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本人试谈现阶段形势、法宝、任务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所以仍象第二篇拙作《应不应当把这三者作为“新三大法宝”?》重申本人在《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形势?》一文中的意见一样，再次重申对此文“赞同之处，当然有权力讲出来，但要以提出应增加什么、删掉什么、改正什么为主。这些评论意见，都可以作为文章在网上发表出来。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引发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共同把问题搞清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的共识，团结起来夺取新的胜利。此意切切，渴望理解;大局所需，拜请相助!”
我们要拨乱反正，实现历史大转折，复兴新型毛式社会主义，需要创造多方面的条件，但是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毛主席讲的要抓住兵民这个胜利之本。他在谈到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时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毛泽东传，1470页)什么时候几百万上千万的老百姓起来了，那才会使他们不得不听，那才决定中国的命运。认清这一点，在当前极其重要。
毛主席晚年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390页)不少文章讲到：“毛主席在病重的时候，由于意识到一旦将来文革被否定，文革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就会付诸于东流，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在中国发生，广大工农群众就会由国家的主人重新沦落为雇佣劳动者，因而曾几次放声痛哭。”每当看到这些，联想到当时和现在的情况，都令人悲痛欲绝，因为进一步感到毛主席最关心人民群众，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都令人怒气冲天，因为进一步感到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都令人愧疚至极，因为进一步感到没有完成好他老人家交给的任务，实现大转折。
最近，人民群众自发纪念毛主席逝世38周年的活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甚至有的县有的村都自发地搞，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人民群众在更广泛地觉醒，在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因此，我们务必要在每年的清明节和9月9日、12月26日都隆重纪念毛主席。当前为了把纪念活动搞大、搞深、搞红火，必须在紧紧围绕颂扬毛主席丰功伟绩的同时批判邪改路线这条主线，抓好以下八项任务：
(一) 紧紧围绕宣传和贯彻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抓好复兴毛式社会主义的群众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即新古田会议上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 ;要“确保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薪火相传”;使“部队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 ;“青年一代是党和军队的未来和希望，革命事业靠你们接续奋斗”。我个人有个初步看法，如不妥请批评指正，就是这些话特别是最后这一句话，尽管是从向青年一代提希望角度说的，但是它毕竟含有革命要接续的意思，而这便涉及到一个极其敏感、极其重大的问题：如何看待“上世纪五十年代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便消灭了，并且不会再产生”，因此之后便不再提革命而只提改革这个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强调革命的接续性确实是这次新古田会议的最大亮点。
承认革命需要坚持接续性，在我们马列毛派看来，就应当承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为什么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为什么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领导一切?为什么要坚持政治挂帅、革命统帅生产?其共同的根本性的原因之一，是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夺权政权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全面、彻底的革命过程，作为理论，它是客观真理;作为路线，它是个纲;作为实践，它完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仅仅搞经济上的革命是不行的，还必须进行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的革命。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是既全面又彻底的整个社会的革命。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而是客观真理。
马克思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列宁说社会主义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激烈斗争的时期。可见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路线。
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场运动，它是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完全为了人民群众的。这从人民群众不仅通过公有制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通过普通工农商学兵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占65%以上等形式，成为政治上的主人，同时，通过实行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文艺方针等等，人民群众也逐步成为文化上的主人上，便能够看出来。可见，只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谋幸福的主义。
毛主席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还说路线是个纲，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正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理论是客观真理;作为路线是个纲;作为运动完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所以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才能成为我军和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种革命党，才能够领导好一切;这种政治，才能统率好我们的经济。而用“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甚至西方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那一套去做政治工作，则是会适得其反的。
重提革命特别是重提继续革命，实质上意味着一次拨乱反正，所以事关重大。为了支持和促进这场大转折，我们应当尽可能抓住这一机遇，搞好一场大讨论。
必须充分认识当前讨论革命问题的重要性。要从只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才能使全国团结和统一起来，只有用既纠正“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三分错误，又发扬对反和平演变作出重大贡献的七分成绩的新型科学文革才能挽救革命挽救党的高度，认清如何认识和处理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是当前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所以这场革命大讨论，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前途。
搞好这场大讨论，既要防止和克服因为是现时领导人提出的，便以种种理由拒绝给予任何支持和帮助，过分缺乏策略灵活性的倾向，又要防止和克服眼睛向上过多，重视帮助轻视促进，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重视不够，过分强调策略灵活性的倾向。
进行这场革命大讨论，当然要注意帮助、促进党内健康力量左转，但重点是宣传、动员群众，是让全国都知道。
能不能既积极又稳妥地投身和抓好这场革命大讨论，对马列毛派的各个社团如联谊会、网站、论坛、学院、红歌队等等以及每个战友，都是一次重大考验。我们务必发扬献身精神，讲究战略战术，克服错误思想观念的束缚，排除各种消极因素的干扰，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好这一仗。
在此基础上，开展好一场实事求是看待文革的大讨论。实质上，这种讨论正在进行。例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最忧虑几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北京日报，2013-12-25)
再如，由毛泽民夫人朱旦华口述，马社香整理的《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断认识》一文说：“‘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包括‘新疆叛徒集团’冤案(朱旦华也因此受到过严重冲击)。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层次的。如果只计较个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难，就很难从战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总结教训方面，我们党有成功之鉴。回想当年王明路线给我们党造成的巨大损失，苏区丢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几十万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连党中央都差一点被敌人吃掉，对我党造成的损失，空前绝后，危害非常严重。但毛主席在延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教训，对事不对人，强调弄清是非，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更不是对那段历史搞彻底否定。他一再讲，在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武装剿灭这个大方向上，我们还是共同一致的，在七大还动员大家选王明为中央委员。张国焘如果不是叛党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恐怕也还是要进中央的。大批跟着王明跟着张国焘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还得到了重用，结果是全党思想统一，团结一致，最终取得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应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那些应该否定的东西。绝对肯定一切或彻底否定一切，都是不科学的，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党史文苑，2014-11-11)
还有，林伯野将军指出：“人们的立场不同，认识也不同。站在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看文革，结论必定是糟得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有高度觉悟的人看文革，结论必定是好得很。同样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人们，由于觉悟有高有低，其结论也会有差别。因为人们的阶级觉悟从自发到自觉，有一个过程。所以还要提高觉悟，才能认识正确。如果因为受到冲击、受到寃枉，从个人得失出发，就会不赞成文革。如果从个人所在的单位或地区这个局部出发，看到这个局部出偏差、很糟糕，也会对文革不满意、不赞成。如果只从文革的某一时段出发，只看到缺点严重，看不到后来已被纠正，也会不能正确认识文革。只有从全局着眼，从长远着眼，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质，才能对文革有正确认识。”(东方红网，2013年5月9日)这趾话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恽仁祥老所写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用大量活生生的具体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材料，都值得讨论时参考。如果能搞好这场大讨论并进而发动百万人要求给因参加文革而遭受冤屈者平反昭雪的大签名，就会为拨乱反正，复兴新型毛式社会主义作出重大贡献。
(二) 紧紧围绕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法治思想，抓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治理的群众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毛泽东法治思想的核心，是通过宪法等法律体系，确保逐步形成群众人人起来负责，人民监督政府的局面;以工人直接参与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普通群众直接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国家管理;通过“四大”等大民主的形式进行反和平演变，保卫人民政权等等，实行人民群众对国家的治理。这种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我们的国体所决定的人民群众进行统治、管理和治理的方式，这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民治。
我们的法治，和德治、人治等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民治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就是说，民治是个整体，法治、德治等只是它的局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目的，法治、德治等只是实现它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治要靠德治、法治等方式去实施，德治、法治等要服从和服务于民治。正如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刘润为所说：“‘专政’体现为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倾向性，也就是你的那一套东西(法律、纪律、政策、导向等等)是向着什么人的、为着什么人的。……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那法治就会变味，其结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占尽便宜，而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吃亏。”(红旗文稿2014-10-11)
实践告诫我们，坚持法治服从和服务于民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有利于使法治保障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不被随意改变。例如，近30多年来工农群众由主人公变成弱势群体，就是打着法比权大的旗号，通过修改“七五”宪法形成的“八二”宪法，取消了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特别是取消了罢工自由实现的。这是对社会主义大民主的一种背弃，也暴露了现在实行的从根本上说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民主，而且从原则上看，连资产阶级的一般民主都达不到，因为正象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上台，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上台，他们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是法西斯专政。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体而言，还有罢工自由这一条。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尖锐性、严重性，要有充分的认识。我们一定要通过使群众认清法治服从和服务于民治才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积极地投入维护自己的社会主义民治权力，保障国家主人地位的斗争。
坚持法治服从和服务于民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有利于使法治保障人民群众的生产资料主人地位不被随意改变。例如，近30多年来大多数工人在企业里由生产资料的主人沦为雇佣劳动者，就是打着法治优于人治的幌子，通过强调政法甚至军队为改革保驾护航等等进行的。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违法犯罪行为，因为这是颠覆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公有制是人民政权的核心，所以取消公有制实质上也是颠覆了国家政权。我们一定要通过使群众认清法治服从和服务于民治才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积极地投入维护自己的社会主义民治权力，保障生产资料主人地位的斗争。
坚持法治服从和服务于民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有利于使法治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地位不被随意改变。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因为发表了一篇讲要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竟然受到自由化分子特别是其中的西化派的大规模围攻，有些人甚至威胁说要对他“处以绞刑”。这一方面说明阶级斗争激烈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人民民主专政被削弱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一定要通过使群众认清法治服从和服务于民治才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积极地投入维护自己的社会主义民治权力，保障人民民主专政地位的斗争。
坚持法治服从和服务于民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有利于正确处理体制內外两种健康力量的联合问题。例如，最近王伟光受到的攻击，主要是重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余孽”。由于多种原因，体制內的健康力量在当前还难以直接充分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和呼吁为文革被说成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进步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而体制外的健康力量则正好在这些方面发挥优势。实质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在历史上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更明确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就是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决定和要求坚持继续革命，包括利用文革这种形式进行斗争。民间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敢于讲清并贯彻这一点，也证明人民大众是主力军，是我们的胜利之本。我们一定要通过使群众认清法治服从和服务于民治才是社会主义的法制理念，积极地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复兴毛式社会主义而斗争。
坚持法治服从和服务于民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对待一些人既推崇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又推崇孔孟之道之类问题。有的论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国家的思想，无疑是有优劣或者说正确和错误、先进和反动之分的。而且，这两种思想体系相互排斥或者相互斗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最终必将取代或者说战胜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在西方国家及其走狗西化派用自由、平等、和谐等概念宣传普世价值的情况下，把这类概念也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显然会造成思想混乱。有的论者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正如《毛远新谈毛主席批孔子的真正原因》一文(红歌会网，2014-10-8)所说：“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主要指赵匡胤、朱元璋式的历史人物)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对抗)时，落入历史的这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有的论者提出：“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他们甚至赞赏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毛远新说，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批那个东西。……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但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矛盾，处理不了，和得起来吗?”“毛远新指出，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同上)
由此看来，一些人既推崇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又推崇孔孟之道，都是出于维护剥削阶级统治地位的需要。其共同特点之一，是都搞精英专制而反对社会主义民治。所以，只有坚持法治服从和服务于民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既抓好反对普世价值的斗争又抓好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包括驳倒那些既推崇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又推崇孔孟之道的人。
(三)紧紧围绕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反帝反修反腐败思想，抓好“九月爱国运动”式的群众斗争。
前几年提出的“24字方针”把“抗美救国，转型备战”放在了前面。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么强硬，美帝为什么没敢硬碰硬，可能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战略重点已经移到亚太，主要目标是对着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么猖狂，后台就是美国霸权主义。这充分证明我国今后几年面临着极大的战争危险。前年的“九月爱国运动”全国数百万人上街游行，湖南去年的“新五四运动”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说明爱国主义能动员最广大的群众。上述事实，都证明把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作为重要任务是正确的。
为了以狠打那个最大的汉奸老虎为突破口抓好“九月爱国运动”式的群众斗争，这里再次对多个方面、多种途径对他揭露批判的材料进行以下归纳概括，以便更多的人了解掌握，促使有关部门尽快核实取证，公正审处，给全国人民一个应有的交代。
其一，违反宪法，涉嫌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他多年来一直公开大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永远不变”，实质上是把美国式的家庭农场当作了理想模式。他还以“要打破国企的垄断”为名，极力推动私企实质上是外资进入铁路等行业，进一步瓜分已所剩无几的国有企业。如此公开、疯狂地违反宪法进一步瓦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显然应被追究颠覆国家政权和基本制度的罪责。
其二，卖国求荣，使人民利益受到巨大损失。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陷入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后，他极力主张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态度去挽救，用两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买美国的债券，使中国买西方国家债券达3万多亿美元。多方面的事实证明，这些钱(全国平均每人约1.5万元人民币)相当部分已打水漂了，而他个人却多次荣获美国的最高奖赏。
其三，他主张的政治改革实质上是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人所共知，中东、北非近来的战乱，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的鼓动、支持下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及直选总统，而他对这种民主是肯定的。例如在2012年两会上答记者问时他说：“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这不是公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吗?
其四，大搞转基因主粮商品化，把人民群众当作试验用的小白鼠。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美国推行转基因计划的目的之一，是“让落后人种(包括中国人)饿死、夭折病死或失去生育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对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说“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而且大量进口了美国的转基因玉米、黄豆。这些罪责，也要一追到底。
其五，公开大讲自己没有任何失误，丧失了起码的诚信。在他任职期间，“三公消费”2009年便超过了9000多亿元;物价一再突破他承诺的底线;国务院部委高官接连因腐败落马;毒奶粉、地沟油、因强拆导致的百姓自焚事件屡屡发生;基尼系数一路飙升，使中国成为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等等。在大量客观事实面前，他却说自己“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这能让人相信吗?
其六，国际上和国内都传说他家拥有27亿美元的巨额资产。这包括他曾协助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渡过难关，其亲人获得价值几十亿元的股权。他的儿子是以英国汇丰银行为后台的平安保险公司的后台，有资产数十亿元，后来又变成特大型中央国有企业中国卫星通讯公司这一掌管北斗导航系统的极其重要企业的董事长;他的夫人曾任中国珠宝协会副主席和中国唯一的上市珠宝企业北京戴梦得宝石集团的总裁。在这种情况下他竟这样表白：“为国家服务整整45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这是不是嚣张、顽固的表现呢?
不难看出，搞清他的问题，追究他的责任，对于党的领导机关无疑是一个重大考验。
(四)紧紧围绕宣传和贯彻毛泽东经济思想，抓好反对国企进一步私有化的群众斗争。
当前，邪改派和马列毛派都把围绕着混改的斗争看作了一场“生死决战”。毫无疑问，对方提出“背水一战”，就是不留后路，拼死一博。我们不少战友例如昆仑岩将军也是看作最后斗争的。这是因为，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角度看，进一步搞国企私有化，会导致彻底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角度看，正像俄罗斯的丘拜斯所说当时俄罗斯搞国企私有化，经济上的考虑只占5%，95%是考虑的政治。最近张维迎也讲，既然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不高兴，咱就搞国企改革，只要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自然就垮了。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因此，围绕混改的较量自然会很激烈。宋方敏将军指出：“‘政左经右’的路子不能走，也走不下去。要确保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就不能孤立地就意识形态抓意识形态，而必须围绕经济工作中心，盯住当前改革的主要危险即私有化陷阱，捍卫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住社会主义命根子。两条改革道路的较量是活生生的现实，一定要为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斗争。在公有制主体不主的格局下，国有经济这个支柱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要弄到国企‘命门’被灭、公有制‘根基’被毁、经济基础最终变质，变成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完全不相容的时候，政治思想上再唱社会主义的高调也无济于事。”(优酷网，2014-11-18)这话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人所共知，国企进一步私有化是《2030年的中国》作为改革路线图提出来的，明确要求“实现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而这个路线图则是中美两国政府的智囊机构联合制定的。同时要看到，进行混改是中央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一些人自然会利用这个合法手段继续跟我们较量。国内外既得利益集团做梦都想进一步瓜分国有企业，因为这最后一块大肥肉对他们太有吸引力了。在他们看来，假如混改让谁给停了，这个口子一开，那是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甚至会带来大清算的。这驱使他们把改革变成一种制度革命，妄图在中国彻底建立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来保护他们的财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则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当作眼中钉，认为这个航母编队不打掉的话，对美国威胁很大，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他们拼命地进行最后的抗争。另外，好多地方官员发现房地产不好搞了，就要靠卖国企来还债。这也是很要命的事，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政绩和前程。同时，美国也公开施压了。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就说，要加快改革，加大对私有领域的重视，减少对国有企业的重视。这不是公开威胁是什么?所以对今后斗争的激烈程度，我们务必要有应有的认识。
为了抓好保卫国企这一实质上是保卫我们命根子的生死决战，我们首先要进一步驳倒《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所概括的邪改派的“国企垄断论、国企低效论、国进民退论、国企腐败论”。 其次，要坚决支持吉林通钢式工人群众的斗争。同时，河南南阳市把纪念毛主席和下岗工人维权斗争相结合的形式，也很值得总结提高，积极推广。
(五)紧紧围绕宣传和贯彻毛泽东廉政思想，抓好反对腐败蜕变的群众斗争。
多年来，不少人民群众敢于对本地本单位的腐败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他们是人民功臣，值得学习、表扬。但是也有一批群众把反腐的重点放在上访上，坚持多年成效不大。应劝说他们把重点放在写小字报、传单和静座、请愿等形式上，使腐败分子的情况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能做到象过街老鼠那样人人喊打当然更好。这样，即使当局不处理甚至包庇怂恿，他们也臭不可闻，难以混日子了。同时，这也利于在全国各地普遍掀起群众性的“打老虎苍蝇运动”。
金融连接着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的生产经营，联系每个社会成员和千家万户，是国家管理、监督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和手段，同时又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实现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加强国际间经济技术合作的纽带，因此社会上几乎所有的腐败问题都与金融领域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千方百计猛攻这个关键性的堡垒。
国企私有化是最大的腐败，它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数量之大，规模之广，危害之深，是空前的。所以不反对国企私有化改革这个腐败，那就是治标不治本。打老虎、苍蝇，是针对个人的，要从制度上反腐败，反对制度上的腐败，就必须反对国企私有化。不治国企私有化这个本，社会主义的反腐败和资本主义的反腐败，就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说，敢反对国企私有化，才是社会主义的反腐。雨夹雪网友说得好：“腐败是侵占人民1%的财产，私有化是侵占人民100%的财产。如果只反腐不反私有化，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坏。”(，2014-4-15)
(六)紧紧围绕宣传和贯彻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抓好反对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的群众斗争。
中国民间爱国团体反转基因宣言(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网，2014-11-9)指出：
(一)国民中最具生命活力的大学生群体，其捐精合格率已降至仅10%的水平，而正常水平应该是50—60%。除大学生群体外，农村青壮年大多数都在城市打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及食品的安全程度均不及大学生，因此其生育能力不会比大学生更强。
(二)现我国民中白血病、癌症、糖尿病、肝肾疾病、心脏病等的患病率也已呈爆炸性增长，均比转基因进入中国前增长数倍。
(三)转基因作物种植区普遍发生大老鼠灭绝、大量死猪死鸭等严重生态灾难。
世界上13个国家的科学家，以科学研究实验和长期生产实践的第一手资料，一致证实转基因作物与协同农药草甘膦(除草剂)的巨大毒副作用，有力地驳斥了转基因利益集团刻意制造的所谓“转基因同样安全”的无耻谎言。
(1)俄罗斯国家基因安全研究会主席伊莲娜.沙罗伊吉娜证实，转基因大豆使老鼠死亡率增高、发生肿瘤和第三代绝育。而俄罗斯科学家做实验用的CP4 EPSPS40-3-2，就是中国人最近10年消费的孟山都食用大豆油的原料。转基因大豆油占中国人食用油总消费的90%，转基因大豆蛋白和转基因饲料基本覆盖中国人饮食的全部环节。
(2)美国科学家唐•胡伯对转基因作物的捆绑农药(草甘膦)的毒性进行长期深入研究后证实，它对有益微生物(固氮微生物;菌根;蚯蚓;植物促长根圈菌等)有毒性;在杀灭有益菌的同时打破了细菌原有的平衡，致使恶菌猖狂(如镰刀菌、漆斑菌等)。最严重的问题是，已经从饲喂转基因饲料而流产的动物体内分离出了新的不明病毒。
(3)中国质量检验检疫总局研究员范晓红，2011年从进口转基因大豆中发现了原本不属于大豆的一种不明蛋白质。这一发现与美国植物病理学家胡伯在转基因大豆饲料和流产动物体内发现的新型病毒吻合，显微照片高度一致。这是一种能够跨越植物界和动物界、导致严重生殖异常的全新病毒，由于它能直接造成哺乳动物生殖异常，其危害是无法预计的。
(4)中国科学医学院周则卫团队做的转基因大豆油动物喂养实验证明，转基因大豆油损害免疫力和生殖系统。
(5)法国分子生物学博士尼古拉斯•德法热对农达除草剂十年跟踪研究，证实农达对人类细胞具有毒性。法国卡昂大学报告喂食转基因玉米诱使实验鼠生长巨大肿瘤。
(6)丹麦农场主艾博先生介绍，由于使用转基因饲料，丹麦生猪养殖场畸形病患普遍。
(7)德国农场主格洛克纳用转基因玉米喂牛，导致奶牛大量死亡而破产。
(8)阿根廷农民代表控诉孟山都转基因大豆毁了阿根廷。在转基因大豆集中种植区，癌症爆发，已经成为人口死亡第一原因(占50%)，新生儿畸形率高达6%。
(9)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教授南希•斯万森通过对大量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20多年来，随着美国转基因栽种及草甘膦使用量的增加，美国人患各种病的比例也在增加，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其相关性达到了99%(100%为完全相关)!
(10)美国《横跨美国妈妈协会》创始人之一珍哈尼介绍，在过去的20年中，随着转基因种植和转基因食品在美国越来越多，美国公民的发病率大幅提高，健康状况不断下降。为了弄清楚转基因和草甘膦对人类有多大影响，协会将一些志愿者的尿样和血样送试验室检测，结果令人惊讶。30%的人尿样中检测出了草甘膦。同时还对母乳进行了检测，结果竟然发现母乳中草甘膦含量比欧洲饮用水允许草甘膦最高残留量还要高760到1600倍。(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2014-11-14)
当前，要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已经知道近年来有许多严肃的科学家经过大量实验，证实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胚胎异常等数十种疾病有高度相关性;美国军方曾提出“新型生物战剂可以作为战略武器针对敌国平民人口长期施用并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转基因作物恰恰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如今向中国大肆推销转基因农产品的孟山都公司正是当年生产投向越南战场的橙剂生产商;早在2000 年全球的828位科学家就向各国政府紧急呼吁,叫停转基因，指出转基因作物违反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我们的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些年农业部在不让自己的幼儿园吃转基因食品、严禁奥运会等所有外国人活动场所销售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批准进口和种植转基因主粮让全国人民吃，把13亿老百姓当作小白鼠，并把人民的质疑斥为“无知”;转基因利益集团不顾我国大面积种植转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德美亚等)造成严重生态灾难并摧毁养殖业(尤其是养猪业)的恶劣后果，在继续一意孤行大规模全面迅速地推进转基因粮、油、菜、果等产业化;有资料显示,中国转基因的积极推动者不少有美国资金和机构培养的背景，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的专家不少在销售转基因种子的公司都有兼职的基础上，使更多的人了解北京食品安全志愿者杨芳洲提供的材料有关转基因的新情况。其中包括：
(1)北京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自己公开宣传，张晓东研究员带领的小麦转基因育种课题组自育小麦新品种“京生麦1号”，在北京郊区推广约2万多亩。在河北唐山等北京周边地区、天津和山西等地区均有引种试验，总推广面积约5万亩(有照片为证)。
(2)据各地志愿者和一些地方种子公司工作人员反映，现转基因粮食和蔬菜、水果、林木都已全面泛滥。仅上海反转基因联盟的志愿者们查到的转基因粮食蔬菜的品种型号就有上百种(视频《中国地区非法种植转基因品种番号揭密之一》为证)。
(3)“监管者使用的对草甘膦毒理学风险进行的评估来确定‘对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可接受水平的危害’，不考虑像农达这样的草甘膦配方中称之为‘非活性成分’产生的协同毒性，它们增强其毒性几个数量级”(《绿色医学信息》)。《无转基因美国》的戴安娜•李维斯结论：“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农达及其称之为活性成分的草甘膦，对人类与动物健康、对非靶生物与我们的环境造成危害。”
不少群众提出，要追究搞转基因主粮商品化者的责任，这很有必要。现在不是老讲问责制吗?我们就是要千方百计穷追猛打，使那些支持、参与、批准搞转基因主粮商品化者，受到应有的惩处。据说现在北京已有相当多的人不吃转基因食品了。如果全国的省会城市也能做到这一点，并且能有数十万人参与追责斗争，那就会给邪改派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
(七)紧紧围绕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民主思想，抓好维护人民合理合法权利的群众斗争。
必须组织老工人，忆当年的社会主义之甜，诉今天资本主义之苦，并在网上发表、印成传单广为传播，使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中华民族的一切危机的根源就是邪改派背叛马列毛主义，对外投降美帝，对内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
必须坚决支持类似于吉林通钢、广东裕元、湖北武汉和重庆等地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的维权斗争。深入研究斗争形势任务，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斗争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使人民群众认清，通钢职工的斗争是工人阶级走上舞台中心的标志。我们决不能靠神仙皇帝救世主，自己的幸福和解放只能靠自己来争取，从而充分发挥斗争的主动性、主体性。
必须加强工人阶级本身的团结。要积极促进国企工人与私企工人之间，在职工人和下岗失业工人、退休工人之间，城市工人和农村工人之间，不同地区工人之间，不同行业工人之间的大联合。同时，要看到走私有化资本主义道路受害的不仅是城市的工人阶级，也有农村里的普通农民，因而联合农民，重铸工农联盟。
必须充分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青年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先锋力量。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能够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于他们不仅重视同吃同住同劳动即工作、生活上的结合，而且重视政治、思想上的结合，注意学习工农群众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先进思想，真正把人民群众看作英雄，看作创造历史的动力，看作决定的因素，从而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的最大价值。而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懂得了阶级剥削、压迫，进而懂得了革命，懂得了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懂得了只有推翻剥削阶级，建立没有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才会有绝大多数人的好日子过，才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唯一出路。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知识分子才起了桥梁作用、先锋作用。因此正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就不能成功。
(八)紧紧围绕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文化思想，抓好文化战线的群众斗争。
多年来，、毛泽东旗帜、红歌会、东方红、红色中国、毛泽东思想旗帜等网站;“红歌总司令”戴诚带领的常州红歌团、北京景山公园红歌队、知青文艺宣传队、刘毅然带领的编导演出队伍等文艺队伍;武兆令、赵光武、杨徳明、谭乃彰、田心铭、孔庆东、巩献田、张宏良、韩德强、刘永佶、赵磊、梁柱、周新城、司马南、卫兴华、艾跃进、杨思远、蒋高明、顾秀林、李定凯等学者;魏巍、马宾、张全景、秦洪达、卢之超、马也、李成瑞、刘实、韩西雅、李波、马青柯、王子愷、刘日新、张文茂、李树泉等退休干部;魏巍、林伯野、恽仁祥、李际钧、宋方敏、姚有志、杨春长、罗援、王立华、武兵等离退休军人;戴旭、秦天、尹卓、张召忠等现役军人;陈红兵、范景刚、秋石客、钢筋水泥、卫东、李忠、郭松民、徐亮、时迈、张耀祖、李民琪、余锋、愚悻、大众民主、梅子、雨加雷、顽石等网络名人，都从不同角度为宣传红色文化和进步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全景部长说得好：“不突出学习红色文化，片面强调学习孔孟之道，提倡学习《弟子规》、《三字经》，甚至穿上汉服、唐装拜‘孔圣人’、举行‘点朱’或‘开笔式’，这也是不恰当的。当前，社会风气的滑坡，不是因为传统文化的丧失，而是红色文化的断流造成的。这里有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说边区‘十无’，那是什么文化占主导地位?一个是‘文革’年代，‘批林批孔’期间，可以说批孔之猛烈比‘五四’运动还厉害，实际也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年间最为猛烈的批判，但是社会风气又是怎样呢?其实，在毛泽东思想、红色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革命情谊的伦理道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工作上是‘精益求精’、‘又红又专’……这些不都是很好吗?“(红色文化网，2014-11-7)
当前，红色文化大潮在进一步高涨。例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火车站自发组织庆国庆唱红歌这样的团队，就是一个标志。黄塑芹发文(，2014-10-5)说：“还没有观看全部节目，我就有了一个深切的感受：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人民群众最智慧!理论很重要，我从不质疑理论的阐述，但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行动即王道!如果千千万万红色网友像齐齐哈尔火车站自发组织庆国庆唱红歌这样的团队，去火车站、汽车站、城市社区、厂区、广场、村口、军营、商场、校区、公园、市场，去能去、去人多的地方唱红歌，把理论书把革命资料广泛而无偿地散发给广大人民群众，复制齐齐哈尔火车站红色宣传队的宣传模式，而不是在各自山头自称老子天下第一，中国红色大潮必将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那将是怎样壮丽的景象?!”我们是多么渴望这种壮丽景象的出现啊!
邪改派也是纸老虎。经过30多年的表演，他们已经丑态毕露，失道寡助。即将发生的总危机，便是他们大势已去、气数已尽的标志。数百万革命人民高举毛主席像走上街头之日，就是他们分崩离析、一朝覆亡之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让我们张开双臂，去迎接这场伟大的胜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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