接交给候选人本人或其团队操作，PAC就可无限制地接受捐款，并可自由分配款额，向重点候选人倾斜。
正因如此，2010年后的PAC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捐款“吸金石”，也被称为“超级PAC”。据Open Secrets网站数据显示，在2012年国会政治捐款中，超级PAC捐赠额所占的比例已经接近50%。
“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长期研究美国政治捐款的非政府机构“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道格拉斯·韦伯(Douglas Weber)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感叹。
记者进一步浏览Open Secrets网站数据发现，不少国会议员募款的“源头活水”就是超级PAC。以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为例，他2013年-2014年总共募集到约413万美元，其中将近60%来源于超级PAC。另一位共和党众议员Steve Scalise，超级PAC的募额比例接近65%。
韦伯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只要最高法院不立法制约超级PAC，是不是取消捐款人数限制并没有太大关系。”
上述K街游说人员也对记者表示：“捐款者不会刻意要求给1个人还是100个人捐款，他们只在乎自己的钱捐到点子上，捐给该捐的人。”
不过，4月的裁决也为政客们的生财之路开辟了新的可能。韦伯介绍：“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玩法’是‘联合筹款委员会’(简称JFC)。JFC一般由几个候选人联合组成。让一个捐款人分别给10个人捐款，他可能会晕头转向。让他给JFC开一张大额支票，再平摊给这10个候选人，就方便多了。”
韦伯说，不仅候选人之间可以组成JFC，超级PAC、候选人、竞选委员会之间也可以两两合并。“可能性是无限的”。
王栋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超级PAC的出现为美国大幅度政治献金打开了一扇大门。对之前的美国政治捐款法律而言，超级PAC可说是一个大漏洞。如今的‘取消上限’裁决等于是变相鼓励，让金钱干政的趋势更为明显。”
尼古拉斯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他对联邦法院4月的裁决结果持反对意见。“人们当然有捐款的权力，但重要的是捐款的数额和这些数额对执法者的潜在影响。我认为捐款上限是必要的，这样才能遏止政治系统中的金钱腐败”。
钱多赢选举：金钱权力互为因果
金钱的多少基本上就能决定候选人的命运。虽然不能说一定是钱最多就赢，但按统计概率来算，已经很少有意外
在美国律法的推波助澜下，近年来美国政治捐款的风气一路上涨，选举成本也逐年递增。据美国国家政治金钱学会官网显示，2012年美国政治选择的总花费(总统选举+两院选举)接近6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2002年的3倍，是1998年的5-6倍。
而捐赠额不断上涨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金钱与候选人的胜利与否，乃至仕途好坏，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互动政治研究中心”调查，金钱的多少基本上就能决定候选人的命运。“不能说万无一失”，韦伯表示，“但通常情况下是这样。”
根据该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2012年两院选举中，胜利者的花钱数目几乎都超出他们对手的开销。例如，德克萨斯州众议员Roger Williams的选举开销是落选者Betsy Dewey的10倍;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Joe Manchin的参选花费是落选者John R Raese的4倍。
当然，也有少数“以少胜多”的案例。例如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Patrick Murphy，选举花销仅是对手Allen West的1/4。
“这就像打仗一样。”王栋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如果你粮草丰盛，赢的概率就大。不过也不是说有了粮，仗就一定能打赢。”
韦伯认为，“金钱等于权力”在美国政界是一条潜规则。“花钱少却赢得选举的黑马一般到了最后都被当成局外人——除非他也学会这套找钱、花钱的本领。”韦伯对记者说。
除此之外，议员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中的地位，背后也离不开“金钱本色”的推动。尤其是两院的头几把交椅，在吸金能力上均不落后。
据“绿色国会”和Open Secrets网站数据显示，两院的领头人在今年的选举吸金大战中几乎个个表现出色。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已经募得超过1500万美元，成为2014年众议院候选人中的翘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募得超过400万美元，挤进2014年众议院吸金能人的前五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Mitch McConnell已募得大约1400万美元，在参议院募款排名中名列第五。
从单个议员的职业生涯分析，也可以看出吸金能力对仕途的重要性。以约翰·博纳为例，从1998年到2012年，他的募款金额几乎呈一路上升的趋势。随着职业生涯的延续，不少投资者也“紧紧跟随”，并“添加筹码”。
例如，美国AK钢铁公司从博纳职业生涯伊始就捐款投资，早年间是博纳最大的募款来源之一。另外，该公司几乎逐年增加对约翰·博纳的捐款数额，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AK钢铁的捐款增幅不大，近年来其光芒已经被各路“新贵”的大手笔所掩盖。
“金钱和权力往往是互为因果的”。王栋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资深议员的位高、职业生涯长、人脉广，捐款人也乐意在他们身上砸钱。因此，很难说是金钱决定权力，还是权力诱引金钱。”
企业“墙头草”：双边投资动态押注
“企业捐款却是一个反复衡量的行为。一般来说，企业捐款者是很务实的。他们哪一方都不得罪，在平衡两党捐款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获利点。”
个人捐款单边投资，企业捐款双边押注，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捐款的一个常态。
王栋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个人捐款往往注重信仰、喜好。企业捐款却是一个反复衡量的行为。一般来说，企业捐款者是很务实的。他们哪一方都不得罪，在平衡两党捐款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获利点。”
从“绿色国会”和Open Secrets的数据来看，2012年，许多大公司都选择了双边押注。例如，美国康卡斯特公司的捐款，61%流向民主党，39%流向共和党;摩根大通集团则相反，38%流向民主党，62%流向共和党。
韦伯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如果把这些公司合并成行业看，那么双边押注的趋势更加明显。“这种捐款比例的转移，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会中政党权利的转移”。
以医药行业为例，2008年，医药行业公司押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比例是1.37∶1;2010年，这一比例接近1∶1，以民主党微弱优势胜出;2012年，医药行业的“翻云覆雨手”又将这一比例改为0.78∶1，医疗公司的“宠儿”由民主党转为共和党。根据2014年的数据显示，医药公司对共和党的倾斜率“有增无减”。
据《华盛顿日报》报道，医药行业在2010年前后对民主党的支持和民主党的医疗改革措施密不可分。但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两院选举，共和党在国会中呼声高涨，医药行业的钱袋子随之倾斜，不可不谓是美国两院权力分布的“晴雨表”。
从Open Secrets网站的数据来看，今年如医药行业这般倒向共和党的行业数量不少，例如保险、地产、能源、建设、交通、农业等。律师和电子通信行业则偏向民主党。
韦伯不愿就目前数据预测2014年美国两党在国会的权力争夺结果。他只表示：“共和党来势汹汹。”
小额捐款：更代表民意但难成气候
200美元以下的捐款多是来自个人，这些小额捐款带有强烈的民意。但看看现在美国政坛上的明星们，有几个是靠小额捐款活着的?
除了来自企业、超级PAC的大宗捐款，小额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也在美国的政治捐款版图中有一席之地。
在“绿色国会”的设计中，尼古拉斯特别突出了小额捐款在国会捐款中的比例。他不仅标出每个议员收到的捐款中小额捐款的占比，还以该百分比统计出国会议员在2012年的“小额吸金率”排名。
根据尼古拉斯的统计，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议员Alan Grayson拥有最高的小额吸金率。在给他的捐款中，64%来自于200美元以下的“零钱”。
“讽刺”的是，许多“募款健将”在尼古拉斯制作的这份排名中却名次靠后。例如，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的小额捐款比率是26.7%，排名第19位。
如果说这个排名还不算太糟糕，那么众议院少数派领袖Nancy Pelosi的小额捐款比率仅为4.8%，排名第292位，就显得有点“寒碜”。
尼古拉斯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这个排名的数额差距很大(0-64%)。“比较起来十分有趣。”他说，小额捐款是“透明捐款”理念中十分重要的数字。“我强调小额捐款而不是大笔捐款或者PAC，也是因为‘绿色国会’提倡的就是透明、公正的政治捐款。”
小额捐款虽然是星星之火，它的力量也不可完全忽略。据外媒统计，2012年美国政治捐款中，小额捐款的数额约占37%，小额捐款者约占捐款者总人数的87%。
王栋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小额捐款在总统大选中的作用会发挥得更加明显。奥巴马就是著名的“零售政治家”。“2008年奥巴马对阵希拉里，就是小额捐款战胜大财团献金的一个例子。”王栋说，“那时我在美国教书，走在街道上，校园里，到处都有志愿者举着牌子为他筹款。”
那么，小额捐款能否在两院捐款中发挥类似的作用?民意能不能对抗“一掷千金”?
“难!”道格拉斯·韦伯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坦言：“小额募款和向大财团募款是两种不同的筹款方法，一般不能兼而有之。”
他说，相较于总统候选人，国会议员没有那么大的知名度，最多也就是在自己的选区内比较出名。“要靠积少成多的方式筹一大笔钱，可能性很小。”
韦伯还表示，近年来超级PAC大行其道，再加上法律的倾斜，相比于蜂拥而来的大笔资金，小额捐款往往是微不足道。
“而且，这也要看候选人采取的是什么策略。草根策略也不是人人能选择的。相应地，候选人也要拿出为民请命的姿态，这可不是容易兑现的诺言”。
钱不够花：献金政治无尽的“钱欲”
在献金政治的体制下，捐款多就是选举胜利的标志。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民众不支持我们，为何我们的捐款最多?因此，在选举之前，钱当然是越多越好
2014年中期选举，“美元大战”的硝烟味已经再浓不过了。
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在这一轮财力PK中，个人捐款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共和党阵营中，两位身家亿万的对冲基金大亨Paul Singer和Seth Klarman分别签下了一张35万美元和45万美元的支票，贡献给效力于共和党的超级PAC“终结政府开支”组织。
Paul Singer和Seth Klarman只是众多“金主”中的两位。根据共和党州长联合会与美国国税局联合公布的第一季度募款报告显示，Citadel咨询公司CEO格里芬及其夫人、著名对冲基金“Third Point Capital”经理勒布等人均“慷慨解囊”， 捐款力度较之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在这一片金钱助力的呐喊声中，却出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件。据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Russ Choma在个人专栏中透露，因为不满意捐款额落后于民主党，共和党几位领袖近日向党内成员施压，要求他们给共和党众议院全国委员会缴纳“份子钱”。
Choma在文章中透露，在共和党234个席位中，只有120人“完整缴纳”了份子钱。一些党内的领导人，如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Bob Goodlatte，也身负“债款”。
Choma还透露，议员能否在国会里坐上一把好的交椅，和他们的“交钱态度”以及“交钱数额”息息相关。
外部捐款者如此卖力捐献，共和党还要逼内部成员缴纳份子钱“遮羞”，听起来似乎不合逻辑。难道说，对共和党而言，捐款再多，钱还是不够花?
韦伯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募款需求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如今的政治选举中，金钱就代表着人气，影射着选举胜利。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在向对方炫耀自己的筹款能力。“筹的款项多，就代表你的胜算大，捐款人也会对你更大方，就像滚雪球一样。”
王栋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两党募款供不应求，一方面也是选举成本上升的原因。“募得的钱有很大一部分用来买广告时间。”王栋说，“广告时间越长，塑造的影响力越大，对对手的攻击也越彻底。而广告时间的购买费这些年来直线上升，再加上其他一些成本费的增加，造成现在选举特别‘贵’的现象”。
“再说，钱难道不是越多越好嘛!”王栋说。
不过，也有不少专家认为为选举募集大量资金是必要的。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专家Richard Bush就对媒体表示：“金钱是资源，是动员选民必不可少的部分——有时候，选情甚至就取决于你是否有钱租足够多的巴士去拉那些穷人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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